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利:现代国际法被质疑的两大起源神话:普遍主义和平等主权在中西关系史上的演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7 次 更新时间:2018-01-20 12: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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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利  

   陈利*著

   伊利诺伊大学法律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副教授、历史与文化研究系主任,担任中国法律与历史国际学会会长。出版专著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 Sovereignty, Justice and Transcultural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陈煜*译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副教授

  

   与传统史学的看法不同,本文认为近代早期中西方的冲突,很大程度归因于中西(特别是中英)在中国主权问题上的争夺。本文将要揭示,西方帝国谋求在中国获得治外法权以及自由贸易、旅行及传教等“自然”权利,这根源于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对非基督教国家享有普遍主权(Universal Sovereignty)。而主权平等(Equal Sovereignty)与普遍正义(Universal Justice)这两个话语体系,作为现代国际法和外交起源的两大神话,在西方殖民帝国的扩张过程中,而得以被构建、利用,并遭遇挑战和进行调适。中西关系的发展对这些话语体系的演变过程施加了重大的影响。

  

导 论

  

   现代史学关于近代早期中西关系方面一个最具影响且仍在流行的观点认为,英国和其他西方帝国之所以会在19世纪对中国发动战争继而强迫其签订条约,主要是因为中国还是固守着华夷之辩和传统的对外政策,顽固地拒绝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和西方建立正常的关系,而主权平等,恰是现代外交和国际法上的一条普遍准则。这种观点的影响之大,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一方面,它对维持现代国际法和现代外交准则的权威性仍有着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它直接影响到我们如何理解中西关系成型过程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且过去流行的关于这些事件的看法至今还在中西交往中被屡屡援引。本文汲取了近年来关于帝国、国际法、中国史等领域的批判性研究成果,对于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在同中国(和其他非基督教国家)的交往过程中坚持国际法和主权平等“普遍”价值这一观点,尝试进行历史研究与分析。

   本文首先概述西方殖民势力在非基督教世界主张普遍主权的法律、政治和宗教上的根源,该主张在亚洲语境中经常表现为寻求殖民扩张或索要治外法权、贸易自由和传教自由。文章第二部分将讨论16世纪到19世纪初中国政府为保护主权和领土免遭西方侵略而采取的不同策略。接着,我们会讨论两个反映中西法律冲突的著名案例——1784年的“休斯女士号”(Lady Hughes)案和1821年的“艾米丽号”(Emily)案,并简略地回顾那个著名的1793年马戛尔尼大使访华的事件,这些讨论是为阐释中西在主权之争上的力度和动向,并揭示普遍国际法和普遍正义这些话语体系所存在的内在矛盾。而文章最后一个部分则将分析关于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1839年~1842年)的激烈争论。这些争论见证并推动了西方殖民帝国对国际法和现代外交概念的重塑,以应对其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不断变化的权力关系。由于英国自18世纪初期起就开始在中西交会中扮演西方领袖的角色,所以本文聚焦于中英之间的接触,当然在必要时,我们也会涉及中国和其他国家,比如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美国之间的交往。

   总之,本文认为英国和这一时期的其他西方帝国,深受基于欧洲中心论而衍生出来的文明、主权和普遍主义这些话语体系所影响,要求在中国获得治外法权以及自由贸易、旅行及传教等所谓自然法上的权利,却拒绝给予中国同等的权利和优惠措施。不同于传统史学的观点,本文认为西方对普遍自由和特权的主张,和中国拒绝在中国领土范围内无条件接受这些主张的行为,构成了此期中西纠纷和冲突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这些冲突具体发生的情形,经常只是增加了生动的传闻轶事、更新人们的谈资、丰富大众的想象,并使相关档案日益丰富,从而使西方想要获得上述特权的这些要求回过头来显得似乎更加合理和高尚。但是本文对这一话题重新作出批判性分析,有助于复原被国际法和相关帝国的垄断性叙述所掩盖的诸多矛盾和裂缝,更好地解读历史。

  

一、早期欧洲殖民主义关于平等主权和普遍主义的起源神话

  

   支撑着早期现代欧洲的海外扩张有一个强有力的话语体系,它根植于罗马教皇和基督教欧洲所宣称的普遍主权,后者的法律和政治的根源通过中世纪可回溯到古罗马帝国时期类似的观念。到公元1世纪时,罗马帝国至少已经在理论上同“世界”相提并论了,罗马人就是整个“人类”,而罗马法(根据阿里士多德的观点)则是“全人类的法”。罗马帝国之外的任何人都被定义为“野蛮人”或者“非正常的人”。基督教于公元4世纪被宣布为官方宗教之后,逐渐遍布罗马帝国,而基督教欧洲也就被看作是文明世界的同义词了。正如派格登(Pagden)最近指出的那样,“基督徒坚持唯一真理来源于福音书和唯一权威的解释来自教堂,又进一步增强了早期罗马人自认为独一无二的观念”。凡是基督教帝国之外者,都是异教徒,也就是野蛮人。6世纪时,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在他的法典内宣称自己是法律上“世界之主”,而罗马教皇也在中世纪时被许多神学家和政论家认为具有同样的普世权力。由法律专家后来成为教皇的英诺森四世(1243年~1254年在位)曾经指出,由于基督是“唯一的真神”和造物主,故教皇作为圣彼得的继承者和耶稣基督在世间的代理人,就具有了至高的管辖权,“不仅对基督徒是如此,对一切异教徒也是如此”,且能借基督教国君之力,强制或者惩罚那些违背自然法或上帝意旨的异教徒。

   受欧洲式的文明和自然法观念影响,这种认为对全球范围内实际和潜在的基督教徒都享有普遍管辖权的话语,在欧洲十字军针对穆斯林的“圣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11世纪开始到13世纪,为了从“异教徒”手中夺回圣城耶路撒冷,十字军曾发动了一系列东征。这个普遍管辖权还给自15世纪兴起的欧洲殖民主义提供了法律和意思形态的依据。例如,根据这样的普遍主权,以及为了“保卫和促进”基督福祉,教皇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1447年~1455年在位)在15世纪50年代曾两次授权葡萄牙国王及其继任者可以“侵略,搜索,捕捉,消灭并征服所有撒拉逊人和其他异教徒,以及任何地方与基督为敌之人”,奴役他们并瓜分其“领土、财产以及其他所有动产和不动产。”尽管这些教皇训令常常聚焦于非洲,但同时也牵涉到“印度”(Indies)——这个词当时常用来泛指许多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欧洲外的“异教”社会。

   西班牙为了在教皇封给葡萄牙的殖民地之外获得领土,才因此授命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去寻找Indies,哥伦布于1492年扬帆起航,但不是按照通常的沿非洲海岸那条航线走,而是选择了横穿大西洋的那条航线,这一选择导致了他偶然地“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而他错误地以为那就是Indies。为使西班牙对新大陆享有合法的主权,出生于西班牙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1492年~1503年在位)于1493年的5月4日签署了著名的教皇诏书,连同1494年签订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一道,在葡萄牙与西班牙之间划定了一条殖民扩张分界线(“教皇子午线”),以距离佛德角群岛(Cape Verde Islands)以西380里格的子午线为界,该线以西的地方,若“探索和发现”到新的地方,则归西班牙独享,西班牙可以在该地殖民、勘探和经商;而该线以东,则“归属于”葡萄牙,葡萄牙可以在该地独享上述一切权利。非基督教的世界就这样被瓜分了。

   虽然其他欧洲殖民强权,如英法两国,在许多方面与其伊比利亚半岛先驱并不相同,但是他们在美洲的探险“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对西班牙成功经验的模仿”,而且也同西、葡两国一样对非基督教国家想当然地认为拥有法律权力和管辖权。1496年,英王亨利七世签发的特许权诏书(Letters Patent)就几乎照搬了1493年的教皇诏书的文句,授权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为英王去寻找、征服并占领为异教徒所盘踞之地,“无论是什么,无论在哪里,只要是此前基督徒未知之地(划线部分为原文所强调)”,都在征服范围之内。即便在英王亨利八世改革以及与教皇分裂之后,类似对教皇诏令的援引依然可以从伊利莎白一世于1584年授权沃尔特·雷利爵士探险北美的诏书中发现。值得一提的是,正如1492年的哥伦布一样,这些英国早期的探险家同样也将“印第”尤其是中国(或用卡伯特的话来说是“大汗的帝国”)作为他们理想的目的地。

   这些早期的支持欧洲海外扩张的皇家诏令和宪法性文件,都无一例外地带有帝国基本意识形态:“为了将基于欧洲政治、社会原则及宗教传统之上而建的‘世界性文明’扩展到全球”,基督教欧洲因此拥有对非基督教世界进行夺取和开发利用的自然权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神学家和法学家,比如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Francisco de Victoria)(约1485年~1546年)和胡果·格老秀斯(Hugo Grotius)(1583年~1645年)以及他们众多的追随者们,就曾挑战或质疑教会对美洲或亚洲异教“印第安人”所拥有的世俗性管辖权,同时对伊比利亚半岛帝国宣扬自己对东、西印第享有神赋特权的合法性表示怀疑。但他们最为深远的的影响之一就是阐述了一套世俗化的自然法思想,使之成为“万国法”的基础,而这个万国法为基督教欧洲声称拥有在非基督教世界进行贸易、旅行及传教的绝对自然权利提供了依据。而上述万国法权威专家最初关于异教徒依据万国法和自然法在理论上有思维能力和享有主权的观点,则被他们认为欧洲人拥有前述自然权力的观点所湮没了。来自(非基督教国家)本地人的阻碍和敌意可能会构成发动“正义战争”(bellum justum)的原因,在这种情形下,自然法允许对本地人的土地和财产进行征服和合法的占有。

   以上所述是15世纪晚期至17世纪时,欧洲帝国和其相对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交会的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在绝大多数(但并非所有)情形下,想要立即在亚洲国家殖民,抑或不能,抑或无益,于是殖民强权通过建设货栈或“工厂”来开始对当地进行殖民渗透——“工厂”一词自拉丁语“factoria”转化而来,而早在15世纪初期伊比利亚殖民势力就曾经在非洲地区建造过。这些殖民前哨和其他殖民定居点和城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编织了一张庞大海上帝国的全球网。通过这些武装加固和不断扩张的“factoria”,欧洲帝国希望联合或独立的声称在“东印度”享有法律上或事实上的主权及自然法上的权利,这些权利可通过治外法权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最好是通过不受限制的旅行、贸易或传教的形式加以体现。

   英国(1600年)、荷兰(1602年)和法国的“东印度公司”(EIC)因此在创立之初,就被赋予了在同非西方国家交往时可以行使某些主权(准主权),因为它们不单可以谋取贸易利益,而且还拥有签约、宣战、执法乃至征服亚洲地区国家的权力(就如同它们亚太地区以及印度所做的那样)的权力。迟至1665年时,法国国王仍授权法国东印度公司向亚洲国家发动战争和谈判签约,“并在所有这些岛屿、国家、省份、要塞或其他地方获得有效的控制权和主权,为此,(该公司)可以通过征服或者购买方式,或者发现哪些被废弃或只有野蛮人居住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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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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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雅理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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