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进国:内含天下的中国与外延中国的天下

——评赵汀阳《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9 次 更新时间:2018-01-04 23:4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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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进国  

   提要:赵汀阳《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旨在回答“何以中国”的最核心问题:一是什么是形成中国连续性或历史性的内在动力结构,二是什么是中国在历史中被不断复制的生存基因。但赵氏提出的问鼎中原的旋涡模式也存在着逻辑无法自洽的困境,无法根本性地解释博弈论中的“公共地悲剧”问题,其对变在中国的解释也无法有效回应中国连续性文明中关于道统与政统的张力。我们在关注“内含天下的中国”之际,还应重视“外延中国的天下”。“外延中国的天下”,也是地理中国、文化中国、信仰中国得以持续生长,并具有持续历史性的一种存在方式。

   关键词: 惠此中国旋涡模式 迁流模式 公共地悲剧 外延中国

  

一 前言

  

   毋庸置疑,在当代中国,赵汀阳是最具有原创力的一位著名哲学家。尽管赵氏早年研究的是西方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但他一直致力于“让哲学讲中国话”,以期推动中国汉字世界的范畴的社会科学化,成为国际学术界共同的哲学话语和思考逻辑。继《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之后,赵氏又推出了《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三本大作其实具有一贯的思想联系性,有效地呈现了赵氏之述说中国声音的雄心。而他的政治哲学理论——“天下体系”业已声震天下,成为重思世界之未来可能性的一块关键的思想磨刀石。作为一位开放的民族主义者和包容的世界主义者,赵汀阳的理论体系充满着巨大的思想张力,因此也引发了不同的争议。本文拟对赵汀阳的问题意识、分析路径,理论的张力及其发展潜力之可能略作讨论。

  

二  中国何以可能的存在论追问

  

   《惠此中国》试图对中国的历史性给了一个哲学解释。作者的问题意识始终扣紧两个根本性的焦点:一是什么是形成中国连续性或历史性的内在动力结构,二是什么是中国在历史中被不断复制的生存基因。赵汀阳尝试从存在论的方法去重思中国——我们如果要为中国的历史性找到历史解释的出口,就必须回到哲学上的“存在论的约束”才有可能。存在的本意是“继续存在”和为了永在。任何一个存在体都必然追求超越历史性的永在性,才具有历史存在的意义。而存在论的约束又具体表现为人类行为以理性选择为主导。任何一种文明的持续的生存能力在于它自身具有一种难以解构而自足的“存在的秩序”。而中国之自足的存在秩序,就在于现实的中国同时是一个国家、一个文明、一个历史。三位一体的中国具有一个足以识别中国为中国的文明起点,具备一些基本精神原则而形成一个走向“大一统模式”的完形之势。构成中国的精神世界不仅是各方力量共同博弈的精神资源,而且具有开放的共享性。因此,赵汀阳推导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基点——中国是一个内含天下结构的中国。中国成为一个配天的神性概念,谓之“神州”。中国是一个不断生长甚至无边生长的概念,即一个不断趋近天下尺度的中国概念。如果我们站在“民族国家”或者“帝国”之类的概念,来曲解内含天下的中国,就是一种概念的错位。

   近年来,就如何解释中国,国际汉学界特别是海外史学界,掀起了一种“解构中国”的思潮,其中一个潜在的理论预设就是中国并非一个“大一统”的文明体,而是一个帝国。中国同样并非具有统一的根基性认同的中国,而是一个近代被建构的“想象的共同体”。有的汉学家甚至将历史中国的持续生长视为一种“内殖民化”的过程,将中国边疆的管治视为是一种强势的汉化的强权。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何以可能”的持续“问题化”和“他者化”,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反思的根本问题。事实上,历史中国并不仅仅只是表现为一系列所谓的真实史料。任何历史学家在重塑过去时,总是立足于自我的历史观去进行自以为是的研判,当政者更是从自身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出发进行历史的剪裁和裁判。

   柯文指出,解读义和团运动至少有“历史三调”——事件、经历、神话。“三调”是人们了解历史的意义、探寻并最终认识历史真相的不同途径,也是人们根据不同的原则塑造历史的不同途径。“作为事件的义和团代表的是对过去的一种特殊的解读,而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代表的是以过去为载体而对现在进行的一种特殊的解读。两种路径都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建立了一种互动关系,在此过程中,现在的人们经常按照自己不断变化的多样化的见解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重新塑造着过去”。[①]关于中国的“神话化”的话语构建一直持续的存在,并且呈现了多样化的表现形态。

   今天,关于“何以中国”问题的各类“否定性神话”,更是成为一种常态性的主流的历史话语,甚至是“学术正确”的新史学。所谓的新元史、新清史,都夹杂着太多的“新”的中国想象。这些论述不论是出于学术的真诚还是政治的目的,很大程度上都构成当下“一个中国”的现实挑战,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约定俗成的“中国”论述,更需要中国学者从理论上进行逻辑自洽式的回答,以免陷入一系列的思想陷阱。我们既需要从中国看世界,更需要从世界(包括周边)看中国。因此,赵汀阳对于中国何以可能的存在论反思,促使我们认真反思自身的历史认同、身份认同、国族认同,具有相当深刻的现实意义。如果我们自身对中国之持续“存在的秩序”,都难以形成一种在思想逻辑上自洽的解释,又何以自称“中国人”,更遑论中国文明?因此,赵汀阳之问,也是针对中国的本体论之问。赵汀阳的道路自信,是中国的生长方式已经铸成一种长存的方法论。有方法就有青山。


三 问鼎中原的旋涡模式与公共地悲剧

  

   与纯粹的哲学思辨不同的是,赵汀阳在提出“何以中国”之存在论理由的发问之后,却主动回归到中国之历史性的结构化解释。他有效地借鉴了一种重要的思想工具,即经济学博弈论的理解方式,以辅证和强化他的中国生长模式的哲学解释。

   博弈论的理论预设就是“理性人”,我们只能假定参与博弈的双方或多方都是理性的存在体,才有进行合作或不合作博弈游戏的现实可能性。而任何一个博弈游戏要追求一个或多个的“纳什均衡”,则必须是双方或多方本着理性的精神原则,来共享一种共有的、有限的并形成彼此共识的资源。唯有如此,博弈游戏才能成为一个“存在的秩序”,并存在多样性的均衡解决方案。赵汀阳借此提出了历史中国得以生成的“旋涡模式”。

   具体说来,历史中国有一个政治博弈聚点,即以中原为核心的“天下逐鹿”或“问鼎中原”游戏。而维持这个连续博弈游戏的动力结构,是一个有着强大向心力的旋涡模式:众多相关者抗不住旋涡的利益诱惑而相续“主动”地加入游戏成为中国的竞争者,博弈旋涡的规模也不断扩大,最终形成一个由开放性的中国涡所定义的广域中国,创造了中国以及中国的旋涡式的生长方式。而中原的精神世界之所以具有号召力和普遍共享性,在于中原具有四大精神资源可资持续借用:一是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发展了早期中国在信息和知识系统的大规模的传播能力;二以四书五经为载体的思想系统具备了组织大规模社会和创造制度的能力;三是周朝创制的天下体系包含着“配天”“无外”等合法性和兼容性的原则,可以成为普遍接受的政治神学资源;四是“天命传承”的政治神学的雪球效应。精神资源和政治神学意义的不断积累,进一步增强了旋涡的向心力效应。

   赵汀阳提出“逐鹿中原”或“问鼎中原”的旋涡模式,用来宏观地解释历史中国的持续向心力效应,显然符合他从“存在论的约束”出发的逻辑自洽原则。然而,如果我们顺着赵氏所谓的博弈游戏说开来,“逐鹿中原”其实是一个中国版本的“公共地博弈”,或者通俗地说是“公海捕鱼”或“牧地放牧”博弈的问题。博弈学家一直在反复讨论如何避免“公共地悲剧”(公共资源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因为它涉及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与公共利益(Common good)对资源分配有所冲突的社会陷阱(Social trap),最早起源于1833年威廉·佛司特·洛伊(William Forster Lloyd)针对人口压力与资源利用冲突的比喻。1968年时,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在期刊《科学》又将该概念加以延伸,喻示著有限的资源注定因自由取用和不受限制的要求而被过度的剥削,从而最后造成资源的枯绝。个体或利益集团的理性行为最后却造成了集体的灾难性的、非理性的后果。这样的悲剧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源自于个体或利益集团都企求扩大自身可使用的资源,然而资源耗损的代价却转嫁所有可使用资源的人们,导致最后可使用资源的群体数目可能远大于夺取资源的数目。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就从制度设计上分析了如何有效地解决公共地悲剧的博弈论模型。其中维利坦式的借助中央集权的方式、以及纯私有化的方式都无法真正解决公共地悲剧,囚徒困境一直是客观存在的。埃莉诺提出,要解决公共地悲剧的集体行动问题,就必须解决三大问题:一是新制度的供给问题,二是可信承诺的问题,三是相互监督的问题。而诸如清晰界定边界、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集体选择的安排、监督、分级制裁、冲突解决机制、对组织的最低限度的认可、分权制企业等“设计原则”是保证长期有效的公共地资源自主组织、自主治理制度的基本构件。[②]

   埃莉诺等关于解决公共地资源悲剧的制度设计,当然不能直接转用来解释历史中国的“逐鹿中原”博弈游戏,却足以让我们反思“逐鹿中原”聚点模式和旋涡效应的解释合理性及其局限的问题。赵汀阳可能要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逐鹿中原的旋涡效应,尽管客观上造成了历史中国的不断生长,但是否仍然坠入了资源争夺的历史性悲剧,因此对于中原的精神资源的破坏也是空前绝后的?历史中国因逐鹿中原而造成的频繁的王朝更替,是否就是一种因制度设计失败而反复造成的公共地悲剧?既然逐鹿中原不免陷入一种公共资源悲剧,那么所谓中原的精神世界又何以维系和共享呢?那么,黄炎培与毛泽东对谈所及的“历史周期律”之拷问,本质上就是政治中国的制度设计之问。某种意义上说,持续性的逐鹿中原的旋涡效应,或许是历史中国的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的失灵?毕竟,历朝历代的不同的政治集团都是站在争取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逐鹿/问鼎)的理性立场,来争抢中原的地缘政治资源或思想资源的。而不断地改朝换代,或连绵的战争冲突,或文化性的族群冲突,或“夷狄入主中原”等等大事件所造成的政治后果,根本上也是中原之精神资源争夺的持续性悲剧。

   因此,如果实际的博弈效果是一种公共地悲剧的话,那么逐鹿中原游戏就不是持续的向心力效应,而很可能是长期负面的共享效应。诸如历史中国的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造成的人口大迁移,唐末黄巢对广州、长安、陈州的屠杀,蒙元时期对金国境内广域的中原地带(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及成都(1279年)的屠杀,明末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满清入关后的扬州十屠,乃至现代日本入侵中国的“南京大屠杀”,很难说形成了精神资源和政治神学意义的大累积,也很难说逐鹿中原的旋涡向心力正是导致“合”的动力因素。我们现在的普通话或国语,甚至很多也是蒙元或满清“胡化”的后果。

值得注意的是,吸引各势力逐鹿中原的精神资源,并没有所谓的信任、互惠、尊重等理性选择的“社会资本”规范,相反各个逐鹿的势力方都被持续和反复地锁进一个互不合作的“囚徒困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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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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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汉论坛》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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