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粮长贪腐案何以频发
洪武四年（1371年），明朝创立粮长制，规定田赋万石左右的地区划为一区，每区设立一粮长，由政府气派区内田地多、纳粮多、有声望的地主担任，其职责主要是征收与解运田赋，奏报灾情。粮长制，起初施行于江浙，后来在江西、福建、湖广等地陆续推行。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粮长之制，曾多次召见各地粮长，当面劝勉他们。一些优秀的粮长，还被破格任用为官员。
“粮长之设，首便于有司，次便于良民。”（朱元璋语）明初，要将全国3000万石的田赋挨家挨户收上来，并运送到京城和其他缺粮地区，是非常浩大而艰巨的任务。由粮长代理征收与解运，既可减轻“有司”的工作量，又能减轻农民的负担。朱元璋出身贫寒，知道民间疾苦，历来官府征收赋税，官吏总会巧立名目盘剥百姓。推行粮长之制，目的在于杜绝官吏之侵渔，便于民户就地交纳，不必支付额外负担。
设置粮长制的初衷，无疑是为了利国利民。但是，实际运行的效果并不理想，不少粮长利用职权中饱私囊。仅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就查获四起较大的粮长贪污案件，其事迹均载入《大浩续编》。
是年，首批查办了嘉定县粮长金仲芳等三人。这三个粮长，在国家规定课税之外，向百姓科敛18种苛捐杂税，如定船钱、包纳运头米，临运钱、造册钱、车脚钱、使用钱、络麻钱、铁炭钱，申明旌善亭钱、修理仓廒钱、点船钱、馆驿房舍钱、供状户口钱、认役钱、黄粮钱、修墩钱、盐粟钱，出田子钱。这些额外收入，大部分被粮长据为己有。
同年八月，又发生粮长唐谦舞弊纳贿案。唐谦借受灾之机，虚报灾情，欺上瞒下，从中渔利。他弄虚作假，以荒田充熟田、熟田充灾田。凡是向他赠送钱财的地主富户，他就夸大他们的受灾损失，助其少纳或免纳田赋，并冒领赈灾款。而对于贫穷农民，则毫不体恤，隐瞒其灾情，使他们按照正常年景交纳田赋。事情败露后，唐谦又用钱财暗中收买地方官吏，企图逃脱罪责。
继唐谦被查处后，又一起粮长科敛害民案曝光。粮长邾阿仍，勾结当地豪强猾头，“起立名色，科扰粮户”。本来只应征粮1万石，结果他们以种种科目征米3.7万石，钱1.11万贯。其巧立的名目，主要有船水脚米、斛面米、装粮饭米、车脚钱、脱夫米、造册钱、粮局知房钱、看米样中米、灯油钱、运黄粮脱夫米、均需钱、棕软篾钱等。邾阿仍横征暴敛，百姓苦不堪言。“民无可纳者，以房准之者有之，揭屋瓦准者有之，变卖牲口准者有之，衣服、缎疋、布帛之类准者亦有之，其锅灶水车农具尽皆准折。”朱元璋获悉其行状，不禁感叹：“似此奸顽，贪婪无厌，虐民之心，甚如蝎蛇!”
还有，上海县一粮长瞿仲亮，假借解运赋粮之名坑害百姓。在纳粮结束之后，瞿仲亮又以解运赋粮的名义，擅自向纳户拘收“路引”。纳户宋官二等人认为瞿仲亮乱收费，联名告状，上达天听。粮长贪赃害民事件频发，朱元璋大为震怒，亲自审讯瞿仲亮，查实其以转运粮食为名，额外科敛“路引”（亦称神福钱）1万贯。除去少量运输费用，大部分“路引”被瞿仲亮贪没。
从上述粮长案例看，其贪腐方式颇为相似，都是利用手中职权，巧立名目，盘剥百姓，谋取私利。毫无疑问，这些粮长的所作所为，完全背离了朱元璋创设粮长制的初衷，不仅没有减轻农民负担，而且为害更深。对于贪腐行为，朱元璋决不姑息，严厉惩治。除了唐谦被流放云南外，那些贪腐粮长都被判处极刑。有明一代，朝廷以重典惩治贪腐，而诸如粮长贪腐之类事件却层出不穷，恰似“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设立粮长制的初衷，用朱元璋的话说，就是“以良民治良民”，从而实现“无侵渔之患”。客观地说，基于“以良民治良民”的制度设计，不失为良策或良政，但从实际运行情况看，有了良策或良政，并没有实现良治。这个问题，类似于好心未必办好事，值得深思。
“以良民治良民”而未达到良治，问题还是出在“良民”上。毫无疑问，那些田地多、纳粮多、有声望的地主原本是良民，因为他们对国家贡献大（纳粮多）、没有劣迹（有声望）。为什么这些良民当上粮长之后，却劣迹斑斑，昧着良心做坏事？答案很简单，是权力使他们蜕化变质。作为粮长，他们被赋予征收和解运赋粮的权力。有了相应的职权，他们就可以巧立名目，谋取私利。历来官吏代表国家直接征收皇粮国税，会在法定赋税之外，以种种苛捐杂税侵渔百姓。朱元璋不相信官吏，改用良民（粮长）代理征收，原以为能消除弊端，结果良民的表现与贪官污吏无异。官吏也好，良民也好，其所作所为无不证实，“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
有权力的人之所以会滥用权力，这是人性决定的。所谓良民，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成为良民，一旦拥有权力，良民也会以权谋私。因为良民也有人性的贪婪，哪怕田地再多家财万贯，他们照常贪得无厌。既然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那么将征收主体由官吏改为良民，就未必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防止权力滥用，就必须用权力约束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权力，不仅要用制度的笼子牢牢关住，还要笼子外的人看管与监督。没有笼子外的人看管与监督，笼子也就形同虚设。
监督必须是全方位的，既要系统内的监察约束，也要系统外的监督制衡。上述贪腐粮长，大多是被乡民告发而被查办的。所以，真正的良民并非唯唯诺诺的顺民，一味地逆来顺受，只会纵容有权者更加更加张狂更加任性。其实，“以良民治良民”，是可以实现良治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治者良民，必须置于“笼子”里，自觉接受监督与约束，而作为被治者良民，既要承担自身的义务，更要行使相应的权利，敢于依照法定的民主权利监督并约束权力。
——原载2017年第12期《群言》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