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活“主义”与“学问” ——一九二〇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分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4 次 更新时间:2021-11-24 11:42:16

进入专题: 中国思想界  

王汎森 (进入专栏)  

  

   近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始终有两股巨大的力量在竞争,一股是倾向于自由、解放的思潮,另一股是信仰的、统制的、定一切于一途,希望建造一个强大国家的思潮。这两种势力有时互相交织,因缘为用,但大部份时候是争持、对抗的状态。在一九二○年代新主义崛起之后,这两股力量的竞争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峰。“主义时代”表现在思想文化上的,便是希望以某种主义去指导、规范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的活动。但是从清末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有一个“新学术运动”在逐步成形,它认为学术、文化发展的基础是自由,是不受任何教条的指导或干涉;这个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得到了长足发展,因此与一九二○年代的“主义”狂潮形成了根本的紧张。此后,“为学问而学问”或“为主义而学问”,“专家指导社会”或“革命家指导社会”,提倡教育、学术、实业救国,或是认为“在社会革命成功之前,用不着人才”,成为互相争衡的两股势力。

   一、为政治奠定一个非政治的基础

   晚清以来,中国因为被西方一再地击败,许多人开始认真思考救国的道路,逐渐形成了一条主线,向西方学习,以期最后能迎头赶上西方。他们先在器物层次上努力,接着在政教制度上努力,但是慢慢地发现这些都不是治本之道。他们开始了解到,西方富强的秘密是在其思想、学术、文化,因此,有一批人立志要为富强找到非物质的基础。他们领略到,中国的衰落,最根本的原因是学术不如人,其余是枝节。我把这种自觉意识及后续发展笼统地称之为“新学术运动”。不过,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个运动真正成形是在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事。

   “新学术运动”与清末以来逐渐形成的一个新知识阶层分不开,它有许多特征,此处我只举出与本文比较有关的几点略加说明。第一、一九○五年废科举之后,仕学合一的传统中断了,“学问”与“作官”变成两回事,学问的性质遂产生了根本的改变,学问不再需要与现实致用紧密相联,而且扩大了无限的天地。第二、新知识阶层的成员,渐渐对传统文化采取疏远或决裂的态度,所以他们倾向于站在一个比较批判的角度对待传统学问。第三、新知识阶层大多直接或间接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在科举废止之后,他们往往依恃对西方的了解而得以保持其社会菁英的地位。在新学制建立之后,新知识阶层的组成份子主要是各级毕业生,从学校中所习得的也大多是一般人所陌生的西方知识。

   由新知识阶层所主导的“新学术运动”至少包括五个方面:第一、对“知识”的看法与传统有所不同,传统士人认为重要的知识带有浓厚的求道或致用的性质,但”新学术运动”认为应该由“求道”转向“求知识”。我们不能忽视这种新知识观的解放作用,它使得追求学问的态度、学问的价值层级及学问世界的范围产生极大的变化。第二、他们并非不理会学术致用的问题,而是主张提高到另一个层次来看“用”,“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庄子》),刻意求立即可见的“用”,反而无用,或只能有小小的用处。第三、“大学”性质的变化。晚清以来的“大学”观,经历过一些变化,最早期如熊亦奇的《京师创立大学堂条议》中所设想的大学,基本上是最高一级的学校,并没有从事高深研究的意涵。但到了新文化运动前后,“大学”逐渐脱胎为一种追求高深学问的机构。第四、他们刻意提倡“教育独立”与“学术独立”,用蔡元培(1868-1940)的话说是“超轶乎政治”之教育, 陈独秀(1879-1942)在一九一八年所写的一则《学术独立》中说:“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 这些口号一方面反映西方学术的实况,另方面是对圣道王功、伦理教化的传统宣告独立,同时也是为了与民初混乱黑暗的现实社会保持距离。一九二○年代中期,尤其是北伐以后,则是不想受到来自左(马列)、右(国民党)两种主义及政党的干扰。他们在学术研究、艺术、文学等方面皆提倡不问现实只问真理,比较常见的口号是“为学问而学问”。第五、他们认为,中国的最根本问题是没有人才,应该由潜心于各种专业的现代专家来指导社会,而不是由旧士大夫或革命家来指导社会。

   以上几种特质并不是一次发展而成的,在清末只有一些零星的看法,在新文化运动以后才渐成势力。对晚清以前的中国人而言,这种知识观是极度陌生的。当蔡元培执掌北大之后,他有机会开始为中国建立一个现代学术的社群,并成为领导者。

   蔡元培是晚清翰林,以翰林的身份参加革命,在当时的革命团体中可说是非常罕见,但是他还有一项令人瞩目的行动,即在一九○七年,以翰林的身份赴德国留学。

   二、德国学术之影响

   “新学术运动”的领导者们如蔡元培、胡适(1891-1962)等人,对西方学术的了解,主要是受到德、英、美、法的影响,但是美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把大学看作研究院的思想源头还是来自德国, 所以十九世纪初洪堡德(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进行大学改革以来的发展深深吸引蔡元培。蔡元培在清末曾经说过:“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他先赴青岛学习德文,然后前往德国。

   现代大学的“研究”、“教学”双元标准是十八世纪后期、十九世纪初期在德国产生的。依据近人研究、在十八世纪前半叶,德国大学教师的聘用、升等,靠的主要是人际关系,在十八世纪后半,开始有一些大学(如哥廷根大学),及一些大学制度的改革者强调研究出版,以增加学校的名声。但是鼓吹研究出版的人往往也认为,教学才是教授的第一要务,而且当时所谓的“研究出版”,包括教科书、通俗读物,与十九世纪的高深研究并不相同。在十八世纪末,即使提倡研究出版,仍有人认为教授主要的工作不是发现(discover)。他们认为“发现”是少数天才的工作,而且常常带有偶然性,并非每一个教授都能够“发现”一些新东西,所以用“发现”来衡量一般大学教授是不切实际的。到了十九世纪初叶,尤其是洪堡德改革之后,大学在聘人及升等方面,才敢普遍地采用现代人所熟悉的“研究”及“教学”二元制,而且把“研究”摆在第一位,认为大学除了教学之外,最重要的工作是从事高深且具创造性的研究。当时所谓的研究出版,不再是教科书之类的东西,而是指只有同行才能欣赏的窄而深的研究。

   除此之外,十九世纪德国的许多大学教授,把学术的非现实性当作学术自由的保证,并提倡学术独立,认为学问不应该汲汲于求得立即性的、实用性的效果,但仍然认为学问不能与生活完全分开。

   蔡元培到德国求学时已经远在洪堡德大学改革近百年之后, 他进入莱比锡大学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一直到武昌起义后才束装回国,并于一九一二年一月,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同年七月去职之后,再度游学于德、法两国,一直到一九一六年冬才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当时中国学界中,他应该算是对西方学术研究精神与高深学术建置领略较深的人,所怀抱的理想也与他人有所不同。他执掌北大后,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说,“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故大学不是京师大学堂一般的官僚养成所,也不只是在课堂上听受知识,也不是为了“学成任事”,而是为了创造知识。这几句话在今天看来平淡无奇,但是若对照传统中国的学问观,及民国初年的整体社会文化环境,却是非常突出的宣示。

   蔡元培的学术态度是对于各种学说,依世界各国大学之通例,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兼容并包。他并强调以大学为全国文化的中心:

   自今以后,须负极重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

   吴稚晖(1865-1953)形容蔡元培一生的独特怀抱时说:他最大的理想是中国要出几个大学问家,认为如能出几个大学问家,则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必然不被轻视。然而更重要的是,他深信道德与学术可以救国这个信念,临终遗言便是“道德学术可以救国”。蔡氏屡屡提出“读书救国”,或是“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把读书与救国相提并论,其意态是非常清楚的。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为了鼓舞学生潜心研究高深学问,创立了各种研究所,作为高年级学生研究的场所,同时办了不少“研究会”,提供学生研究切磋的机会,这些作为在当时都是非常具有创新性的。我们如果翻开《北京大学日刊》,便可以看出当时北大教师、学生,尝试推展各种研究的蓬勃气氛,而北大的模式成为后来中国各种高等学术机构的模范,它标志着一种与传统中国知识生产模式的断裂,及研究、创新知识的新机制的形成。

   吴稚晖的思维比蔡元培更为现实,他不大在乎蔡元培所强调的形上部份,而是更贴近实业。但他认为实业中有几种层次的分别,如果全国皆是实作的工匠也还是不行的,必须有一批人研究高深的“实业之学”,才有希望带动一国的实业,故他屡言要“力争科学之上流,以树其导标者”,要能有拿不起斧头、凿子,“寒暑手一编之通博文人”,成为“工学名家”,而后一国实业才有希望,因为“高材多则中材自不可胜用”。他还把科学提高到道德层次──“主张物质文明的人,似乎主张得博爱更切”,“我们正就要仗着物质文明,达到圆满慈爱”, 甚至说出“领我们同进大同博爱世界,便是机关枪”的话。而且还把工业化与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理想联系起来,认为一个国家愈工业化,愈能实践社会主义,世界大同亦愈有希望。吴稚晖在鼓吹高深的科学研究之外,还鼓吹所有人都能在工厂中劳作,既有高深,也能普及,他总结这种主张为“工学主义”。蔡、吴的学术思维有所不同。蔡元培很重视人文学科,吴稚晖则统称之为“混蛋的”人文学科,他反对哲学、文学(“混蛋的文学和哲学”), 连法学、政治学也在蔑弃之列。他不止一次明白宣称自己“信仰着科学”, 崇拜机器,希望“鼓吹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出来”。蔡元培对“主义”较不感兴趣,而吴稚晖则把他的“工学主义”放在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的架构下,但归根结底,他们在一个没有多少现代学术根基的国度里,提倡高深学术,提倡教育、实业的用心却是一致的。

   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1881-1973)、张静江(1877-1950)等辛亥革命的元老,怀抱比较相近;他们认为,辛亥革命看似成功其实失败,一致认为学术不发达是一切失败的主要原因;他们所向往的境界是由一批学有所成的专家来领导社会。他们强调一种新的“社会中心论”,认为以当时中国的空虚、混乱,如果能有几十个大学问家作为社会重心,则国家可以得到比较健全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后来都是成立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或其它高深学术机构的热心支持者。

   提倡学术、教育、实业救国的人,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范源濂(1867-1927)、丁文江(1887-1936)等都应该包括在内。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气氛下,他们零星的言论统合成一个有点笼统但却很有力量的大方向。新文化运动提出的两个口号“民主”与“科学”,为”新学术运动”定下了方向。在过去,科学是一种默默的实践,现在是有意识的提倡,是举国嘱目的口号,是一种所向披靡的主义,有时候还被抬高到宗教的高度,出现了科学可以解释一切,支配一切的高贵梦想。

胡适并不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他的科学知识也相当有限,但对西方科学的活动有相当的了解,他是“提高学术”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提倡者,而且在五四运动之后面临“主义”及学生运动挑战时,态度始终不曾动摇。胡适这方面的言论相当多,从早年的《非留学篇》,到《提高与普及》、《学术救国》、《论学潮》等大量文章中,反复陈明这个宗旨。胡适反对当时“普及学问”的思潮,因为他认为当时中国还没有东西可以“普及”,他反复强调要“提高”──“我们没有文化,要创造文化;没有学术,要创造学术;没有思想,要创造思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王汎森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思想界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9871.html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