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闻:黑土地的回忆:我的青春与梦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0 次 更新时间:2019-02-15 22:4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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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闻  

  

   从1969年3月到黑龙江农村插队落户至今,已经整整50年了。五十载沧海桑田,半世纪辗转奔波,当年的“知青”,现多已庞眉鹤发。垂暮之年的我们希望能把那段难以忘怀的青春记录下来。为此,我也打开尘封的记忆,写写当年的一些经历。

  

初到东北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初中二年级学生。本应1967年毕业,但当时高中和大学都不招生,我就一直待在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1968年底,开始了上山下乡运动。我下乡的时候17岁,不过也算是个“排长”了。当年我们中学首批去黑龙江的是24人,其中包括6名女生,称为“杭州东风中学赴黑龙江先行排”。

  

   尽管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但我们比大多数知青更艰苦。因为我们不仅是到农村插队落户,而且是到遥远的边疆,还是到战争爆发的地方。离开杭州时正是珍宝岛战争爆发之后: 3月2号打仗,我们3月8号出发,而我们要去的,正是珍宝岛所在的虎林县。作为年轻人,我们当时很兴奋,“迎着珍宝岛的隆隆炮声,奔赴反帝反修前线”!作为父母们,家长却是非常担心害怕。在送我们专列的火车站上,家人们哭成一片,我从来没看到过我妈妈哭得那么伤心,我妹妹也哭。姐姐已经下乡了,没能来送我。乐队奏着“远飞的大雁,你快快飞呀”的曲子,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哗哗直下。别了,母亲!别了,家乡!…像壮士出征一样,我们踏上了屯垦戍边的征程。

  

   专列开了五天五夜,于13号清晨到了虎林县城。第二天,我们就被拉到了15里路外的红卫公社前卫大队。我们站在村小学的操场上,在大队支部书记欢迎以后,就被各个农民领到了家里。知青宿舍还没盖,我们就都分散住在农民家里。领我的是个13岁的小男孩大保,但他管我叫“叔”(也许是我那时看上去就很老或很成熟)。他爸是个管村小学的贫下中农代表。没读过多少书,却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看上去很有知识。女房东很热情,风风火火的,我叫她大嫂。两口子一直对我挺好,张口闭口“俺家海闻”,弄得其它老娘们儿嫉妒地说,“海闻是倷家的吗?”

  

   那时村里还没通上电,点的是劣质的煤油灯,一早起来,鼻孔里都是黑黑的。用现在的标准衡量,不知道吸进去多少碳了。冬天的东北,房子的窗户都是密封的,屋里的空气混浊难闻。天太冷,只好忍了。另外就是脏,没法洗澡。洗衣服不容易,所以也懒得洗,不久衣服上就长满了虱子,每天晚上至少有十分钟的“挠痒运动”。

  

   最难熬的是没吃的。东北的三、四月份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窖藏的蔬菜早已吃光了,大地还没有开冻,只能吃农民腌的酸菜。我特别不喜欢吃酸菜,总觉得有股锈味儿。但不吃也不好,怕房东为难,只好忍着吃。尤其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本就是抱着改造自己的心态去的,不吃鸡没问题,不吃酸菜有怕吃苦的嫌疑。刚到虎林的时候,我们的任务是修水利,要走10里路,中午不回来。我们只好带几片苞米面饼子,捆在腰上(怕冻了),没有菜,就像农民一样带上几瓣大蒜。这样,下乡不久我就学会了吃生大蒜。

  

自我改造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想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方面,文革进行了三年,工厂基本停工,大学和高中都停止招生,但大批的高、初中生的年龄却没有停止增长,这些学生很快长大成人了,安置工作成了头疼的问题。另一方面,毛主席的确想缔造一个没有城乡差别的社会,这从他的“五七指示”中可以反映出来。他认为学生只有书本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经过锻炼,有社会实践经验。对于青年人要吃苦锻炼奋斗,我是赞成的,至少我觉得我应该到艰苦的环境里去磨练磨练。于是,我主动报名下乡,而且是特意要到最艰苦的边疆农村去当农民。我们要去的虎林县是个边境县,学校的工宣队开始还因为我们家有海外关系不同意我去,我写了血书,表示永远忠于祖国,这才批准我去虎林插队落户。

  

   我下乡时给自己立了三个目标:改造自己、建设祖国、保卫边疆。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这很傻,可我们当时就是这么单纯。2007年恢复高考30周年时,央视二套采访我,记者开始有点不相信我们当时的境界,可当她看到很多我当年的家信和日记后,非常感叹,说想不到你们当时真是那么想的。说实话,即使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而且过了耳顺之年,我仍然觉得人活得“傻点”好,单纯点好。且不说自己感觉好,社会也需要这些勇于奉献的“傻人”。

  

   改造自己,是因为我属于当时的“黑五类”子女,爸爸是右派,还参加过国民党军队。其实他参加的是抗日的远征军,当时他在金陵大学读书,学的是无线电。1944年,抗战到了最危难的时候,他响应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投笔从戎,参加了远征军。但在那个时候,只要参加过国民党军队都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妈妈这边海外关系一大堆,两个舅舅和一个姨妈分别去了香港和台湾,后又都到了美国。所以,文革中我是属于必须好好接受改造的那一类人。

  

   不过,我当时定的“改造自己”的目标,不是别人强迫的,而是我自己觉得应该通过吃苦来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净化自己的灵魂,磨练自己的意志。我对此并不是一种消极无奈的心态,而是觉得自己小时候没有吃过苦是一大遗憾。要想成就伟大的事业,要想成才,“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我也并没有因为自己“家庭出身不好”而自悲或自弃。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周总理的家庭出身都不好,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革命者。因此,和大多数人的被迫下乡不同,我是带着吃苦和改造自己的心愿主动要求下乡的,而且要求到最艰苦的边疆农村去“插队落户”。

  

   正是有着这样一种心态,在东北的九年我从来没觉得苦,也从来没有放弃过理想。当年的条件绝对很苦,而且落差很大。从江南的大米饭、红烧肉、西湖醋鱼、龙井虾仁,变成了天天只能吃五谷杂粮、酸菜、土豆。一年吃不到几次肉,入冬后有将近半年吃不到新鲜蔬菜。冬天有时候不得不穿着大衣戴着口罩睡觉,早晨起来时眼睛眉毛上都是霜。脸、鼻子、耳朵、脚都冻坏过,冻坏的耳朵还发炎流水。炎炎夏日到几十里外的荒草甸子去打草,渴的时候只能趴在水洼子边上喝积水。割小麦都累得直不起腰来,秋收的时候满手被豆荚扎的血印,掰苞米掰得虎口都肿。在这样的条件下,我能坚持下来,关键还在于心态和境界。我的座右铭之一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再苦,比起村里的大多数农民来说要好多了,我小时候享过福了,他们没有;我到过很多地方,他们没有;我受到很好的教育,他们没有…所以,跟绝大多数人比,我已经很幸福了。正是这种心态,让我始终保持乐观,这也是我后来能不断克服困难获得成功的基本素质。

  

   我在生产队里干活是很卖力的,农民夸我说“海闻这小伙子出活”,说明我从来不偷懒。那时实行大寨评工法——“自报公议”,我第一年是三等工,第二年二等工,第三年就挣上了一等工,即最高的工分。记得第二年评我二等工时,有个农民说,“海闻干活很出力,但技术还差一点,二等工是不是高了点?”当时的技术活主要是扬场、垛垛、扶犁、赶车,我都还不会。这时,另一个农民站起来说,“正因为他技术差一点,才给二等工,否则应该是一等工。”我当时听了非常感动。

  

   北大荒的艰苦日子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我常常想,要是没有那一段经历,没有那一段的艰苦生活,我会了解中国社会吗?我会珍惜后来的学习生活吗?我会在留学时遇到的各种困难面前坚持下来吗?我会感激生活,始终充满激情吗?我会有今天的成功吗?

  

   我感激黑土地赋予我的经历与精神,我也为当年敢于自我改造而自豪。

  

科学实验

  

   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三大任务: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阶级斗争”就是要继续文化大革命;“生产斗争”主要是干活,开荒种粮食;“科学实验”提倡利用知识来提高产量。

  

   虽然我们也没上过几年学,但我对科学实验还是很感兴趣的。到了东北后不久,我就发现他们的耕作非常粗放。当时的浙江省已经号称“千斤省”了,即水稻每亩产量达到一千斤,而东北只有二、三百斤左右。不过南方种两季,一亩地里有早稻和晚稻,北方只能种一季。即使如此,亩产量还是低。我在下乡前去过浙江农村参加“双抢”(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知道南方种水稻要插秧,还知道科学种田中有句话叫“合理密植”,但当时东北种水稻就是把种子撒到稻田里,结果长出来就稀稀拉拉,有时候苗还长不过稗草。

  

   为此,我利用春节回杭探亲的机会专门去了一个位于钱塘江边的农业研究所,问他们要了一些高产的稻种,带回虎林去种。生产队长挺支持的,给了我一小块试验田。我当时只知道水稻的生长需要一定的“无霜期”,所以采用了“塑料薄膜育苗”和“小苗带土移栽”的方法来解决。开春不久,当其他稻田里草和苗都还没有露头的时候,我的试验田里的稻苗已是整整齐齐,郁郁葱葱。农民们看了也无不称赞,我也颇为得意。一转眼到了秋收季节,队里其他的稻田都已收割完毕,而我的试验田里的水稻仍是郁郁葱葱,青绿一片!农民们开始笑话我了,“海闻,你种的是水稻吗?啥时结穗啊?”我很尴尬,也不知道咋回事。这才又去翻书找答案,才知道纬度不同的水稻品种是不一样的,因为东北夏天的日照时间太长,所以造成了南方稻种到了高纬度的东北后会“贪青”,不会结穗!我从教训中获得了知识,本想继续研究如何提高东北水稻产量,但后来再无机会。

  

   此外,我还问队长要了一块地,培育玉米的“单交种”和“双交种”。通过杂交优势,提高玉米的产量与质量。为了保证异花授粉,到了玉米抽穗的时候,我每天都到到地里给母本“去势”,即抽掉它的雄花,让母本只接受父本的花粉。这样辛辛苦苦地干了一夏天,盼望着母本的玉米来年可以作为优良品种播种。然而,在秋收的时候,几个社员在附近收割玉米,路过我的实验田时好心帮忙,顺便替我当做普通玉米收割了,把母本的种子和父本的玉米混在一起了!我知道后真是哭笑不得,一年的辛苦又白费了。

  

   那些年,我们还和一队(我在三队)的同学一起培育一种叫“920”的菌种,据说用来喂猪可以助猪长膘。“920”的培育需要一定的温度,因此一队的同学就在炕上搭建了个“实验室”。想一想当年的这些知青还真的很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可惜生不逢时,否则一定会产生一些企业家或科学家。

  

乡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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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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