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4 次 更新时间:2018-03-03 22: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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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进入专栏)  

   几年以前,饶先生把自己的大著《选堂集林·史林》三巨册寄给了我。我仔细阅读了其中的文章,学到了很多东西。在大陆的同行中,我也许是读饶先生的学术论著比较多的。因此,由我来介绍一下饶先生的生平和学术造诣,可能是比较恰当的。中国有一句古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即使我不介绍,饶先生的学术成果,一旦在大陆刊布,自然会得到知音。但是,介绍一下难道不会比不介绍更好一点吗?在这样的考虑下,我不避佛头着粪之讥,就毅然答应写这一篇序言。

   我首先想介绍一下饶先生的生平。

   饶宗颐,字固庵,号选堂,一九一七年六月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幼承家学,自学成家。自十八岁起,即崭露头角。此后他在将近五十年的漫长的岁月中,在学术探讨的许多领域里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至今不衰。饶宗颐教授的学术研究涉及范围很广,真可以说是学富五车,著作等身。要想对这样浩瀚的著作排比归纳,提要钩玄,加以评价,确非易事,实为我能力所不及。因此,我只能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从世界各国学术发展的历史来看,进行学术探讨,决不能固步自封,抱残守阙,而是必须随时应用新观点,使用新材料,提出新问题,摸索新方法。只有这样,学术研究这一条长河才能流动不息,永远奔流向前。讨论饶先生的学术论著,我就想从这个观点出发。我想从清末开始的近一百多年来的学术思潮谈起。先引一段梁启超的话:

   自乾隆后边徼多事,嘉道间学者渐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地理,而徐松、张穆、何秋涛最名家。松有《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识略》,穆有《蒙古游牧记》,秋涛有《朔方备乘》,渐引起研究元史的兴味。至晚清尤盛。外国地理,自徐继畬著《瀛环志略》,魏源著《海国图志》,开始端绪,而其后竟不光大。近人丁谦于各史外夷传及《穆天子传》、《佛国记》、《大唐西域记》诸古籍,皆博加考证,成书二十余种,颇精赡。(《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接着又谈到金石学、校勘、辑佚等等。其中西北史地之学是清代后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中国学术史上,这是一个新动向,值得特别重视。金石学等学问,虽然古已有之,但此时更为繁荣,也可以说是属于新兴学科的范畴。这时候之所以有这样多的新兴学科崛起,特别是西北史地之学的兴起,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赵瓯北的诗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应用到学术研究上,也是适当的。世界各国的学术,都不能一成不变。清代后期,地不爱宝,新材料屡屡出现。学人的视野逐渐扩大。再加上政治经济的需要,大大地推动了学术的发展。新兴学科于是就蓬蓬勃勃地繁荣起来。

   下面再引一段王国维的话:

   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之赐,有孔子壁中书之发见,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时古器之出土,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书出土后,因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显著,然如杜预之注《左传》,郭璞之注《山海经》,皆曾引用其说,而竹书经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迹,至今遂成为中国史学上之重大问题。然则中国书本上之学问,有赖于地底之发见者,固不自今日始也。(《女师大学术季刊》,第一卷,第四期,附录一:《近三十年中国学问上之新发见》,王国维讲,方壮猷记注)

   这里讲的就是我在上面说的那个意思。王国维把“新发见”归纳为五类:一、殷虚甲骨;二、汉晋木简;三、敦煌写经;四、内阁档案;五、外族文字。我觉得,王静安先生对中国学术史的总结,是实事求是的,是正确的。

   近百年以来,在中国学术上,是一个空前的大转变时期,一个空前的大繁荣时期。处在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学者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这种情况,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投身于其中。有的学者仍然像过去一样对新时代的特点视而不见,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结果是建树甚微。而有的学者则能利用新资料,探讨新问题,结果是创获甚多。陈寅恪先生说: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一九八O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陈先生借用的佛教名词“预流”,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形象的名词。根据这个标准,我们可以说,王静安先生是得到预流果的,陈援庵先生是得到预流果的,陈寅恪先生也是得到预流果的,近代许多中国学者都得到了预流果。从饶宗颐先生的全部学术论著来看,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也已得到预流果。

   我认为,评价饶宗颐教授的学术成就,必须从这一点开始。

   谈到对饶先生学术成就的具体阐述和细致分析,我想再借用陈寅恪先生对王静安先生学术评价的几句话。陈先生说:

   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生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与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

   陈先生列举的三目,我看,都可以应用到饶先生身上。我在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一

   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

   饶宗颐教授在这方面的成就是非常显著的。一方面,他对中国的纸上遗文非常熟悉,了解得既深且广。另一方面,他非常重视国内的考古发掘工作。每一次有比较重要的文物出土,他立刻就加以探讨研究,以之与纸上遗文相印证。他对国内考古和文物刊物之熟悉,简直远达令人吃惊的程度。即使参观博物馆或者旅游,他也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时时注意对自己的学术探讨有用的东西。地下发掘出来的死东西,到了饶先生笔下,往往变成了活生生的有用之物。再加上他对国外的考古发掘以及研究成果信息灵通,因而能做到左右逢源,指挥若定。研究视野,无限开阔。国内一些偏远地区的学术刊物,往往容易为人们所忽略,而饶先生则无不注意。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饶先生利用碑铭的范围很广,创获是非常突出的。从中国藏碑一直远至法国所藏唐宋墓志,都在他的视野之内。《论敦煌石窟所出三唐拓》一文主要从中国书法的观点上来研究伯希和携走的三个唐代拓本。在《从石刻论武后之宗教信仰》一文中,他利用碑铭探讨了武后的信佛问题。几十年以前,陈寅恪先生在他的论文《武曌与佛教》中曾详细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谈的主要是武后母氏家世之信仰和她的政治特殊地位之需要。他指出,武后受其母杨氏之影响而信佛,她以佛教为符谶;他又指出,《大云经》并非伪造;对唐初佛教地位之升降,他作了详细的分析。总之,陈先生引证旧史与近出佚籍,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陈先生学风谨严,为世所重;每一立论,必反覆推断,务使细密周详,这是我们都熟悉的。但在《武曌与佛教》这一篇文章中,陈先生没有利用石刻碑铭。饶先生的这一篇文章想补陈先生之不足,他在这里充分利用了石刻。他除了证实了陈先生的一些看法之外,又得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他指出,武后在宗教信仰方面一度有大转变,晚年她由佛入道;他又指出,武后有若干涉及宗教性之行动,乃承继高宗之遗轨。陈、饶两先生的文章,各极其妙,相得益彰,使我们对武后这一位“中国历史上最奇特之人物”(陈寅恪先生语)的宗教信仰得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

   二

   异族故书与吾国旧籍

   饶宗颐教授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一方面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中外关系的研究基本上也属于这一类。在饶先生的著作中,中外关系的论文占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尤以中印文化交流的研究更为突出。我就先谈一谈中印文化交流的问题。

   在《安荼论与吴晋间之宇宙观》一文中,饶先生从三国晋初学者,特别是吴地学者的“天如鸡子”之说,联想到印度古代婆罗门典籍中之金胎说,并推想二者之间必然有某种联系。中国古代之宇宙论,仅言鸿濛混沌之状,尚未有以某种物象比拟之者。有之,自三国始。汉末吴晋之浑天说以鸡卵比拟宇宙。印度佛经中讲到许多外道,其中之一为安荼论……他们就主张宇宙好像是鸡子的学说。印度古代许多典籍,比如说梵书、奥义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等等,都有神卵的说法。估计这种说法传入中国,影响了当时中国的天文学说,从而形成了浑天说。最初宣扬这种学说的多为吴人。这种情况颇值得深思,而且也不难理解。吴地濒海,接受外来思想比较方便。陈寅恪先生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大家都知道,中印文化交流关系头绪万端。过去中外学者对此已有很多论述。但是,现在看来,还远远未能周详,还有很多空白点有待于填充。特别是在三国至南北朝时期,中印文化交流之频繁、之密切、之深入、之广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在科技交流方面,我们的研究更显得薄弱,好多问题我们基本没有涉及。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多得很,我们丝毫也没有理由对目前的成绩感到满意,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我们要向饶宗颐教授学习,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研究上,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果。

   除了中印文化关系以外,饶先生还论述到中国在历史上同许多亚洲国家的关系。《早期中日书法之交流》这一篇论文,讲的是中日在书法方面的交流关系。《说诏》一文讲的是中缅文化关系,《阮荷亭往津日记钞本跋》则讲的是中越文化关系。这些论文,同那些探讨中印文化关系的论文一样,都能启发人们的思想,开拓人们的眼界。我在这里不再细谈。

   三

   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

   我在这里讲的外来观念是指比较文学,固有材料是指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饶宗颐教授应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的源流,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也有很多启发。

   在《〈天问〉文体的源流》一文中,饶先生使用了一个新词“发问文学”,表示一个新的概念。他指出,在中国,从战国以来,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天”的观念有了很大的转变。有些学者对于宇宙现象的形成怀有疑问。屈原的《天问》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出来的。饶先生又进一步指出,在《天问》以后,“发问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支流,历代几乎都有摹拟《天问》的文学作品。饶先生从比较文学的观点上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这种“发问文学”是源远流长的。世界上一些最古老的经典中都可以找到这种文学作品。他引用印度最古经典《梨俱吠陀》中的一些诗歌,以证实他的看法。他还从古伊朗的Avtsta和《旧约》中引用了一些类似的诗歌,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中国的《天问》同这些域外的古经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苏雪林认为可能有渊源的关系,并引证了印度的《梨俱吠陀》和《旧约》。饶先生似乎是同意这种看法。我自己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现在就下结论,似乎是为时尚早。但是,不管怎样,饶先生在这一方面的探讨,是有意义的,有启发的,值得我们认真注意。

   饶先生治学方面之广,应用材料之博,提出问题之新颖,论证方法之细致,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给我们以启发。我决不敢说,我的介绍全面而且准确,我只不过是尽上了我的绵薄,提出了一些看法,供读者参考而已。

如果归纳起来说一说的话,我们从饶宗颐教授的学术论著中究竟得到些什么启发、学习些什么东西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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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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