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他生愿作写经生——饶宗颐教授与敦煌学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6 次 更新时间:2018-03-03 14: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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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新江  

小 引

  

   饶宗颐先生,号选堂,又号固庵。1917年生,广东潮安人。父亲饶锷先生,颇富藏书,著有《潮州艺文志》等。选堂先生自幼承家学渊源,谙熟岭南文献掌故,而且于经史、释道书,皆有深嗜,打下了极好的学问根柢。抗战前后,在两广一带整理乡邦文献,并助叶恭绰先生编《全清词钞》。曾应顾颉刚先生之约,编《古史辨》第八册,并撰《新莽史》。1949年以后移居香港,先后执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度出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主任,并曾从事研究或讲学于印度班达伽(Bhandarkar)东方研究所、法国科研中心(C.N.R.S.)、美国耶鲁大学、法国远东学院(E.F.E.O.)、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E.P.H.E.)和日本京都大学等高等学府。退休后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

   饶先生学艺兼美,早已名闻海内外。但是,由于大陆多年来的封闭,很难看到港台、海外出版的饶先生著作,对饶先生的学问往往不甚了然。自八十年代以来,饶先生时常到内地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著作也不断在北京、上海等地刊出,今天国内学界,饶先生的大名可谓无人不晓了。

   我因研治“敦煌学”的因缘,早已特别留意饶先生的著作,数年来游学鸥洲、日本,见饶先生大著,必购而读之。但饶先生研究方面之广,无有涯际,文章散在四方,常恨搜集不易。今有机会来港,亲承指教,得接道风,并得饱览饶先生“敦煌学”论著。饶先生百科全书式的学问远非我所能述,以下谨就我所熟悉的所谓“敦煌学”范围,略表一二。

   所谓“敦煌学”,严格来讲并不能算作一个学科。敦煌只不过是留给后人一大批宝贵的洞窟、壁画、雕塑,特别是数万件遗书。随着遗书的流散,这些内容涉及多种学科的文献,吸引了世界上一大批学人专心于此,探索钻研,各逞其能,“敦煌学”也就应运而生。敦煌遗书散在英、法、俄、日等国,在英法分别于六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末公布所藏之前,研究起来并非易事。而且写本数量庞大,内容博杂,以佛典居多,所以要从中拣选出最具学术价值的文书,除了要有雄厚的学养外,还要独具慧眼。

  

一、发前古之秘,凿破混沌——道教研究

  

   1956年4月,饶先生发表第一部“敦煌学”著作《老子想尔注校笺》【1】,将伦敦所藏的这部反映早期天师道思想的千载秘籍,全文录出,兼做笺证,阐明东汉老学神仙家说,书中还就《想尔注》与《河上公注》、索洞玄本《道德经》、《太平经》等做了比较,并辑录《想尔注》佚文,考述张道陵著作,为道教原始思想增一重要资料,于道教研究贡献至巨【2】。其后不久,法国的中国宗教学权威康德谟(M. Kaltenmark)即以此书教授诸生,其弟子们后来有欧美道教研究计划,实与饶先生这部书有关。

   《校笺》出版后,东西学人探讨《想尔注》者日众,许多关于道教史的专著都采用饶先生的论说【3】,有些日本学者对此书年代有所怀疑【4】。饶先生亦间有补充,先后撰写了《想尔九戒与三合义》【5】、《老子想尔注续论》【6】,今并收入1991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老子想尔注校证》,其中新刊之《四论想尔注》,利用新出马王堆帛书材料,破除日人对道气论的疑虑,使旧说更为坚实。

   饶先生熟悉《道藏》,故能从敦煌残篇断简中找出《道藏》所缺而又能够说明问题的资料。对于《道藏》已存的敦煌道典,饶先生也有不少发明,如判断P.2732残卷为陶弘景《登真隐诀》杨君服雾法七韵之残文,其所注用韵数,今本或缺【7】。又《敦煌书法丛刊》第27-29卷三册为《道书》,虽然主要是从书法角度选取素材,但其所选的玄宗御注《老子道德经》、葛玄无注本五千文《道德经》、《庄子节本》、《太上洞玄灵宝度人上品妙经》、《太玄真一本际经》、《无上秘要》、《二教论》、《阅紫录仪》、《玄言新记明老部》等,均为道教史上重要典籍,极具参考价值。饶先生曾慨叹“道教典籍久为人所漠视,今之业绩反得力于异国人士”【8】,故此奋起其间,做出优异成绩。目前,道教研究已在国内广泛展开,但有关敦煌道教典籍的研究尚不多见【9】。

  

二、原始要终,上下求索——文学和乐舞研究

  

   饶先生早年治《楚辞》,曾详校敦煌出土的释道骞《楚辞音》【10】。饶先生自言:“平生治学,所好迭异。幼嗜文学,寝馈萧选。”【11】他对敦煌遗书中文学作品的研究,更重要的起点是1957年发表的《敦煌本文选斠证》一、二篇【12】。其后不久,伦敦公开出售斯坦因所获写本六千余件的缩微胶卷,饶先生斥资购得一份,爬梳出许多珍贵秘籍,如迄今所知仅有一件写本的《文心雕龙》,即由饶先生于1962年首次影印行世,并且指出胶卷所摄有所夺漏【13】。现此卷研究影刊者又有数家【14】,但饶先生首刊之功实不可没。此外,饶先生还据原件校补了敦煌写本《登楼赋》,并考其写作年代【15】。又据S.4327《谩语话》,讨论话本的起源问题【16】。

   在敦煌文学领域,饶先生的最大成就应推他对曲子词的研究。1971年,饶先生完成《敦煌曲》一书,由法国汉学泰斗戴密微(P. Demiéville)教授译成法语,合法汉两本于一编,由法国科研中心出版【17】。饶先生早年整理清词,后上溯宋、明,有《词籍考》之作【18】。以此深厚的词学功底,和1965年在巴黎、伦敦亲接原卷的有利条件,饶先生精印出一大批前人不知的敦煌曲子词,包括两件难得的俄藏敦煌曲子词写本,嘉惠学林【19】。

   此书所校录的敦煌曲子词,杂曲之外,兼收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未收之赞偈佛曲,且作校记,订正旧录之误极多。其所刊新资料,于历史研究也多有裨益,如《谒金门开于阗》一首,是敦煌与于阗关系史的重要篇章,至此时方显于世【20】。另外,对敦煌曲之年代、作者,词之起源,词与佛曲、乐舞、龟兹乐之关系等问题,均做了切合实际的考察。

   书中附有敦煌曲系年、敦煌曲韵谱、词调卷号索引等,便于读者使用。此后有关敦煌曲的研究著作,无不取材于此书。但饶先生本人并未满足,而是继续补阙拾遗,又撰有《曲子定西蕃——敦煌曲拾补之一》【21】、《长安词、山花子及其他——大英博物院藏S.5540敦煌大册之曲子词》【22】。并在陆续发表的多篇论文中,进一步申论曲子词的种种问题,如《孝顺观念与敦煌佛曲》【23】、《敦煌曲子中的药名词》【24】、《法曲子论——从敦煌本〈三皈依〉谈“唱道词”与曲子词关涉问题》【25】等。1989年出版的任半塘先生著《敦煌歌辞总编》,于《敦煌曲》有些不符实际的批评。

   近年来,饶先生重新检讨曲子词及其相关的种种问题,先后撰有《后周整理乐章与宋初词学有关诸问题——由敦煌舞谱谈后周之整理乐章兼论柳永〈乐章集〉之来历》【26】、《从敦煌所出〈望江南〉、〈定风波〉申论曲子词之实用性》【27】、《“唐词”辨正》【28】、《敦煌词札记》【29】等,并整理影印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李卫公望江南》【30】,阐明自己对曲子词的观点。饶先生说:“念平生为学,喜以文化史方法,钩沉探赜,原始要终,上下求索,而力图其贯通;即文学方面,赏鉴评骘之馀,亦以治史之法处理之。”【31】在曲子词的研究上,正是如此。

   我于词学是外行,对于任先生的批评,不敢赞一词,但任先生关于一些歌辞年代的界说,如《五台山曲子词》,若依治史方法处理之,则只能说是后唐时的产物,而非武周【32】。饶先生对敦煌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成果部分汇集在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出版的《文辙》一书中。

   饶先生善鼓琴,通乐理。早在六十年代初,就注意到敦煌遗书中保存的珍贵乐谱、舞谱,撰有《敦煌琵琶谱读记》【33】、《敦煌舞谱校释》【34】,是这一研究领域里的先驱者之一。八十年代以来,饶先生发表《敦煌琵琶谱〈浣溪沙〉残谱研究》【35】、《敦煌琵琶谱与舞谱之关系》【36】、《敦煌琵琶谱写卷原本之考察》【37】、《论□·与音乐上之“句投”(逗)》【38】、《敦煌琵琶谱史事的来龙去脉》【39】等等一系列论文,于琵琶谱的年代及曲体结构,创获最多。

   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均收入《敦煌琵琶谱》【40】和《敦煌琵琶谱论文集》【41】两书中。黎键先生《饶宗颐关于唐宋古谱节拍节奏记号的研究》【42】和陈应时先生《读敦煌琵琶谱——饶宗颐教授研究敦煌琵琶谱的新记录》【43】两文已有专门论说,此不赘述。

  

三、搜虫书鸟语之文,溯龙树马鸣之论——历史语文研究

  

   在历史学领域,饶先生利用敦煌文书,同样做出许多令人瞩目的开拓性工作。

   禅宗入藏,是西藏佛教史与汉藏关系史的重要课题,自来研究者皆为欧美日本学者。饶先生在戴密微教授刊布的法藏《顿悟大乘正理决序》之外,新发现了伦藏本S.2672,撰《王锡顿悟大乘正理决序说并校记》【44】,并依此文书及相关汉藏文材料,对有关禅宗入藏的宗论与历史、地理、年代问题做了深入的考述。与此相关的还有《神会门下摩诃衍之入藏兼论禅门南北宗之调和问题》【45】、《论敦煌陷于吐蕃之年代》【46】两文。

   前者重要在讨论摩诃衍禅法的来源,后者则据敦煌文书,论证戴密微提出的敦煌贞元三年(787)陷蕃说【47】。饶先生上述三文,属于这一复杂问题的开创期的研究成果。仅此一例,可见饶先生治学,往往能够抓住一代新学术的重点,而做出奠基性的工作。

   翻开《选堂集林史林》,上至三代,下迄明清,所论极为广博,一些论文,虽非直接讨论敦煌文献,但随处拈来,得心应手。如《论古文尚书非东晋孔安国所编成》【48】,引P.2549《古文尚书孔传目录》为证,说明是西汉临淮太守孔安国撰。《穆护歌考》于敦煌祆教、摩尼教史料采论至广,多有新意【49】。《维州在唐蕃交涉史上之地位》一文【50】,对P.2522《贞元十道录》有所考订。《论七曜与十一曜——敦煌开宝七年(974)康遵批命课简介》【51】,由P.4071《康遵批命课》,申论《聿斯经》出自西域都赖水,并考辨“七曜”有摩尼教传入之“七曜”与中国天文数术传统中固有的“七政”两意,引敦煌历书等材料为证。《三教论及其海外移殖》引敦煌本《新集孝经十八章》,证唐代君主的三教汇合论,又指出S.5645刘晏《三教不齐论》,即日僧最澄、空海传入扶桑者【52】。

   东汉以来,梵书胡语流入中国,对汉语影响至巨。但陈寅恪先生以后,治汉语史且谙梵文者不多。饶先生曾留学印度梵学研究中心班达伽东方所,从巴朗吉(Paranjpe)父子攻治婆罗门经典,研治《梨俱吠陀》,通晓梵巴诸语文,因而能够揭出刘熙《释名》渊源于婆罗门经《尼卢致论》(Nirukta)【53】,韩愈《南山诗》实受马鸣《佛所行赞》(Buddha-Carita)影响【54】等前人未发之覆。饶先生还由敦煌写本《悉昙章》,申论梵文r、r、l、l四流音对中国历代文学作品的深远影响【55】。

又如“敦煌学”界讨论极繁的“变文”之“变”字,饶先生在《从“变”论变文与图绘之关系》(1980年)一文中【56】,(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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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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