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飞舟: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4 次 更新时间:2018-01-28 23:4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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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飞舟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梳理和考察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将其分为“接轨”与“自觉”两个阶段,并指出“自觉”阶段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主要来自于现实经验研究的要求。在寻求对经验现象和社会行动的深层的、“精神”的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中,中国本土的概念应该努力与中国漫长深厚的学术研究传统对接,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学中国化。本文就对接的方式进行了初步探索,指出针对中国这样一个“关系社会”,可以尝试从行动伦理层面切入。当代中国人的社会行动中包含了大量的传统伦理因素,是构成“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正是这些行动伦理将当前的经验现象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在社会学研究的层面上连接起来,为拓宽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行动伦理;差序格局;社会学中国化

  

   2005年第1期的《社会学研究》杂志发表过一篇应星的书评文章《评村民自治研究的新取向》。在这篇文章中,应星对他称之为“乡土派”的研究进行了批评,并仿照米尔斯对美国主流定量研究“抽象经验主义”的称呼,将乡土派称为“朴素的经验主义”(应星,2005)。所谓“朴素”,一方面是指乡土派反对西方理论,另一方面指乡土派的“理论”主要来自于田野,合而言之曰“野性的思维”。作为一名以优秀的经验研究著称的社会学家,应星当然不反对田野研究,他所反对的是缺乏理论关怀和理论指导的经验研究。在他看来,乡土派从田野中生发的那些零散的理论概念,接续不上既有的学术研究传统,形不成像样的理论,因而也不会有重要的创新。田野中的零星发现,如果不能接续在强大的理论和学术传统之上,充其量只是一些受到新鲜刺激所得到的火花,不会有生发的潜力。在仝志辉、吴毅、贺雪峰等人的回应性文章中,一个讨论的重点就是学术研究传统应该如何建立(仝志辉,2005)。虽然吴毅等人认为乡土派既没有“反西方”,也没有“反理论”,但是双方对如何建立学术研究传统的分歧却变得很明确:中国社会学的社会研究应该与哪些学术传统对接?是“西方的”、“理论的”,还是“本土的”、“田野的”?“本土的”、“田野的”能否构成一种学术传统?

   对于这种学术争论,我们很容易关注其分歧而忽略其共同点。事实上,在双方的争论背后有一个更高层次的共同之处,即建立或者选择学术研究传统的标准应该是为了更好地、更深入地理解当前中国的经验现实。如应星所言,“社会现象不是自在的,而是被呈现、被建构出来的。没有人独特的感知,没有敏锐的问题意识,社会实在纵然如神祇般矗立在山顶,人也可能视而不见”(应星,2005:220);或如吴毅等人所言,“在生活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义理逻辑之中去寻找对于现存理论的碰撞和激荡”(吴毅等,2005:89),理论和学术传统无论是作为发现的工具还是对话的对象,都是理解经验现实时必不可少的,所以是实用的、功利性的。双方围绕福柯的权力理论展开的争辩越发证明了他们对理论所持的相同态度。既然理论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实而存在,那么什么是所谓“更好”的标准呢?或者换句话说,用什么标准来判断在理解村庄治理的某些问题时是福柯的理论还是其他的理论有着“更好”的洞察力呢?更为广泛地说,什么样的理论和学术传统能使我们更好地、更深入地理解和研究中国当代社会?这个问题是双方分歧的关键所在,要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则需要将视野扩展到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发展史中。

  

一、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与启示

  

   社会学进入中国的时期,是中国传统思想正在发生大变革的时期。清末民初的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对传统经学进行了改造,努力建立新的史学传统,而这个新传统与社会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渠敬东,2015),在客观上为社会学的发展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在传统经学的枷锁被打破之后,各种西方社会思想得到了迅速的扩散和传播。而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社会学在中国的教学、实践和应用,则在民国时期最为繁荣。在欧美的社会学进入中国之后,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即提出“社会学中国化”,其中尤以燕京大学吴文藻先生倡行最力。在他指导和影响下而形成的“燕京学派”是民国时期众多社会学派别中最为突出的学派之一,一度被称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可以被看作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代表。按吴文藻在《社会学丛刊》“总序”中对“燕京学派”研究方法论的提法,是“以科学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研究对象则是“社区”及背后的文化、制度和功能,也就是说,“社会学中国化”的内容是如何运用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在今天看来,这只是“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一步,但是在缺乏社会科学传统的中国学术界来说则不失为一个创举。张静认为,“燕京学派的工作,可以更准确地定位为现代社会学在中国的开创建设,他们开启了新的、专业的社会研究。其主要特点与其说是本土化道路的提出,不如说是研究角色、议题、方法及目标的转换”(张静,2017:29)。所以与其称之为“社会学中国化”,不如说是社会学、社会科学在中国的“落地”和应用。在这个意义上,从陈独秀、李大钊等到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实践中的运用都是这个“社会学中国化”的一部分。在新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中国社会的诸种现象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向,民国社会学也因此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

   如何运用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是当时学者们面对的共同问题。谢立中以费孝通先生的研究为例,指出了三种运用西方理论和方法的不同方式(谢立中,2017)。第一种叫做“对象转换型”,就是直接运用西方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社会现象,这以《江村经济》为代表。第二种叫做“补充—修正—创新型”,其典型特征是用中国本土的社会事实对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做一些修正和补充,或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启发性的概念,这以《生育制度》为代表。费孝通先生自己曾说,《生育制度》一书是将涂尔干的“平面的人际关系”转成“垂直的”“代际关系”(费孝通,1987:433)。第三种叫做“理论替代型”,是指研究者“基本上放弃了来自西方的概念和命题,用一套完全来源于该国/地区人民社会生活实践的本土性概念、命题替代了前者,但却还是沿用了移自西方社会学的思维或研究方法(如实证科学方法、诠释学方法、辩证方法等,尤其是实证科学方法)”(谢立中,2017:43)。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就是这种方式的代表,书中提出的如“差序格局”、“礼俗社会”、“无为政治”等概念正是试图建立适合中国的概念和理论体系的努力。但是,谢立中敏锐地指出,这些本土性很强的概念是在西方社会学理论启发和对比下获得的,比如差序格局和礼俗社会的概念明显受到涂尔干“机械团结/有机团结”与“共同体—社会”理论的影响。这种“替代”实际上仍然是站在西方理论的立场,运用社会科学方法,从外向内观察中国社会的思想成果。

   20世纪70、80年代,港台地区兴起了一波“社会学本土化”的浪潮,以杨国枢、金耀基、黄光国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倡“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对中国社会的一些重要的本土概念,如“人情”、“关系”、“面子”、“耻”、“报”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分析。这波浪潮的起因,一方面是由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对港台地区进行“学术洗脑”(杨国枢主编,2012:5),另一方面也由于社会科学界不断感受到来自现实的“中国人的许多行为和思考方式……还一直保留到今天……是一种了不得的韧性或是弹性,或者说,根本就是一种惰性、一种行为方式,历几千年而不变”(文崇一、萧新煌主编,2013:1)。我们注意到,这种“社会学中国化”的动力与民国时期完全不同。民国时期,西方理论和方法犹如启蒙的明灯,照亮了中国社会的实践,赋予社会科学的学者们以大量的灵感以及新的发现和概念。而到港台的“社会学中国化”时期,在西方理论和方法占研究的主导地位时,人们又感到这些理论和方法与中国社会的现实颇有错位,缺乏杨国枢等人所说的“本土契合性”。港台这批学者的努力正是为了使西方理论和方法与中国的本土社会现实更好地“契合”,所以他们在分析中国本土概念时,仍然以使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为主,或者说是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去“解剖”这些中国的本土概念。这种努力好比用西方医学和解剖学理论去分析中国医学的经络穴位一样,虽然在短期内能够产生很多学术成果,但是这些学术成果既无法与西方学术传统形成对话,也无法对本土的经验研究形成有价值的启发。例如用交换理论来分析“孝”或“报”的观念,而无视其理论背后的个体主义和平等主义预设,分析的结果只能是将这些观念中的本土特征消解掉而已,并不能构成对这些观念真正深入的认识。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此类研究在90年代之后便迅速趋于式微,今天的港台社会科学界已经是欧美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了。

   无论是在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对照下形成的关于中国社会的新概念,还是用西方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本土的概念进行分析,其立场都是西方本位的,其背后的问题意识、理论洞察、分析方法都扎根于西方学术传统之中,这导致了一些新的本土概念如“差序格局”虽然极具洞察力,但是缺乏生发力,难以构成本土理论的基础。支撑差序格局这个概念的学术传统,是诸如“有机团结/机械团结”的社会理论。近年来一些学者试图将这个概念与中国传统的经学如丧服理论对接,正是为了使它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吴飞,2011;周飞舟,2015)。而一些传统的本土概念,如关系、人情、面子等,也被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所“肢解”,如同将一棵大树分成干、枝、叶进行分析,无视树根及其扎根的水土,使得这些本来极具生命力的本土概念要么变成西方社会学概念的“附庸”,如“关系”变成交换理论或者博弈理论的“中国版本”,要么变成笼统抽象的“社会资本”这种在很大程度上被滥用了的“剩余范畴”。

   自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在大陆恢复重建以来,社会学研究在短短几十年内又重复了民国时期以及港台地区曾经走过的“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80年代是大量译介和引进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时期,到了90年代,中国学者在广泛深入的田野调查中,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费孝通先生的乡村发展研究和陆学艺先生的社会结构研究可以作为突出的代表。其中,陆学艺先生运用西方社会学的分层理论,在长期深入中国现实的田野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陆学艺,2006),开创了一条中国学者以阶层理论进行社会结构研究的道路。

在大量的经验研究基础上,许多中国社会学研究者开始试图提出基于本土立场的问题,从而开启了社会学中国化的新阶段。以应星的研究为例可以说明这样一个过程。其《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这样一个堪称典范的经验研究,除了得益于作者在重庆某县细致深入的田野调查工作之外,其中社会学的洞察力和想象力与作者深厚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修养,比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对福柯理论的深入把握极有关系(应星,2001)。此后,在长期研究上访现象的基础上,应星提出了“气”这样一个既具概括性、又具有独特解释力的本土概念(应星,2007)。这一概念并非来自于西方社会理论的启发,而是来自于对田野经验的体察和概括。在这一点上,这一概念与“乡土派”贺雪峰等人提出的“社会关联”并无本质性的差别(贺雪峰、仝志辉,2002)。事实上,正如应星批评乡土派的概念不能对接西方的学术传统一样,“气”这一概念也面临同样的困局。作为一个纯粹从田野经验中生发出的概念,连理论的表述都相当困难。有过相似田野经历的学者更容易感受到“气”的力量,而大部分人则只能在理念层次去理解。这个“气”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气”到底有什么关系?连接这两种“气”的潜在的、无形的根源和力量是什么?应星随后试图从民间传统的“痕迹”如谚语和地方戏曲中去寻找“气”的实质,这无疑是一种类似于“寻根”的尝试(应星,2010)。但是这种尝试似乎并不成功,这构成了他在此后转向革命史研究的主要动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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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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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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