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在今天这个研讨会上说几句祝贺的话。我们大多同意胡适是近代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他的影响方面之广与程度之深，在近代世界各国转型时期的文化人物中都很少见，充分印证了他在《留学日记》中引荷马史诗所作的宣告：“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最近我在读英国政治哲学家 John Dunn《现代的革命》（ Modern Revolutions：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alysis of a political phenomenon），书中缕述中国、俄国、墨西哥、古巴等国之革命，我便试着想找一个类似胡适那样在思想文化界有这么多面性影响的角色，但目前尚未能找到。
我们只要粗略一想，便可以发现胡适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都有影响。
在文化方面，胡适对新文化运动、新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的贡献至大，我们今天仍深受其影响。
在学术方面，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小说史考证、禅宗史研究、水经注研究，以及他对中国思想学术史上许多专门问题的研究都有开创性的成绩。此外他提倡整理国故运动，提倡怀疑、批判的精神，对近代学术研究的影响深远。
在思想方面，尽管他对科学的了解并不深入，但终生信奉“民主”与“科学”，尽力使这两种精神不但能融入政治与学术之中，而且还能广及政治和研究之外，成为一切人生活动的标准。
在政治上，胡适提倡自由、民主与人权，对反省、批判威权体制等都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胡适先生虽然在《我的歧路》中提到人们认为论政是他的“歧路”，但是回顾他这方面的言论对历史所形成的影响，当年认为是“歧路”的，今天看来其实也是“正路”。
胡适同时是一位政治人物与学术领导者。胡适曾任驻美大使，曾经在北大担任文学院长、教务长，北大校长。此后在台湾担任中研院院长，并兼任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主席。
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他晚年在中研院及长科会上的作为。胡适的行政能力显然并不高明，所以傅斯年曾经在一封给蒋梦麟的信上说，蔡元培与胡适的行政能力真是“不敢恭维”，但是他们成为北大的“功臣”，而敏于任事的傅、蒋两人反而成为北大“功狗”，其中固然不无戏谑成分，但多少亦说明了事实。
然而胡适在生命后期的这两项行政工作却对台湾带来深远影响。胡适早年写过《非留学篇》（1914），主张一个国家的学术应该全力发展到一个阶段，一方面能与世界上学术先进之国并驾齐驱，另一方面是国内所需要的各种学术人才自己都有能力充分独立地培养。令我不无意外的是，经过了数十年，胡适“学术独立”的想法并未消失。胡适先是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草拟了一篇《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若干年后（1958），他以中研院院长的身份向台湾的“国民政府”当局提出了一个《国家发展科学培植人才的五年计划的纲领草案》。这份“草案”不再只是一些构想，在此基础之上成立了“国家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由胡适担任主席，“教育部长”梅贻琦担任副主席。长科会后来变成“国科会”。半世纪来，“国科会”对台湾学术发展的推动贡献之大，是难以缕述的。坐落于台北南港的中研院，则在胡适接掌之后，积极展开各种学术工作及国际联络，此后，中研院再度茁壮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机构之一。
我出生之年，正是胡适出任中研院院长的时候，他故逝时，我只有4岁，可是因为一些奇妙的机运，我竟间接地在他所遗留的 institutional legacy下工作。11年前我曾借调到“国科会”负责人文及社会科学，后来我也曾建议在《国家发展科学培植人才的五年计划的纲领草案》50周年时召开庆祝活动，事虽未成，却间接促成“国科会”编印了《闪亮的乐章——“国科会”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一书。在我担任中研院蔡元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时，我办公所在的蔡元培馆区，正是胡适当年倒下故逝的地方，我曾发起在墙上挂一个铜牌纪念此事。后来李远哲院长告诉我，相对于胡适先生的历史地位，这个铜牌稍微小了点。此外，我现在担任的人文副院长一职，也可以说仍是处在胡适的“遗荫”。
我从年纪很轻时，便开始零星阅读胡适的著作。在我的求学过程中，拥胡、批胡的教师都有，记得初中的一位国文老师就常常在课堂上说“胡适”译成白话文便是“往何处去”，意思是胡适一生皆不知往何处去。但我个人认为，胡适的许多学术或文化上的论点是可以被反省、批判或讨论的。但是任何人只要回顾这百年来的发展就会同意：不管人们怎样反省或批判他，却都不能绕过他。
胡适先生其实还有一个贡献，却常常为人们所忽略。
我想一定有不少人注意到，晚清以来，曾国藩日记或曾国藩家书已经逐渐成为许多人立身处世的重要导引。同样的，我周围有不少人也从《胡适文存》或书信、日记等文字中得到人生导引。我所敬重的一位台湾文化界的前辈告诉我，他在19、20岁时，曾经异常彷徨，他的兄长就说：“你何不读读《胡适文存》呢？”我自己在成长的历程中，也深深被他那一种引人入胜的文字，富含人情又合乎现代人生标准的生命形态所感染。在纪念胡适先生120周年这样难得的时候，我们追怀他的德业，除了心生激励外，也希望胡适先生所播下的种子能长留人间。
本文原载于 《胡适研究论丛（第二辑）：纪念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