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文字狱之下的“自我审查”现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39 次 更新时间:2018-03-19 01:5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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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删窜者的身份

   我在这里,是以清代文献中所见到的自我删窜为例来说明自我禁抑的现象。因此,首先要问的第一个问题便是:

   是谁在私下进行这些工作?

   删窜勾涂者的身份是极堪研寻的,他可以是原作者,可以是刻书者,可以是编者,也可以是再版者,可以是后代子孙,可以是藏书家,更可以是读者。

   在自我禁抑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受害者或加害者之分。

   我们原先以为,朝廷有一批高官亲贵可以自由自在地在禁区中驰骋,但从几条史料看来,似乎未必见得。乾隆皇帝身为太子时,也笼罩在这个氛围中。近人的研究发现,乾隆身为皇子时所写的史论,集中于汉、唐、宋三代而不及近代,也就是说即使是贵为皇子,也不敢肆无忌惮地议论明代和本朝历史。

   一直到了乾隆中晚期,乾隆本人才比较专心研究明清史。所以统治者本身既是压迫者,也是被压迫者。在自己登上黑格尔东方专制论所描述的唯一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皇帝之前,仍须小心翼翼地看管自己。

   弘旿批永忠吊曹雪芹诗说:

   “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

   此处“碍语”有人解释为绮语,不过我同意牟润孙之诠释,“碍语”应是指政治上敏感的内容,因为后四十回涉及抄家之事。弘旿是宗室子弟,还因怕《红楼梦》中有触犯忌讳的内容而“终不欲一见”,足见他们也在自我禁制的范围内。

   作者自删,或作者命人代删者。

   如钱仲联《清诗纪事》“陈玉齐”条引王应奎《海虞诗苑》,提到何屺瞻为陈氏将其《情味集》五卷付刻,陈氏门人周以宁曾对王应奎说:

   “《情味集》之刻,不佞实为校定,其中稍涉忌讳者,先生(陈玉齐)悉令删去,恐触文字禁,负屺瞻意。”

   这是由校定者代作者及刊刻者暗中进行删书的例子。这段话中“恐触及文字禁,负屺瞻意”甚堪玩味。为了不害及刻书人,他作主将有所触犯的内容都删去了。

   不过这是一条难得的史料,大部分在暗地里删涂改削的人并不会透露自己的身份。

  

   (二)自我删窜内容之转变

   接着我要谈自我删窜的内容是否有一变化的趋势。

   自我删窜之内容带有某种报导性,而这部分常未出现在官方明示的文件中,只能从各种蛛丝马迹推测。所以禁制的范围与内容有两种版本,一是官方的,一是民间发展出的,两者并非全无关系。

   从雍正到乾隆之间,忌讳的范围有所不同,即雍正朝忌讳党争,乾隆朝忌讳种族及明清之间朝代兴替的史事。

   雍正朝的两件文字狱——查嗣庭及钱名世案都可以说明之。

   查嗣庭、钱名世遇祸,实际上都是因为党争的关系,前者是因为与雍正的兄弟结党,后者则与年羹尧有关。雍正甚至发动京师官员数百人写诗斥责钱名世,并编成一本《名教罪人》。

   我们读当时人史申义的《使滇集》、《过江集》及《过江二集》时可以发现,诗中已删去查嗣庭、钱名世的名字,但后来在乾隆朝被认为触犯忌讳的钱谦益及屈大均的名字则尚未改去。他的《读史》六首中,对永历帝露出怀念之意,也并未削去。

   曾静案是耸动全国的事,是直接关涉到种族大义的案子。

   此案后来以极戏剧的方式收场:雍正颁印《大义觉迷录》以驳斥曾静,但并未杀掉曾静。可是因为书中透露出太多的矛盾,所以其子乾隆即位后不但下令杀掉曾静等人,也立即将《大义觉迷录》禁掉。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一些文献中凡与《大义觉迷录》有关的内容多被偷偷删去:如近代藏书家李盛铎收藏的一部《永宪录》的清抄本,与后来的排本相比,后者竟缺十六、七万字,其中有《大义觉迷录》之上谕二万余字。依照抄本的《编修凡例》,这原是:

   “雍正七年冬,颁发《大义觉迷录》,晓示天下......因缮录上谕并纪于篇”。

   但是因为乾隆即位后宣布禁《觉迷录》,所以后来的印本乃赶紧将这些上谕删去。但是删除的工作没能一致,所以此书在讲到康熙帝病时“以所带念珠授雍亲王”,便接着说“余详后《觉迷》上谕”,无意间留下一道尾巴,排本的刊行者显然并未通读全书,故只删去显而易见的上谕。

   在《大义觉迷录》案当时文集中,吕留良或废太子的名字,往往也被悄悄删去。

   有意思的是,人们虽然手中不一定有禁书目录可查,也不可能像今天打电话到治安当局询问哪些人或书触犯了时讳,但却相当清楚整个牵连的网络。

   譬如直隶总督李维钧在雍正三年刻曹溶的《静惕堂诗集》,但这年冬天,李氏便因党年羹尧获罪。所以,书中李氏写的序及版末“李维钧校刊”的字样便被删去了。

   乾隆朝的空气比先前紧张,原先不必删除的,现在往往成了大问题。

   譬如前述史申义集子中出现的钱谦益、屈大均及对永历帝的怀念。雍正朝并不觉得敏感,但在乾隆时代便成了大问题。忌讳的层面在扩大,紧张度在增强,民族问题成为急遽集中的论题之一。

   人们或许要问,当清代统治愈趋稳固之时,在文化政策上应日渐宽大松弛,在种族问题上理应更无所谓,何以竟然适得其反呢?元代历史显示,当蒙古势力越强,政局越稳,对汉人、南人的防范也越严。

   可见有时候各种禁制措施的实行,是决定于有没有能力去执行。正因为天下太平,更方便把网收紧。

  

   (三)写作时的自我禁抑

   以下我要分两部分写文献中自我删窜的现象。

   第一是避而不写的,第二是避而不刊的。

   读清代种种历史、小说、戏曲,凡涉故事之林者,应注意其情节安排,尤其是其中回避不写的部分。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必须先厘清一点:并不是所有未写的部分一定有寓意于其间,也并不是所有错误都是有意的,不过其中有一些确有深意。

   以明代历史的书写为例,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因写李自成死于何腾蛟之手,以致与多尔衮的口号——清兵入关是为明雪君父之仇相抵触,便引起了很多麻烦。

   不过我很怀疑那原是一种疏忽,因为该书作者已相当小心地避过一些情节,譬如说不提清兵在北方寇掠之事迹,只写甲申殉难,给人一种明朝败亡与清兵不相干的印象。而在叙述这一段历史时,采取这种回避手笔的书不少。

   《明鉴易知录》是其中一例。

   《明史》从开始到成书颁布,前后经过八十年左右,在《明史》未颁定之前,关于这段历史的诠释格局尚未确定。

   在庄廷鑨明史狱案中,庄氏的书用了“明史”二字;后来这个案件株连七十余家,此后,“明史”二字相当敏感,这种紧张心情可以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之匆促改名看出。

   庄案发生时,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已经刻版,但因庄案爆发,不知谁在该书上版印刷前紧急将“明史”二字剜去。后来补《明史纪事本末》的海盐彭孙贻,名其书为《明朝纪事本末补编》,而不云《明史》,也是因“其时《明史》尚未刊定,故不云‘明史’而云‘明朝’”。

   《明史》一经刊定,官方版本已然形成,则任何批评反对,或是要想提出另一种版本的历史,都必须格外小心,这也成了史家自我约束的一个领域。我们看到凡与官方颁定的《明史》有关的诗、评、论等往往悄悄删去了。如张永铨的《闲存堂文集》,根据目录,在卷五应有《明史论》一篇,但是各本皆不见。

   官定《明史》不承认南明三帝延续明室之命脉,所以《明史纪事本末》亦不记南明三帝一监国之事。《明史》中凡有关女真之事皆不见。

   “甚至明代名臣,其事功,史应为之立传的,但因与当时建州女真事有关,《明史》便削其人而不为传,例如江苏南通顾养谦,曾督辽东,为当时经营边事的名臣,《明史》就无他的名和传。”

   清初各种文献中,常将清兵的横暴之事随意改写成流寇,如《桃花扇》只写流寇而不写清兵,李渔《巧团圆》中将掠卖妇女的清兵改写成李自成军。除此之外,像剧作家杨潮观的《吟风阁》。

   “他写韩世忠、梁夫人,不直接写他们如何抗拒金兵,却写他们卸甲闲游。”

   与一般人所习闻的韩世忠、梁夫人的事迹重点有十万八千里之别。极可能是因为作于乾隆年间绕过敏感地带不写的意思。

   在编纂地方志时,这种自我禁抑的情形也非常明显。

   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官方版本的潜在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到地方志中对敏感史事略而不写的情形。关于前者,可举地方志中照抄《明史》关于明季流寇李自成的军师牛金星的事迹为例。

   乾隆以后的方志,在涉及明代史实时,编撰者往往照抄官书,有时导致错误相沿。牛金星原籍河南宝丰县,但因为清代官定《绥寇纪略》上说他是卢氏县人,故道光《宝丰县志》卷十《选举志》“举人”项下,编者便记有:

   “旧《志》内牛金星一名,考钦定《绥寇纪略》系卢氏县举人,故删”。

   至于回避不写的例子更多。

   早在康熙十一年(1672),安徽钱澄之到江阴,被约修志,当地县官便不许他记录守城诸人殉难的经过,钱澄之遂愤而拒绝这件工作。这在清初还是零星的个案,到了乾隆朝却已然形成禁令,要求地方志中不可以登载有问题的书名及诗文。这个政策之形成有其背景,而在乾隆朝搜缴书籍的运动中,因为各地疆臣及士大夫邀功避祸心态,使得禁书运动一步一步深入扩大,禁制尺度一次比一次严。

   官吏及士大夫们为了表现忠诚,表现业绩,乃推波助澜,将禁区越画越广,将查缉工作越做越细,量刑的建议愈来愈重,以表示他们的忠诚与办差之仔细。所以许多新的禁制措施都是官员先提及,乾隆才跟进的。乾隆四十四年(1779),安徽巡抚奏云在地方志中发现登载应销毁的书目及诗文,乾隆才跟进,下令地方志须“详悉查明,概从剥削”。而在清朝初建立之时,关于朝代气运方面的文字是非常敏感的。

   譬如秦晓山(元朝人)“十二运”之说在清代官方眼中,即成为一个敏感的论题。近人在整理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及《破邪论》的版本时,曾作详细的《校记》,从《校记》中我们看到,黄氏在《待访录·题辞》中讨论到“十二运”那一段,语义模棱两可,可以解释为是对满清盛世的期待,故在清代通行的版本中,并未遭任何改动。

   但《破邪论》题辞中的“秦晓山十二运之言,无乃欺人”一句,在清代的《昭代丛书》等版本中便不知被谁悄悄删去,因为“无乃欺人”四字充分给人一种想象,认为作者黄宗羲是对清政权稳定下来感到失望,故即被小心地删去。由这一个小小例子,同样的东西,一处删,一处不删,都可见到自我删窜者心思之细密。

   大抵我们阅读清代文献时,对于各种奇怪的字眼应该给予特别的注意。

   如果顺着滑过去,有时不觉异样,可是如果能得到祖本加以对勘,便会发现原来每一个字眼都经过一番仔细衡量评估,有时是代以意义相关但并不忌讳的字眼,有时是以形声相近者代替,有时则以韵目代字。

余英时先生在讨论方以智的晚节时,曾提出明遗民有隐语系统。这个现象的确存在许多诗文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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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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