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啸虎:知青杂记之七

——石岭读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5 次 更新时间:2018-01-10 1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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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国知青运动五十周年。我的这个谈论岳西白帽石岭知青生活的杂记也已经写出并发表了六集。其实还有一个在我的知青生涯中很重要的事情该写却还没写,那就是读书。

  

   说起来,我也曾经在一些知青怀旧的诗词中写到过读书。比如我在10年前纪念知青运动四十周年之际曾发表过一篇题为《也晒它几首知青诗》的文章中晒了好几首1973年写的五言古风,在其中一首的后半段我写到:

  

   “……

   阶前苔藓生,堂内土石平。

   檐下蛛织网,梁间燕飞鸣。

   床边油灯弱,伴读到天明。

   少年有远志,来日勿须惊。”

  

   这里就描述了五十年前我们到岳西石岭插队时晚上在小祠堂里读书的情形。

  

   前几年我还写过一阕忆秦娥词,题自己画的一幅水彩画《山乡》,也是说的此事:

  

   少年苦,

   山乡寂寞耕田亩。

   耕田亩,

   日劳筋骨,

   夜读寒庑。

   人生不怕多歧路,

   沧桑历尽知今古。

   知今古,

   愧难达义,

   受天之祜。

  

   (注:庑,音舞,指堂屋周边的房间。《说文》曰:庑,堂下周屋。我当年插队所住的正是堂屋旁的偏房,且四面漏风,冬日有过雪飘入内之景也。是谓寒庑。受天之祜,指蒙受老天的保佑和恩泽。《诗经 • 大雅 • 下武》曰:昭兹来许,绳其祖武,于万斯年,受天之祜。祜,音护。平水韵上声七麌。——作者注)

  

   像这种描述我们当年在石岭读书的诗我还写了一些。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我迄今经常在脑海里闪现出这样一个场景:在那年冬天的一天晚上,外面下着大雪,我们组的几位男知青或蜷缩在床上,或趴在一个简陋的大方桌边,但是几乎每个人都捧着一本书在读,还时不时有人提出个问题,有人知道的就回答,问者觉得回答得对,就接受,觉得不对,就可能会提出反驳,甚至还会引发出脸红脖子粗的辩论。当然,这类争论最后大多是不了了之。与山外不同,在石岭,没有谁是绝对理论权威。

  

   桌子上一盏煤油灯散发出昏暗的、但还能让我们看清书上文字的灯光。当然,我们还得过段时间就将橄榄型的玻璃灯罩子用干毛巾包住轻轻地取下来,用剪子将烧焦的灯芯拽出来一点,再剪掉一点,以让灯光更亮些。

  

   这时,从露出瓦面屋顶的一个敞开式的天窗里忽然飘落了几片雪花,但还没来得及落到我们的身上或桌子上就在空中融化不见了,因为我们围着的大方桌下还有一个用土坯围着的火塘,里面炭火正熊。正在读书的我们都把脚放在火塘的土坯边烤着,周身都是暖融融的。现在想一想,还真有点儿温馨的感觉。那种情景是有点像颜真卿在他的《劝学诗》中说的那样: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

  

   (那些冬天烤火的木炭都是前几个月我们烧锅时自己制作并一根一根积累下来的。制作方法也很简单,即我们每次烧饭在熏蒸锅巴饭环节时,将比较粗大的烧红透了且已不冒烟的栎柴或松柴用火钳从灶膛里取出,放入墙边一个小口坛子里,然后用一块厚木板闷住坛口,隔绝氧气,烧红的木头也就变成木炭了。冷却后取出,被放到堂屋墙角的一个筐里。我们的经验是,制作木炭最好的还是栎树枝条,因为栎树制作的木炭,也叫栎炭,栎炭炭身硬朗,不易碎裂,观之,炭身有亮荧荧的反射光,敲之,还会发出金石之音,好看,也耐烧——作者注)

  

   我们那时所读的书主要是知青组各人从家里自带的,也有外借的。我也专门用一个藤条箱带了不少父亲书柜里的藏书,尤其是那些标有《干部必读》字样的马恩列斯著作,印象中有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工资、价格和利润》、《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也有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以及《反杜林论》等,甚至还包括了一本《资本论》第一集。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也有一些,如《国家与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联共布党史》等。当然还有一些文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

  

   记得我带的书中有一本书是前苏联罗森塔尔。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词典》,硬壳的。这本书里面收录了很多哲学和政治学领域的词汇并有较为详尽的解释。还有一些哲学历史名人介绍,很多人还配有一幅单色头像。那时候我很喜欢这本书,没事时经常翻看,我感兴趣的不仅是其知识量很大的条目内容,我还喜欢书里面给那些哲学人物所配的画像。

  

   有段时间没事时,我常照着那本书上那些名人头像用铅笔或钢笔在画纸上放大了画。记得我画过的名人,除了马、恩、列、斯外,还有柏拉图、苏格拉底、笛卡尔、黑格尔、康德和尼采等。每画一张,就给其他人看。观者一般都说好。自己感觉也画得不错。有人看了就想要,我也舍得,便随手赠之。加上后来不停地调动工作和搬家,结果到现在一张也没有留下。

  

   我非常喜欢这本尤金编著的《简明哲学词典》,但因其扉页上有一个难得的签名——“翁可业”(我不知道这本书当年是怎么到了我手里的?但我知道这位“翁可业”——翁老先生是我的一位中学同学也是好友的父亲——安徽省原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一位深受安徽人尊敬的老红军。1960年安徽省爆发大饥荒,饿死数百万人,翁老曾不惧挨整,直言向中央反映了安徽省里大面积饿死人的真实情况,却因“捅了天”而在文革中遭受到残酷的迫害、折磨和批斗,甚至牢狱之灾,最后含恨去世——作者注),后来——记得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从国外回国到安徽大学任教后,还是主动将这本书还给了我的老同学翁庆生,因为那时我才得知翁老先生多年前就已经辞世了,而那时的这本书对于我的老友而言显然已经成为其先考留下的一个富有纪念意义的遗物了。

  

   石岭读书时期我们也经常发生争论,争论的内容无非是些读书中遇到的问题,但大多是些哲学的或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命题。比如何谓天人合一?何谓白马非马?何谓唯心论和唯物论?当然,还有何谓资产阶级法权?讨论的结果显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可那时我居然还因兴犹未尽而连篇累牍地写信与人讨论这类问题。

  

   当年我有一个好友,也是合肥一中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叫王海崎。他父亲是出版界老干部,他有一个舅舅叫何城,曾是中共华南局宣传部秘书长,文革前不幸因病逝世。记得下乡插队前曾读过何城先生著的一个小册子,里面除了有些调查报告,还有一篇有关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那时我虽然对何谓资产阶级法权这一概念似懂非懂,但却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于是在石岭读书期间也有目的地阅读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以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书,而且还产生了很多新的想法。但因感觉与石岭及其他组别的知青们讲不清,于是就与远在安徽颍上县插队且似乎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的王海崎开始通信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王海崎后来上调进了合肥化肥厂,1972年夏天不幸因意外去世,年仅22岁。海崎少年老成,思维缜密,对当时中国政治和经济状况有很多真知灼见,可惜天不寿之。1973年初我还曾写过一首忆江南词《悼海崎》,词曰:

  

   思亡友。

  

   泪水似泉流。

  

   往昔英姿达识立,

  

   而今为鬼在冥游。

  

   谁解我心忧?

  

   注:这阙词是 1973 年 2 月 9 日我在上海读书放寒假期间去合肥殡仪馆祭奠海崎时而作。英姿达识,典出宋 陆游《贺皇太子受册笺》:“英姿达识,事洞照於几先;强记博闻,言必稽於古训。” 发表时略有修改。平水韵下平十一尤。说实话,好友王海崎的骤然去世给了年轻的我很大的打击,有一段时间总是想他,或是心想,如果他还活着的话那该多好?——作者注)

  

   印象中,那时我给海崎写的信,每封至少有十来页那种打着暗红色线条的信笺纸,上面包括修改栏也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钢笔字,每次信封都塞得鼓鼓的,贴个8分邮票还怕白帽邮局因超重而不寄,就经常在信封上补上一枚4分的邮票。不过,现在那些信件一个也找不到了。虽然讨论的具体内容大部分早已忘记,但是我与他之间关于按劳分配也是所谓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讨论却还依稀记得。

  

   比如,那时马克思说,所谓按劳分配就是“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说实话,那时我们向生产队争取同工同酬,要求男知青每天10分工,女知青,即我妹妹,每天6分工(详见《知青杂记——山乡女人》篇)的理论依据也就在这里。是啊,我们也干了跟村民们一样的农活,可为什么工分待遇却不一样呢?所以我们要争取。

  

   不仅如此,年轻气盛的我们那时还以此为依据去纵论国内的经济形势。其实,我们那时似懂非懂,也由于最高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反复复,估计偌大中国当时也几乎没有几个人真正搞懂了:为何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比较富裕而我们搞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并谨遵这种按劳分配方式却不能给农民带去富裕和幸福?还有,马克思所说的那个生产者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在剥夺了农民土地资产所有权的所谓“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下是怎么衡量出来的呢?那些不值几个钱的工分又怎么能衡量出农民每天辛苦劳动的劳动量呢?

  

   当然,那时的我们更不知道,作为上山下乡的所谓知识青年,在人民公社制度下,我们其实都是在无偿分享当地农民的原本属于他们但后来却被集体化了的土地资产并因此而相应减少了他们应有的劳动和原本就有的资产所得。

  

我们今天才知道,按照产权理论,在否定市场和个人土地财产权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当年无论怎么去评议社员们的工分,其所得也只是他们每天的劳动量,没有将甚至不承认该将其土地财产应有的市场价值包括进去。而且,在土地集体所有和社员参加集体劳动的所谓人民公社双集体制度下,不仅原来就属于他们但后来却被收走去搞集体化的土地资产的市场价值在农民的劳动中丝毫未能体现出来,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即每个个体农民的在体力上或智力上优势的价值在所谓的集体劳动中也丝毫未能体现出来。所谓集体劳动“大锅饭”就是这个意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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