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帆:《白鹿原》评论的自我批判与修正

——当代文学的“史诗性”问题的重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8 次 更新时间:2018-11-30 00:4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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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帆  

   我们的时代主要是历史的时代。我们的一切思想、一切问题和对于问题的答复,我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从历史土壤中,在历史土壤上发展起来的。人类早已经历过坚信无疑的时代;也许,人类会进入比他们以前经历过的更加坚信不疑的时代;可是,我们的时代,是认识、哲学精神、思考、“反省”的时代。问题——这便是我们时代最主要的东西。

   ——别林斯基

   衡量一部作品是否有“史诗”的价值和意义,历史的内涵固然十分重要,然而,作品所辐射出来的当下现实意义也是其“史诗性”意义的一项重要的指标。

   在文学史的长河之中,有许多作品在它们刚刚问世的时候,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其原因是各种各样的,有些是缘于时代思潮的局限;有些是缘于历史审美的局限;有些则是缘于不可测的政治因素所制约。然而,一俟作品与时间拉开了距离,当我们再去回眸这些作品时,那种惊鸿一瞥的感觉便油然而生。《白鹿原》就是属于这样的作品,如今,拭去历史的尘埃,我们重新审视它的时候,许多新的发现就会彻底颠覆我们从前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

   毋庸置疑,直到今天,对长篇小说《白鹿原》的评价仍然是贬褒不一的,但是,就我个人对其二十多年的阅读史而言,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白鹿原》是可以称为史诗性的著作的。任何一个时代如果没有史诗性的长篇小说产生,它就不能说拥有伟大的作品,那么,这个时代则是一个文学的悲哀时代。而更加悲哀的是,我们的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尤其是像我当年这样草率判断的评论者)都忽略了一部完全可以彪炳史册的巨著《白鹿原》,或者说是低估了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种轻忽当然就是对优秀作品的亵渎,同时也是造成文学史失重的滥觞。像《白鹿原》这样的作品一定是要在共和国文学史上立专章来评析的,因为它的分量远远超越了当代许许多多的作家作品,成了20世纪末长篇小说的一座里程碑,只因当时如我之辈,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

   尤其值得我反思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便开始试图对“五四”以来的中国乡土小说进行全面的梳理,并总结出乡土小说的“三画”(风俗画、风景画和风情画)特征。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白鹿原》的出版,许多评论家以此为契机,呼唤着中国文学的“史诗性”作品的诞生。但是,因为当时我受着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悲观地认为:随着商品文化时代的到来,一切“流派”和“史诗”都将消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如今,当我在观看电视剧《白鹿原》时,将原著找来重读,觉得自己二十多年前的论断无疑是阻碍了文学史发展进程的妄言,重新发现《白鹿原》的“史诗性”价值,应该提到文学史的议题上来——它必须建立在严酷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的基础之上。殊不知,作家作品解析只有在文学史的河流里不断地被重识、重释、修正和重构,才能获得更有深度的历史真实与美学价值。像《白鹿原》这样可以被不断重识和重释的作品,才有可能成为具有恒久生命力的入史作品。

   二十四年前我在《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乡土小说的多元与无序格局》,试图从文学史的角度来分析一些作品寻觅“史诗”情结的破灭,其中举证最多的作品就是《白鹿原》,自以为:“在现代文学史中,我们的作家、批评家、文学史家力图在乡土小说这一创作领域内寻觅恢宏壮丽‘史诗’的希冀已经成为泡影。在本世纪的最后几年里,中国文学里的‘史诗’和‘大家’意识无疑正在被创作的多元与困惑所消解和替代,而创作的多元与困惑却推动着小说艺术的发展。因而,本文试图通过这种多元与困惑的描述来窥探乡土小说创作的走势,以期发现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转型时的小说艺术变化。”①也许,那时下此结论时,被20世纪90年代汹涌澎湃的消费文化思潮表象所迷惑,认为随着农耕文明的崩溃,多元社会的格局,尤其是后现代文明的提前到来,必将彻底扫荡一切濒死的农耕文明,千百年来的封建文化没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讨伐中灭亡,却会在后现代商品文化的“铁皮鼓”中消亡。它成为我后来提出“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同时并置在中国文化的地理版图上”②重要理论的依据之一,预言中国文化将走进一个充满着悖论的历史阶段,暗自庆幸“史诗性”作品的历史性坠落。

   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乡土社会在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挤压下,其物质景观层面上已经使得农耕文明分崩离析、面目全非、溃不成军,农业社会走进了现代文明与后现代文明的交会处。但是,回望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中国农村乡土社会,其隐在的乡土文明并没有消逝,甚至走进了城市。单就乡村统治秩序来说,我们还能望见那种熟悉的封建乡土宗法社会的思想面影,即便是处于一种即将消亡的状态之中,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扭曲的身躯中看到现实世界的倒影,令人叹为观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白鹿原》就是一面历史的镜子,烛照反射出了当代社会的种种文化幻象。历史学家的客观陈述,却不能替代文学家把这一历史景观留在形象的画面当中,让历史告诉现在,同时也指向未来——农耕文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将伴随着现代文明和后现代文明悄声无息地植入我们的文化生活之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白鹿原》作为一部具有史诗意义的文学教科书是有其特殊的文学和文化意义的。

   谁也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后,当《白鹿原》被拍成电视剧后,竟然会风靡全国,人们从旧时代的乡土生活影像画面中找到的是一种对远去的传统文明的“深刻眷恋”,还是一种对消费文化的逆反的精神慰藉呢?抑或是那种对超越阶级的传统乡绅文化的政治怀想,而成为当下对传统儒学的另一种文化阐释与宣泄?这都或许成为触发我们思考当下面临解体的乡土社会以及认识乡土文学的一簇思想火花。

   正如蒋永济先生所言:“众所周知,《白鹿原》被誉为揭示了‘一个民族的秘史’的经典,是一部史诗般的小说。然而,它为什么能被称为‘史诗’性经典?就在于它除了大容量、长时段地再现一个时期家国、民族、个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外,还能秉持一种史家臧否历史的价值中立的立场。比如说,在对待乡族组织和传统儒家文化态度上,我们看到小说《白鹿原》既有对传统乡族儒家价值观念(仁义)的坚持,也有通过朱先生变通、开明的言行对封建的、僵化的教条和愚昧行为进行批判;在党派信仰和革命问题上,小说既有对党派政治积极方面的肯定,也有对党派极端做法的否定和批判;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小说既有对民族反抗侵略的民族大义的坚守,又有对像朱先生那样草率赴前线的举动和虚假宣扬鹿兆海作为民族英雄的否定与批判。然而,如前面分析的,由于价值立场的改变,电视剧《白鹿原》从根本上改变了原小说的价值观念和意义性质,因此,它与小说《白鹿原》相比,电视剧《白鹿原》已是在同一个‘白鹿原’名称下的另一种不同性质的文本了。加上一些细节和重要的情节、人物命运的改动,使得电视剧《白鹿原》与小说《白鹿原》各自以不同的趣味和表现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③我同意蒋先生的观点,但正是这种看似中性的价值判断,深刻地反映出作者对传统文化两面性的哲思,也就是既对旧有的封建文化抱着批判和取精用宏的价值分解,也是对百年来五四新文化传统,尤其是百年革命进行批判和梳理的“反动性”。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胜利,它让小说有了更大的历史内容含量,同时也充分打开了艺术审美的空间。无疑,这是作家意识到了的“历史的必然”,尽管许多地方陈忠实还处在一种朦胧的觉悟之中,但是,对于一个文学家来说,能够捕捉到这样一种处于历史悖论之中的潜意识,并且能够艺术地呈现传达给读者,就是最大的历史和审美价值的贡献。当然,仅仅依靠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再现历史生活还是远远不够的,仅仅用胡风宣扬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大于世界观的理论也是无法全面解释的现象。

   由此,反观当年我的那种即时性的文学史判断,重新审视《白鹿原》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应该成为我个人文学自我批判和反省的起点。可以肯定,自己在世纪之交吊诡的历史语境中所下的论断显然是缺乏历史检验的谵语,甚而有些论断是误读误判的浅薄之论。因为那时人们信奉的是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教条,而忽略的却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必然”的批判性论述,同时也忽略了“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的真谛。

   也许,只有如陈忠实这样一辈的作家站在黄土地的高原上幸运地走过了民国末年和共和国的“十七年”“文革”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悲壮历程,并且得以醍醐灌顶地大彻大悟,才能有资格书写“史诗性”的鸿篇巨制,才能有幸获得哲学层面的顿悟和升华(尽管绝大多数作家一生当中都不一定能够获得这样的历史阅历,以及这种被称为灵感的哲学顿悟),才能在整体构思中艺术地剪裁情节和细节,以及人性地塑造笔下的人物,让作品得到思想的完全解放。

   首先,值得反思的是,二十四年前我对整个乡土文学的走向带有一种天然的偏见。出于那个时代被压抑的政治热情,我当时所看到的乡土小说的走向是“走出田园风景线,寻觅失落的政治问题”:“谁都不会忘记文艺为政治服务给作家创作留下的消极影响,新时期文学的腾飞亦正是在摆脱了这种影响的前提下取得的。新时期之初,当汪曾祺第一次把四十年前那个田园旧梦送给读者时,人们似乎从这田园风景线的描摹中找到了一种与政治主题剥离的新方法,从中发现了小说所具有的美感功能,虽然这种美感尚带有古典主义的风范,但它足以令人陶醉。”④从表面上来看,这个判断似乎是准确的,因为当时的乡土小说走向的确是在汪曾祺那种田园牧歌式的创作模式下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尤其是“回到文学的本体”的“纯艺术”主张占据了创作的潮头,“去政治化”成为人们摆脱以往文学羁绊惯性的大纛。而《白鹿原》却是在重新回到政治性判断的语境中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震撼,但我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层,鼓吹的是作品对乡土文学中乡绅形象的颠覆,却没有看到其重塑的意义所在,忽略了从本质上重新认识中国乡土宗法社会中剥削与被剥削阶级均有的两面性问题。孰料,从大格局的历史框架中来看,陈忠实要表达的思想内容是更加繁复和驳杂的历史图像——乡缙文化贯穿的不仅仅是清末到民国的百年衰亡过程,它应该还继续会以一种变异的方式在今后的历史进程中得到意识形态变异的发展。虽然《白鹿原》的煞尾是止于民国终结前后,但陈忠实在《白鹿原》里留下的思考“黑洞”足以让这部作品留在文学史的长河中不断被重识和重释。也许,作家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历史的必然”,但是对历史重新审视的深度和广度,让作家在文学创作的无意识层面中发掘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延续性,这就是《白鹿原》成为当代文学史“史诗性”巨著的重要理由之一。

   所以,在那篇文章里,我对史诗情结的否定显然是有偏颇的,这是我对乡土小说丰富的思想和博大的历史内涵认识不足所致,只是沉湎于作品悲剧性的艺术追求分析,而忽略了小说所释放出的更深层次的历史内容,这就造成了对《白鹿原》史诗性内在巨大的“历史的必然”的盲视。针对当时我对乡土小说走向的四点分析而言,值得批判和反省的地方甚多,尤其是对“史诗性”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认识不足,被所谓的“超悲剧”的理论所迷惑,被那种田园牧歌式的乡土叙事表象所迷惑,对尼采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过度沉迷,使我闭上了那双内在审美的眼睛,以致对《白鹿原》这样具有宏大历史意义的乡土文学恢宏巨著评估失衡,这显然是对文学史叙述肤浅认识的表现。因此,重估《白鹿原》的“史诗性”,应该成为当代文学史,也是百年文学史的一件重要的学术问题。

当年我认为:“当中国作家们对所谓‘全景式结构’的‘史诗性’作品发生怀疑时,几乎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里就已淡化了长篇小说的‘史诗情结’,像《芙蓉镇》那样的结构方式已成为新时期的历史。甚至,人们对‘史诗’的审美价值亦发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和动摇,即便是《战争与和平》式的巨著也不一定适合如今的审美需求。然而,当我们仔细厘定近年来长篇乡土小说创作时,就不难发现作家们似乎又重新对大跨度的历史时间发生了兴趣。随意拈出几部长篇便可见端倪:……尤其是《白鹿原》已被许多评论家定性为‘史诗性’的作品……且不说这些作品空间跨度是极其有限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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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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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 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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