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献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结构变迁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1 次 更新时间:2018-09-20 23: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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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献忠  

   摘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国家制度内的一场持续20多年的社会运动,其背后有一个庞大的动员体系在支撑。这其中既有战争年代动员经验的延续,又有新环境下动员方式的创制。随着动员目标越来越被扩大,动员结构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理论模型的变迁特征:动员基调由“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动员范围由局部发起到举国体制,动员主体由单体独进到人民战争,动员方式由舆论宣传到政策引导,动员典型由普通青年到领导子女。整个动员过程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高层鼓动号召与基层自发自愿相结合,改变农村面貌与青年成长路径相结合,城乡现实需要与革命理想主义相结合。当然,体制内难以彻底根绝的官僚作风所导致的哄诱与强制,成为政治动员中不和谐的音符,值得深入反思。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青年运动;中国共青团;政治动员;举国体制

  

   任何社会运动从条件转为现实,都需要大量群众的加入才能实现。而大众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下或者说是通过什么机制被动员或卷入一场社会运动,取决于国家或地区主导性力量的强弱,表现为对民众言论行为导控能力的大小,同时还取决于动员方式与内容是否为相当数量的民众所接受,即动员结构是否与社会结构相契合并合理有效。新中国成立后兴起的多次社会运动,其动员时序无一不是自上而下,动员表象无一不是“轰轰烈烈”,组织性力量及网络状关系充当了成功动员的重要基础。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叙述的发生在中国大陆的社会运动,其内涵与西方社会运动并不完全等同,而是具有诸多中国社会独有的特征。或可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场能够持续20多年的社会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相当少见,其动员结构值得深度考察。这种尘埃落定后的探究,需要回归到历史的深处。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社会环境态势:综合性动因与阶段性特征

  

   同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长期以来存在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这种结构又在工业化前期会呈现不断加强的态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共领导层,是基于政治斗争、军事斗争而不是经济发展角度来认知城乡二元结构。除了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战略之外,他们还认为,走与工人、农民相结合的道路,尤其是到农村去,是青年知识分子实现自我改造的根本途径。而且,很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都是开辟并依托农村根据地来迎击外部挑战、不断发展壮大的。在这一过程中,不论在整个革命事业的宏观层面,还是在个人成长的微观层面,都形成了一套比较成功的经验。因此,即使成为执政党,在决策层的主流意识中,对农村还是情有独钟的。这抑或是执政党发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个深层的基本认知,这种认识使运动一开始就拥有道德的制高点。当时运动中翻来覆去的口号之一就是“农村也是大学”。但是,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规律是城市吸纳众多农村流动人口,只有进入后现代才可能出现逆城市化现象,而且从人性本能上讲,尚未温饱的普通民众大多有向优质生存环境迁移的内在欲望,这自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动员的工作量和难度,以至于在上山下乡运动的中后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些强制性动员。

   追根溯源,上山下乡的前奏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最初的提法是组织青年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第一次明确提出“下乡上山”的概念,则是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文件指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1],主要是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到1965年,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组长谭震林强调:“下乡上山,上山应该是主要的,从长远看,上山发展生产的潜力很大。”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是以“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为题的,自此全国范围内逐渐通用“上山下乡”这个提法。

   今天反观这场运动,不论名称如何、提法怎样,其主要的形式与内容始终是组织动员受过一定教育的知识青年到第一产业的区域去“就业”。按照研究界比较通行的观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滥觞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结束于80年代初期。基于动员的角度,其间经历了四个阶段:(1)初始阶段。又可细分为一前一后两个源头。新中国成立后,中小学教育得到迅猛发展,到1953年不能升学的人数达到213.4万。为了缓解城镇的容纳压力,1953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首次提出由政府出面动员组织一部分青年学生到农村就业的设想。这可以视为日后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最初源头。1955年8月至1956年上半年,为落实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垦荒、移民、扩大耕地、增产粮食的初步意见》,且受到中共中央转发团中央书记处《关于苏联开垦荒地的一些情况的报告》的政治鼓舞,向有“开风气之先”传统的青年团发起青年志愿垦荒运动,从而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又一直接源头。而毛泽东在1955年9月所题写的组织青年学生参加农村合作化的按语,则成为知识青年自愿向下流动的重要动力源。(2)50年代后期开始的下乡插队及60年代中期的突出上山为发展阶段。1958年开始的违背经济规律的“大跃进”造成工农业生产大滑坡,促使1962年年初中共中央果断提出压缩2000万城镇人口,直接推动了城镇知识青年大规模下乡插队;1960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动员知识青年下乡又被提上日程;稍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把“下乡上山”确立为城镇知识青年就业的一项长远方针。(3)“文革”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业处于停滞状态,城镇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就业。1968年11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号召后,知青上山下乡在随后的一年内达到高潮。(4)70年代初全民所有制工人总数、工资支出总额、粮食消费总量都突出了国家供应的底线,于是在毛泽东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复信之后,在国务院研究落实的推动下,1973年到1975年知青上山下乡再掀高潮。

   多数社会结构理论家都认为,一个良性的社会应该是三层结构:政治精英—中层组织—社会大众。建立在组织和网络关系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凝聚力,是人们加入某一社会运动的关键;而精英与民众的直接接触,则极易发起大规模社会运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意志和主张能够通过组织网络直达社会基层,覆盖各个角落。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社会运动的动员时序,都是自上而下。由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时间跨度大,动员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一直在持续发生变化,因此动员方式必然会随之发生一些变迁。

  

二、政治总动员: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由上而下的垂直分层的社会运作机制。而超凡魅力型领导人更具有超强的号召力、影响力和支配力,往往能够一呼百应。“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首从陕北黄土高坡一直唱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信天游,唱出了毛泽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各个阶段的动员起因来看,作为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的指示在其中一直发挥着直接的巨大推动作用。换句话说,也只有长期以来备受民众衷心拥戴的党的最高领袖,才具备实施政治总动员的资格和魄力。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具体国情,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一再强调,要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1955年,由毛泽东从调整生产关系的视角领导和发动起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为解决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问题,毛泽东在当年9月至12月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亲自加写许多按语。当看到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后,他兴奋地写道:“其中提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2]。在强政治性结构社会中,毛泽东这一醍醐灌顶的按语,作为中共高层对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路径的最新研判,在社会上、青年中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号召力。甚至可以说,越到后期影响越大,乃至在相当长的时间段,这句按语成为各地政府开展动员工作的指导思想,也激励着数以万计的城镇知识青年主动融入上山下乡的大潮之中。十三年后,即1968年7月15日,经河南省革委会、许昌革委会批准,郏县革委会整合原属大李庄乡的部分村队,单独成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公章仿佛是道“御赐金关令”,走到哪里都一路畅通,此地也成为“中国知青运动的圣地”。

   事实上,中国自1957年之后,执政党的工作理念逐渐开始偏“左”,期间虽然也有一些纠正的努力,却没有彻底解决,反而变本加厉,经济问题逐渐被政治问题所取代,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爆发和“红卫兵运动”兴起。鉴于“文革”一年来城市红卫兵们焕发出的过剩热情所造成的混乱无序的社会局面,以及城市青年学生无法正常升学、就业的现状,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转引的形式向全社会公开发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3]。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毛泽东的话常常被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和最新、最高指示。此次“最高指示”实际上是动员令,它明确了上山下乡的对象是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目的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它向涉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方面面都打了招呼:“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还要求各地农村的同志“欢迎他们去”[4]。“最高指示”一经发表,各地群众连夜敲锣打鼓游行庆祝,各级党政更是闻风而动。比如,广东省革委会于同日发出通知,号召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北京市之前即开始动员高初中毕业生去山西插队落户,“最高指示”发表后三天内就有近4万人报名参加。1969年一二月间,全国下乡落户的知青达到155.6万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历经起伏,之所以能在1973到1975年再掀高潮,直接起因在于毛泽东给知青家长李庆霖的复信。1972年12月20日,福建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下乡知青的困境、自己家庭的难处和干部子女“走后门”的不正之风。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复信李庆霖“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5],并寄上300元钱。4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的问题。会议强调一定把上山下乡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21号文件,将李庆霖的上书、毛泽东的复信等一并传达到下乡知青和广大群众中。6月22日,自“文革”开始后的第一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期长达47天,最终形成《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的报告》和两个附件,并以中央30号文件的形式转发全国。会后大批工作组或检查组被派往基层,宣传落实知青政策。由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社会各阶层普遍关注,这场运动也因此很快摆脱了萎靡状态,1974年到1977年下乡人数达到769.05万人,平均每年192.27万人,大大超出预想,再次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又一波高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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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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