姚洋:在乡村掀起一轮进步运动很有必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3 次 更新时间:2018-03-21 23: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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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进入专栏)  

   34岁的冯海铎平日生活在北京,在一家义齿加工厂做厂长。每到春节,他会回到位于河南邓州农村的老家。

   家中的地靠父母种着,“没办法,农民离了地就没法活。”虽这么说,冯海铎也清楚,到了他儿子这一代,在城里有一套房才是正事,“不给儿子买套房以后就没法说媳妇、抱孙子”。

   在城市的工厂区、城乡接合部、城中村,有很多的“冯海铎”。他们有家有土地,他们因为耕地少、收入低、宅基地不够、给儿子进城买房等等原因来到繁华的都市找机会。

   工业化、城市化大潮以来,人口流动开闸,几亿农民工到外埠打工,很多村庄成为留守老人与孩子的“保留地”。同时,原本用于农村、农业、农民的土地,现在转入了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用地,土地城市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城市化的增长速度。

   2月4日,新华社刊发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此次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乡村经济要多元化,培育一批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进一步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的房屋使用权,也明确不得违规违法买卖宅基地。

   放在更大视野来看,乡村振兴战略是在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中国近40年的市场化改革激发了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城市化加速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造成了城乡关系的紧张。

   “中央一号文件”有两波农业浪潮。20世纪80年代曾出台了指导农业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拉开了中国城镇化的大幕。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开闸,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加之后来中国加入世贸,与全球市场打通,开启了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大潮。而从此,城乡也走上了分叉口。

   到了2004年,时隔18年又一次出了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这个文件开始减免农业税,对种粮农民开始补贴,对主产区市场紧缺的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格。此后,2005年至2017年又连续十三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在城乡失衡的大背景下,中央试图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可是,把从工商业、城镇收来的税转用于补贴“三农”,摊到每家每户农民头上已所剩无几,而且财政转移诱发的寻租现象防不胜防,靠财政能力收窄城乡居民的收入差的效力确有待审视与反思。

   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前中国仍有近6亿的农村户籍人口,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8亿,其中外出农民工近1.7亿。而经过一段高速城市化的时期,中国城镇化已进入了调整阶段,农村却被落在了后面。经济学家周其仁指出,改革要“改”也要“革”。现如今,新一轮农村振兴改革似已“呼之欲出”。此次一号文件是否吹响了新一轮改革的号角?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过往的农村政策有何不同?农村的未来要往何处去?农民的权利又应得到如何安排?澎湃新闻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

  

   农村不再完全是劳动力的水库,农村也不完全做农业

  

   澎湃新闻:如何看待此次提出乡村振兴的时机?

   姚洋:这与中央意识的转变有关。过去把农村等同于农业,农村等同于劳动力,换句话说,农村就是提供粮食和劳动力地方。通过这一轮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家的思路转变过来了。

   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国内的农产品价格太高。现在的农业补贴政策是在重复20年前的错误,20年前就提出粮食政策实行三项政策:按保护价敞开收购、顺价销售和用农业发展银行贷款资金收购粮食且资金封闭运行,亏损了2000多亿,当时的2000多亿是个很大的数字,这次又亏损了好几千亿。我们的价格比国际价格高出30%-40%,这是所谓的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背景。

   和这个相关的是规模经营,上一轮去做农业的企业基本上全都亏损,这与我们粮食价格倒挂是相关的。于是,大家才发现原来小农才是我们命中注定的,这次也提到家庭经营,维护家庭经营。

   澎湃新闻:乡村振兴战略背后的逻辑是怎样的?

   姚洋:现在中央层面已经意识到,农村不再完全是劳动力的水库,农村也不完全做农业。中国的农业还是要利用世界的市场,粮食100%自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科学的。让部分土地撂荒不会影响到粮食安全,而且农业还是重污染行业,农业的污染要几十年上百年才能修复,少发展农业没有什么不好。

   小农经济是我们的命运,躲不过去的,日本都没有躲过去。这意味着我们的农业不可能跟美国、加拿大、阿根廷这样的国家竞争,除非有极高的保护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利用国际市场,可以节约土地,有一个研究表明,通过进口大豆、糖料、油料作物,我们每年可以省下一个吉林省的土地和3.7个三峡水库的水。只要我们不把耕地变成水泥,并不存在粮食不安全的问题,利用国际市场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另外,罗斯高的研究(编注: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斯高多年从事中国农村研究,他提出 “63%的贫困农村孩子没上过高中”,“应倡导妈妈们回到农村”等观点)也是有用的,让决策者意识到我们的农村落后太多太多,不仅是“物”的落后,在文化层面、教育层面、精神层面,整个农村都被抛弃了,所以要提出乡村振兴计划,要在更大的范围内振兴乡村,这是提出来的乡村振兴计划的背景。

  

   在乡村掀起一轮进步运动很有必要

  

   澎湃新闻: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与往年相比有哪些新特点?

   姚洋:这次一号文件与过去相比很大一个特点是不单单谈农业了。

   其次,土地制度有所突破,但具体地宅基地要怎么入市,还需要一定的规范性文件。这次提乡村振兴,是要做全面的工作。

   现状是哪怕到2035年,中国仍将有30%的人还居住在农村,也就是4亿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改变农村的居住环境。现在从大城市去到不发达的地方完全是到了另外一个星球。这些地区农村的基础设施极差,农民享受不到公共服务。撤村并镇还要接着做,否则空心村到处都是。只有人口适当集中,才能提供公共服务。

   现在叫“乡村振兴”,比“新农村建设”更宽泛些,新农村建设主要还是“物”的方面,乡村振兴指的除了公共硬件服务外,还要有“软件”方面。例如村庄政治,现状是村庄政治基本上是瓦解掉了,应该坚决支持基层民主自治;村庄的整个社会、文化、生活、教育都应该重建。

   澎湃新闻:应该怎么在“软件”上重建乡村?

   姚洋:我们应该先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是不是还需要一个进步运动?

   澎湃新闻:“进步运动”?

   姚洋:当前农村需要一场全面的社会改造。现在在新的时代里,用“社会改造”这个词不好,我们要用“进步运动”。

   农村社会现在普遍存在原子化、无组织化,有些地方还存在赌博、吸毒、邪教盛行、妇女解放运动倒退等情况,可以说是一个“文化沙漠”。罗斯高的研究也显示,孩子的教育在农村是一个空白。很多县城收了很多税,钱都浪费到面子工程上了,花在文化建设上的很少。过去的公社时代还有电影放映队,现在什么都没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前30年发生了许多社会改造运动,许多都以失败告终,但有一些却成功了,比如妇女解放和教育的普及。说到底,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物,建国之后也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社会的现代化。这和其他国家,比如美国的进步运动(编注: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历史上一股很有影响的社会运动和思潮,由贪婪和腐败的盛行引发,它包括政治、经济政策、社会公正和促进道德水准普遍提高等方面的改革)是一致的,都是现代化的一部分。

   但是,中国在过去40年里基本上没有进步运动,政府和国家基本上都在搞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这也许没错,可是我们现在离全面实现现代化只有17-18年的时间,重新在乡村掀起一轮进步运动是很有必要的,要将这场新的进步运动与乡村振兴计划结合起来。

   澎湃新闻:“进步运动”与“现代化”是怎样的关系?

   姚洋:日本明治维新那一代,像福泽谕吉等,他们是参透了现代化进程的,他们知道怎么去做,在那个时期日本对国民的训练上费了很大的功夫,这让他们大大地缩短了与欧美国家的距离。

   美国的进步运动也推动了美国的进步。可以说没有进步运动就没有罗斯福的新政,也没有工人阶级和美国资产阶级的妥协。那么,美国可能也跟欧洲大陆一样,会有很长时间的工人运动,正因为有了进步运动,工人阶级与美国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被消解掉了。我们现在也应该重新回到现代化。

   澎湃新闻:为什么说是“回到现代化”?

   姚洋: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我们基本上不提现代化,在很长的时间里不再提人的解放,当然原因也在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很多社会改造失败了。

   过去的20年里,整个思想界都不争论,经济学界自从1997年后也不再争论,也没有大家一致关心的问题。现在既然重新提出现代化,我们应该好好讨论一下现代化,比如,现代化是否应该包括现代性?

   我认为我们应该回到共产党建党之初。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承担了两个任务,一个是救亡图存,另一个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成果,应该放在这个波澜壮阔的背景下去理解。

   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30年做的就是现代化的工作,只不过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100年之后历史学家再写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会原谅很多人。如果以50年为一个刻度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你会发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起点不是1978年,而是1949年。也就是这一年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了。

   我们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而是要对那时的思想和做法进行扬弃,抛弃错误的做法,继承当时现代化的精神,并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澎湃新闻:按你的设想,“进步运动”该如何开展?

   姚洋:“硬”的东西只要国家出钱总能做一些,但是“软”的方面就没那么好做。振兴计划还是要看怎么去落实。

   现在的问题是组织上太分散,新的进步运动要有组织地去做。中国的体制必须要中央顶层设计,现在农业部、卫计委、民政部、城乡建设部都在管农村,过于分散。既然要搞乡村振兴计划,应该有一个统领协调的部门,最好是在党中央设立这样一个主管农村工作的机构,专干这样的事,这样可以统一起来。在县一级也应成立相关的机构,每个村有一个工作队,我们要把农村工作的队伍建立起来。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有个这样轰轰烈烈的乡村运动,那时候农村还很重要,时隔多年,现在的问题虽然不一样了,但农村面临的情况很复杂,如果我们要严肃地对待“全面现代化”,会发现我们的农村落后太多。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还有30年,距全面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还有十多年,抓个几十年,才能真正地推动乡村振兴。

  

   县域经济是很重要的,县城怎么做很重要

  

澎湃新闻:为什么这次一号文件首提乡村经济多元化?这个提法应如何落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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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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