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行福:论马克思的普遍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7 次 更新时间:2019-11-30 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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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行福  

内容提要:在我们的时代,普遍主义如同其他启蒙理想一样受到后现代主义、多元主义和各种共同体主义思潮的围剿,但当今左翼思想家中也不乏普遍主义的捍卫者。拉克劳、阿兰·巴丢、巴利巴尔、华伦斯坦等人不仅对新自由主义的虚假普遍主义和各种特殊主义思潮进行批判,而且致力于普遍主义话语的重建。但是,在这场普遍主义的理论复兴中,马克思的相关思想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虽然马克思在认识论上拒绝脱离现实的抽象普遍性观念,在政治上反对以抽象权利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但马克思并没有拒绝普遍主义理想。相反,无论是在对人类未来社会的设想还是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中,普遍主义都是马克思思想的特征。像黑格尔等伟大哲学家一样,马克思对普遍性及其表现形式有着深刻和复杂的思考。具体来说,通过“虚假普遍性”的批判,马克思揭示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规范潜能及其阶级局限性;通过“现实普遍性”视角,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进步潜能和历史局限性;通过“例外普遍性”概念,马克思揭示了无产阶级解放的普遍政治潜能。虽然马克思与我们相距一个多世纪,但我们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批判和分析的历史时代中,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解放信念和对资本主义的辩证态度,仍然是我们应该继承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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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遍主义的复兴


费瓦雷(A.Ferrara)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怀疑的时代和向下沉沦的时代,一切与理性相联系的普遍性理念都受到质疑,基于此,“它给未来留下的任务是哲学和社会理论中可信的普遍主义形式的重建”。①拉克劳(N.Laclau)也认为,普遍性观念对任何进步的政治运动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当今左翼思想中虽然有普遍性的种子,但未能发展出激发大部分人想象的符号,“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扩展那些普遍性的种子,以使它获得一种充分的社会想象,同在过去三十年间已经成为世界政治霸权视域的新自由主义共识相抗衡”。②我们处在一个悖论的时代,一方面启蒙和现代性的普遍主义信念受到后现代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围剿,另一方面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也出现了一股普遍主义复兴的浪潮。

当今著名激进左派哲学家阿兰·巴丢(Alan Badiou)在《圣保罗——普遍主义基础》③中提出,当今世界受制于市场万能的虚假普遍主义和“共同主义的万花筒”的虚假对立,虚假普遍主义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一切事物都根据市场等值原则来衡量,而在他看来,真正的普遍主义意味着无条件地忠诚于“平等”,这是我们时代必须捍卫的理想,也是共产主义概念的意义所在,为此他主张一种“战斗的普遍主义”(military universalism)。世界体系论代表伊曼纽尔·华伦斯坦(I.Wallenstein)在《欧洲普遍主义——权力的修辞》中指出,当今流行的普遍主义实际上是欧洲普遍主义,这种普遍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修辞和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工具。他把欧洲普遍主义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泛欧洲主义政治家口中的政治普遍主义,这种普遍主义以“人权”、“民主”为口号,在全球推行西方制度;二是文明冲突论者口中的文化普遍主义,它认为只有西方文明因坚持理念主义和人道主义普遍信念,因而优于其他一切民族的文化;三是市场万能的经济普遍主义,它把西方经济学作为唯一的真理,把市场经济视为唯一可行的经济模式。在他看来,欧洲普遍主义形式是与西方资产阶级的利益相联系的,是维护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意识形态。但是,对这种特殊的普遍主义的抵制不能返回到反对普遍主义的“超级特殊主义”(superparticularism)立场,相反,“如果我们想构建一个现有世界体系的真实替代,我们就必须找到一条阐述和使‘普遍的普遍主义’(universal universalism)制度化的道路,这种普遍主义是可以实现的,但不会自动地和不可避免地实现”。④总之,在当今许多左翼思想家看来,现实中普遍主义可能已经堕入到了虚假意识中,但普遍主义理念本身仍然是我们时代不能放弃的合理理念。正如朱利安(Francois Jullien)所说,普遍主义起源于欧洲,带有西方文化的特异性,并且常常是专横霸道的,然而,“这种对于普适的奢望,我们可以向它挑战,批判它,揭露它,与之决裂,但对它的需要却不会因之而减退。(欧洲方面)关于它的假定的确不够有说服力,但这丝毫不影响它让我们认识到人类需要它:尽管所有关于普适的表象一个接一个地倒下,若花之谢,但普适之概念却日益壮大”。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普遍主义一再受到挑战和质疑,但是,许多人仍把捍卫和发展普遍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事业。

普遍主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仅与特殊主义相对立,有虚假与真实之争,更为困难的是,它的含义和形式是多样和复杂的,内部充满着张力和矛盾。齐泽克在《敏感的主体》中也区分了三种普遍性概念。⑥一是“中立的普遍性”,它被理解为漠视一切具体差异的抽象同一性,这种普遍性的特征是“无歧视”,如黑格尔谈到法的理念时说:“自我被理解为普遍的人,即跟一切人同一的,这是属于教养的问题,属于思维……人之所以为人,正因为它是人的缘故,而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天主教徒、德国人、意大利人等等不同”。⑦这种普遍性构成现代人权和现代道德观念的基础。二是“症候式阅读”的普遍性,它把自己理解为对一切普遍性和普遍主义的批判,譬如,“女性主义者认为,所谓的普遍理性概念不过是男性对自己的特权地位的特殊辩护;马克思主义认为,所谓人权和自由不过是私有财产和交换关系的意识形态面具;后殖民主义认为,一切普遍主义都是欧洲文化霸权的表现”。⑧三是“霸权普遍性”,它把普遍性理解为无本质、无确定性的“空的能指”,“它总是已经被某些偶然的、特殊的内容所填充,即被它们所支配,而这些内容只不过是普遍性的替身”。⑨在此,普遍性不过是某种霸权化实践的临时结果。在齐泽克看来,虽然这三种对普遍性的理解有着重要的差别,但它们都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一个概念取代其他概念。法国著名左翼思想家巴利巴尔也对普遍性和普遍主义问题的复杂性做了分析。他认为,普遍性不是单义的(univocal),而是多义的。在他看来,起码有三种普遍性形式:一是“作为真实性的普遍性”(universality as reality),它指称人们跨越原有生活界限和范围,在越来越广泛的范围内发生的交往和联系,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全球化就是这种性质的普遍性。二是“作为虚构的普遍性”(universality as fiction),它赋予某种道德和政治制度以集体想象的共同性来表征普遍性,这种普遍主义带有虚构的意识形态特征,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秩序,如国家、民族等概念,但却在社会秩序和关系的协调中起着重要作用。三是“理想的普遍性”(universality of an ideal),这种普遍主义表达为超越性的原则或理想,如“平等自由”原则、世界主义、共产主义等等,它虽然无法完全实现,却为反抗现实提供动机。⑩在巴利巴尔看来,任何一个严肃的哲学家都不会坚持单一的普遍性概念,相反,他们总是力图把不同的概念结合到自己的理论之中,建立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因此,今天普遍主义话语,不仅要捍卫普遍主义原则,而且要处理其内部复杂的关系。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当今学术界,普遍主义是一个热点问题,受到普遍关注。在此讨论中,作为普遍主义话语激进化的酵母,马克思主义起了重要作用。但遗憾的是,在当前这场普遍主义复兴中,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似乎被遗忘了,并未得到充、分系统的研究。(11)原因可能是人们以为,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拒绝承认有任何脱离现实的普遍性观念,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普遍主义意识形态截然对立。但从马克思对虚假普遍性观念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并不能得出马克思的理论本质上是反普遍主义的结论。无论在意识形态批判中还是在历史的解释中,马克思完全是从自由个性普遍实现的普遍原则出发的。不仅如此,像黑格尔等伟大哲学家一样,马克思对普遍性及其思想和历史表现有着深刻和复杂的思考,其内容涉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资本主义历史社会分析和无产阶级政治筹划等方面。本文借鉴齐泽克和巴利巴尔对普遍性的概念分析,主张把马克思的普遍主义概念分为“虚假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批判、“现实普遍性”的历史分析和“例外普遍性”的主体建构三个方面,以表明他的普遍主义实践信念和对待历史普遍性的辩证分析立场,仍然是我们应该继承的遗产,这也是本文的意义所在。


二、“虚构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批判


一切意识形态都可被理解为社会炼金术(social alchemy),即通过观念和思想的变形和神秘化,赋予既定经济和政治力量塑造的历史的、特殊的社会秩序以普遍正当性和合理性的表象。马克思一生与各种社会炼金术打交道,他批判旧唯心主义历史观颠倒了观念和现实的关系,“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12)他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13),并认为把“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一定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说成是一般的、永恒的形式,说成是自然的真理,而把这种生产关系说成是社会劳动的绝对(而不是历史地)必然的、自然的、合理的关系”(14),凡此等等都是社会炼金术的意识形态操作。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炼金术的最普遍形式是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颠倒和对它们之间矛盾的掩盖,正如列菲伏尔所指出:“意识形态具有两个方面。它们一方面是普遍的、思辨的、抽象的;另一方面,它们代表着特定的、有限的和特殊的利益。”(15)马克思指出,自18世纪以来西方的历史编纂学开始,“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6)与封建社会不同,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人的自由表现为抽象公民权的形式平等。马克思指出,当资产阶级国家宣布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为非政治的差别,“国家根本没有废除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只有以这些差别为前提……它才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才会实现自己的普遍性”。(17)政治国家中人的形式普遍性掩盖了市民社会中人的实质的特殊性。

但是,普遍主义对于资产阶级意识来说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它的阶级利益和革命条件决定的。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18),因而不由自主地产生出关于自身利益的普遍主义幻想。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激化,资产阶级普遍主义越来越堕落为虚假意识,“当前社会的交往形式以及统治阶级的条件同走在前面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愈大,由此产生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以及它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分裂愈大,那么当初与这种交往形式相适应的意识当然也就愈不真实……就愈发下降为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19)基于对虚构普遍性的产生以及蜕化为虚假意识的历史分析,他告诉我们:“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20)这样,马克思就解释了资产阶级普遍主义虚假化的客观根源和它的消亡条件。

马克思对虚假普遍性批判的第二个方面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具体内容的批判。在谈到资产阶级自由权的政治前提时,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它的目的,就必然要取得自由讨论自身利益、观点以及政府的行动的可能。它把这叫作‘出版自由权’。它必然要取得毫无阻碍地结成社团的可能。它把这叫作‘结社自由权’。同样,它必然要取得信仰自由等等,而这是自由竞争的必然后果”。(21)在谈到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观念与其生产方式的联系时,马克思说:“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过程,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它是自由和平等的现实基础。作为纯粹观念,自由和平等是交换价值过程的各种要素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自由和平等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再生产物而已。”(22)

马克思对虚假普遍性的批判还包含着第三个方面的内容。他敏锐地看到,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普遍性观念包含着超出其需要的剩余和过剩,为了消除这种剩余和过剩中包含的否定性,资产阶级的普遍主义往往受到自己的限制,这就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往往是自相矛盾和自我否定的。马克思说:“1848年各种自由的必然总汇,人身、新闻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宗教等自由,都穿上了宪法制服而成为不可侵犯的了。这些自由中的每一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总是加上一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的,而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种个人自由彼此之间以及同安全协调起来。”(23)在这里,权利国家总是以治安国家为前提和界限,资产阶级自由以不损害私有财产权和社会秩序为前提条件。

西方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是价值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者,因为他对观念和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取消了普遍主义的客观基础;他把观念和思想看作阶级利益的表达取消了普遍主义的道德基础。其实,马克思不仅批判了虚假普遍主义,而且致力于阐述真正的普遍主义。马克思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4)这一理想具有鲜明的普遍性品质,它不仅是一种总体性的理想,而且是普遍性的理想,它要求的是一切人在一切方面的解放。正是这一普遍主义的理想,使得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不同于保守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批判。

正如齐泽克所指出,对普遍性的症候学阅读或意识形态批判并不完全是消极的、否定的,真正的批判不是取消和否定,而是拯救和超越,在某种意义上,一切真正的普遍主义都包含着对虚假普遍性的扬弃。具体来说:第一,对普遍性观念不能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而应该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既要揭示其虚假性和作为统治工具的消极方面,也要揭示其历史合理性和未实现的合理要求。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诚然是伪善和欺骗,“但是这种伪善的隐蔽的奴隶制至少在口头上是承认自由权的;它在爱好自由的舆论面前是要低头的;而比起旧的奴隶制来,这就是历史性的进步,至少是自由的原则已被承认了,而被压迫者自己也关心如何使这个原则实现”。(25)马克思对虚假普遍性的批判不仅是揭露和否定,而且也是对其合理内容的拯救和推进。第二,一切普遍主义都包含着自身无法消化的否定性和批判性潜能。在阶级社会,普遍主义的声称与其维护的特殊利益之间总是存在差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统治阶级往往会对普遍原则加以限制,这就为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和斗争提供了契机和条件。实际上,现代进步思潮往往是以反限制的内在批判方式为起点的,英国宪章运动要求取消对选举权的财产限制,海地独立革命打着它的宗主国法国的自由平等旗号要求独立和自由,女性主义解放运动质疑资产阶级普遍权利隐含着性别限制。凡此种种都表明,普遍主义既可以被统治阶级作为意识形态工具使用,也可以成为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武器。


三、“现实普遍性”的历史考察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态,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26)这一论述表明,普遍性问题不仅是观念和思想问题,也是现实的历史问题。正如恩格斯在《资本论》书评中所说:“应该承认,马克思与通常社会主义者比较起来的功绩是:他指出,甚至在现代条件的极端片面发展伴随着直接的恐惧的后果的地方也存在着进步。”(27)马克思把普遍主义从唯心主义的思辨带入到真正的现实领域。

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可视为“现实普遍性的辩证法”。在马克思著名的人类历史三个阶段论中,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特殊主义阶段,在这里,劳动者直接受自然和他人的特殊统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阶段是虚假普遍性的时代,在这一阶段中,人类解放的普遍性条件在各方面得到发展,但却以异化和物化形式出现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普遍性即自由个性的普遍实现才以合理的形式出现。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资本主义历史的根本特征是:它既为人类解放所要求的自由个性的普遍实现提供真实的可能性条件,同时又以其特殊的剥削和统治形式阻碍它的真正实现。马克思的“现实普遍性”理论内容非常丰富,涉及人类物质生产能力、活动和交往范围、人与人关系的性质以及精神普遍发展的条件等等。正是因为对这一“现实普遍性”条件的把握,马克思的理论超越了康德式的先验论和乌托邦主义,使普遍主义获得了真实的历史内容。

首先,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是人类解放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28)共产主义只能建立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基础上,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9)马克思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的贡献:“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30)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不仅使整个社会只需要极小的劳动就能够“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而且使得人不再需要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从事的劳动,使以人的自由个性实现为目的的活动得以实现。

其次,马克思指出,人类解放不能在狭隘的落后的生活条件下实现,只有交往的普遍化才能使全面发展的普遍个人成为可能,从而使自由个性的发展成为可能。马克思指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而只有在普遍交往的条件下,“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31)资本主义全球化之所以是进步的在于,“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32)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普遍性是以悖论的方式出现,“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资本——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所支付的工资的平等的共同性。相互关系的两个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劳动是为每个人设定的天职,而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33)然而,普遍性的颠倒和虚假形式中包含着真实内容,它不可逆转地使人摆脱了以前的种种特殊性的束缚,为自由个性普遍实现创造了一定的客观条件。

第三,马克思指出,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也包含着现实普遍性的内容。在谈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的前提和影响时,马克思指出:“首先第一个前提,是奴隶制或农奴制关系的消灭。活劳动能力属于本人自己,并且通过交换才能支配它的力的表现。双方作为人格相互对立。在形式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般交换者之间的平等和自由的关系。”(34)然而,“就单个的、现实的人格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有选择和任意行动的广阔余地,因而有形式上的自由的广阔余地”。(35)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的批判是辩证的,它既揭示了商品交换关系对自由的外在物质限制,即工人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谋生手段来出卖,又指出单个的工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选择余地。

马克思对历史的解释带有明确的现代主义意识。马克思指出:“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和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36)换言之,资本主义文明之所以优于古代文明在于它的普遍化能力,“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37)而对地方性和自然的崇拜在任何地方都表现为对自由和个性的阻碍。

总之,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历史现实中看到两个矛盾的方面:一方面,资本主义不断消解地域和文化的特殊性限制,使人的生活越来越处在流动性的联系之中,只有这种解域化的生活条件,才能创造出共产主义所预设的普遍个体;另一方面,虽然资本主义为人类解放创造了普遍的条件,但它不是通过人的自觉意识和行动自觉自愿地创造的,而是以黑格尔式的“理性狡计”方式创造的,在这里,“个人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种生产当做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38)这就要求我们以自觉的行动改变这种状态,拯救资本主义文明的成果。

马克思的“现实普遍性”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我们解开资本主义文明奥秘的钥匙。第一,它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历史的正确方法,即现实普遍性的辩证法。普遍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异化和片面形式出现的,但不能否定它的历史进步性。就此而言,我们既要拒绝对资本主义秩序做神正论的辩护,也要拒绝贵族阶级的“崇高”和小农社会的“温情”的诱惑。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普遍主义的局限性都必须通过普遍主义自身的发展来克服。第二,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全面考察历史的方法。西方思想家批判马克思是生产主义者,但从我们的讨论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人类解放条件的理解是全面的、系统的,既涉及人与自然的物质生产层面、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层面与个人能力发展层面,同时还涉及人的精神的普遍发展的文化条件。在这个意义上,现实普遍性是衡量历史的全方位坐标。

正如马克思对虚假普遍性的批判没有过时一样,马克思的现实普遍性理论也具有现实意义。虽然我们的时代与马克思的时代有很大的不同,资本主义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资本主义,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到后工业资本主义,从机械生产发展到自动化和智能生产。即使如此,如果我们不想陷入对现实的上帝与魔鬼、天堂与地狱对立的摩尼教式简单化看法,我们同样需要把社会批判和诊断的核心放在我们时代的现实普遍性发展和限制之上。


四、“例外普遍性”的发现


除了对虚假普遍性的批判和现实普遍性的诊断外,马克思的普遍主义还包含着政治普遍主义一维。阿兰·巴丢正确地指出:“如果马克思主义在根本意义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即一种历史科学的话,那么最重要的问题是历史与政治的关系。因为完全不指向革命的政治事件,不指向共产主义政治,我们就不明白还怎么样去谈论马克思主义。”(39)可以说,马克思的理论不仅是现实普遍性的辩证法,而且是政治普遍性的辩证法。

在当今激进左翼思想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因为它使得人们既可以避开自由主义的抽象普遍主义和反动的特殊主义立场,又能坚持一种激进的普遍主义政治立场。阿兰·巴丢指出,“无产阶级不仅仅是当下巨大的社会矛盾中的一个可以辨识的项。它也是承载着未来的阶级,因为他们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因为他们的‘最完整的’社会身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是一无所有。……可以将当下的‘一无所有’同未来的‘天下的主人’结合在一起,就是对无产阶级的思辨式的定义,即哲学的定义”。(40)巴利巴尔也指出:“无产阶级构成了历史的普遍阶级,马克思学说中没有比这个表述更为明确和完整的了。与此同时,革命转变与共产主义的迫切性很巧合地建立在商品交换的普遍性基础上,资产阶级将个人利益提高到普遍性的高度,而相反,另一个‘阶级’却没有任何特殊利益需要保护。”(41)

如何理解无产阶级的独特性?齐泽克等人把它视为一种“构成性例外”(constitutive exception)。真正的例外不是发生在规则与其特例的矛盾中,而是发生在具体事物与规则之间的相互构成之中;真正的例外不是处在规则之外,而是在规则之中并构成规则。他认为,无产阶级正是这样的“构成性例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并没有违背平等交换原则,相反,正是劳动力的自由平等买卖构成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条件。在政治上,无产阶级是“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非部分的部分”,正是这一构成性例外成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爆破点。但是,在当今左派思想中,无产阶级概念在这里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非经验的形而上学概念,是阿兰·巴丢所谓的思辨概念。无产阶级的例外性不是由其经验内容来定义的,而是由其独特结构来定义的。齐泽克说:“真理政治的空间是由存在秩序的症候空洞、由它的结构秩序中的必然的非一致性、由多余者(surnumeraie)的构成性在场打开的。多余者是包括在秩序(Order)总体中的一个要素,虽然对它来说,这一整体中没有它的位置,正因为这个理由——因为它是一个没有进一步的特殊规定的因素——它才公然宣称是总体的直接化身。”(42)在左翼思想家中,流浪汉、移民、穷人、灾民被视为无产阶级,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秩序无法同化而又存在于这一秩序之中的“剩民”、“多众”、“被排斥者”,而“正是那些被排斥者,在全球秩序中没有位置的人,他们直接地体现了普遍主义”。(43)

笔者认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不应理解为“构成性例外”,而应理解为“例外普遍性”(exceptional universality)。在当今左翼思想家中,构成性例外完全是否定的、消极的,而在笔者看来,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解释还包含着它作为革命主体的积极力量的方面。在此“例外”不仅是排斥和被否定,而且包含着肯定的方面,包含着“独一无二”、“典范”等含义。大致来说,马克思早期著作对无产阶级的解释具有“构成性例外”的特征,具有形而上学思辨性和宗教末世学特征。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把无产阶级定义为:“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44)因此,“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45)但是,在成熟时期马克思的著作中,无产阶级概念被结合到工业化大生产的工人阶级概念之中,对无产阶级普遍性的关注也从受难者的无产阶级转到了新社会创造者的无产阶级概念。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马克思一直致力于从积极方面阐述无产阶级的普遍性。在他看来,现代交通工具和工业化大生产形式使无产阶级的集中和组织变得越来越容易,因而获得以前被统治阶级所没有的普遍的政治优势;工人阶级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主体,具有以往被剥削阶级所没有的普遍的技术和管理优势;最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也使无产阶级获得真实认识其利益的条件,从而有了更自觉的普遍革命意识。显然,这些方面是齐泽克等人的“构成性例外”概念无法包含的。我主张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的普遍性理解为一种“例外普遍性”,这一概念具有黑格尔的“具体普遍性”的辩证结构,即一个特殊阶级身上内在地包含着普遍性的理性潜能。与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赋予了这个概念以唯物主义内涵。无产阶级的普遍性不是内在于它的概念之中,而是由于它是现代化大生产的产物,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普遍意识和能力,并且处在资本主义结构的中心,因而具有颠覆资本主义秩序并具有实现普遍自由的力量。

应该承认,在后工业化社会,随着劳动市场、组织结构的改变以及工人的非技能化,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在今天遇到了挑战。但是,马克思思考问题的方式没有过时。在今天,如同在马克思时代一样,任何政治特定的主体要成为普遍的政治主体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具有社会反抗的动机,二是要有改变社会并加以合理重建的能力。正如意识形态和历史必须根据它对自由个性实现的作用来衡量一样,现实中的政治力量和行动也需要根据它在推动自由个性的普遍实现中的意愿和能力来衡量。

在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氛围下,普遍主义陷入了危机。当代进步主义政治运动面临着新自由主义的虚假普遍主义的挑战,它把人类解放的普遍理想还原为私有制条件下的机会平等。与此同时,反普遍主义则喜欢用各种前现代的种族、文化、宗教等特殊主义价值取代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对抗中盛行的普遍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社会主义传统在西方陷入了危机,而且自由主义主流价值和政治制度也问题丛生。最近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民粹主义盛行和右翼政党的发展壮大就是显著标志。正因为如此,复兴马克思的普遍主义在今天具有特殊的意义。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和政治霸权的批判不能诉诸反普遍主义的特殊主义价值,相反,我们需要在人类共存和发展的前提下对平等、自由等价值做新的创造性解释和进步的理论转化。马克思的核心理念是自由个性的普遍实现,为了这一目标,他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历史解释和无产阶级解放理论阐述了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这些观念对我们时代捍卫普遍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我们的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任何合理的普遍主义话语仍然面临着马克思揭示的三大思想任务:着眼于人类普遍解放的规范价值,分析和批判各种意识形态,揭示其规范价值潜能和局限性;着眼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发展,寻找人类解放实现的客观条件;着眼于人类普遍解放的主体性,分析和考察当代各种政治力量,寻找实现人类解放理想的政治力量。我们只有同时实现上述三个任务,才能超越虚假普遍主义与反普遍主义的特殊主义之间的虚假对立,使普遍主义话语重新成为社会批判和确立人类未来方向的理智努力。

①Alessandro Ferrara,Universalisms:Procedural,Contextualist and Prudential,Universalism vs.Communitarianism:Contemporary Debtes in Ethics,ed.david rasmussen(MIT Press,1990)11.

②Butler,Laclau,and Zizek,Contingency,Hegemony,Universality:Contemporary Dialogues on The Left(Verso,2000)306.

③阿兰·巴丢著,董斌孜孜译:《圣保罗——普遍主义基础》,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年。

④Immanuel Wallerste,European Universalism:The Rhetoric of Power(New York:New Press,2006)xv.

⑤朱利安著,吴泓渺、赵鸣译:《论普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6页。

⑥斯拉沃热·齐泽克著,应奇等译:《敏感的主体》,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⑦黑格尔著,张企泰、范扬译:《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17页。

⑧Wendell Kisner,"The Concrete Universal in Zizek and Heg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Zizek Studies,Vol.2,p.6.

⑨斯拉沃热·齐泽克著,应奇等译:《敏感的主体》,第114页。

⑩Etienne Balibar,Politics and the Other,Chapter 8(Ambiguous Universility,Verso,2002)146-175.

(11)在英文中相关文献很少,笔者所及仅A Linklater,Marx and the Logic of Universal Emancipation(Palgrave Macmillan UK,1990); Harry van der Linden,"Marx's Political Universalism," Topoi 15.2(1996)等少量文献。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3页。

(15)亨利·列菲伏尔著,谢永康译:《马克思的社会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页。

(18)(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0、18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31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21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62页。

(23)(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3、53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72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9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55页。

(28)(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4、166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页。

(31)(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6、404页。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4页。

(34)(35)(36)(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13~114、114、137、53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0页。

(39)Alan Badiou,Qu'est-ce que j'entends par Marxisme?(Pans:Les editions Sociales,2016)19。译文由蓝江教授提供。

(40)Alan Badiou,Qu'est-ce que j'entends par Marxisme?(Pans:Les editions Sociales,2016)43.

(41)埃蒂安·巴利巴尔著,王吉会译:《马克思的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1页。

(42)Slavoj Zizek,The Ticklish Subject(Verso,1999)233.

(43)Slavoj Zizek,The Puppert and the Dwarf:The Perverse Core of Cristtianity(MIT Press,2003)109.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页。

(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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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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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复旦学报》2019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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