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舆论家的态度与修养——作为北大学生的成舍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7 次 更新时间:2018-01-04 23: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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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进入专栏)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辉煌,为此后几代知识者不断追忆,就因其切实影响着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在世人的历史记忆中,占据“新文化运动”舞台中心的,乃著名教授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这自然没错。可还有一点同样不能忘记:这是一个标榜“新青年”的运动,大学生的作用不可低估。同是学生,走上街头表示政治抗议的,因有“火烧赵家楼”的戏剧性场面,长期受公众关注;至于坚持“文化运动的,可就没有这种幸运了,很容易被其师长们的光辉形象所“遮蔽”。

   “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就学识与社会影响而言,确实无法与陈独秀、胡适等比肩;但日后的发展,则未可限期。大学期间“躬逢盛事”,有幸目睹甚至直接参与思想大潮的崛起,对其一生必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好兼及其时“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青年学生。

   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那便是1921年毕业于北大中国文学系的成平——即日后成为一代报人的成舍我先生(1898—1991)。

   1898年出生于南京的湘人成舍我,原名勋,后改名平,以笔名行世,十八岁即投身新闻事业,1991年病逝于台北——那一年,成氏亲手创办的“私立世界新闻专科学校”获准改制为“世界新闻传播学院”“办报兴学问政达八十年”的成舍我,平生事业,最为世人及史家瞩目的,莫过于20年代的创办《世界晚报》《世界日报》《民生报》,以及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在北平、桂林、台北三次创办新闻专科学校。既是著名报人,又是新闻教育家的成合我,其“办报兴学问政”的志向,与“五四”时期就读北大大有关系。

   1920年4月,日后成为著名“舆论家”的成舍我,在上海的《时事新报》发表文章,讨论作为“社会底向导”的舆论家所应该具备的态度与修养,最后的结论是:

   总之,舆论家是要往前进的,不可以随后走的。他是要秉公理的,不可以存党见的。他是要顾道德的,不可以攻阴私的。他是要据事实的,不可以凭臆想的。他是要主知识的,不可以尚意气的。  (《舆论家底态度》,1920年4月]5日《时事新报》)

   照成氏的说法,此处之只提端正态度,而不谈个人修养,实在是“降格以求。——后者需要静下心来“读十年书”,非起步不久的中国新闻业所能普遍接受。

   已经投身新闻业多年的成君,竟然高标准严要求,断言“中国现在,若是严格说起来,简直可以说一个报馆也没有”(成平:《文化运动的意义与今后大规模的文化运动》,《新人》第5号,1920年8月)。如此居高临下的放言高论,与其说是年少气盛,不如归因于背靠北京大学这棵大树。“五四”时期北大提倡并领导新文化运动的崇高地位,以及蔡元培校长亲自发起组织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文科教授徐宝璜出版国人自著的第一部新闻学著作《新闻学》,无疑都使得大学生成平深具改造中国报业的责任与信心。实际上,蔡校长之强调新闻事业的巨大意义、论证新闻从业人员必须具备特别之经验与广博的知识,以及徐教授之主张新闻“在文化运动中,占甚重要的地位”,故应“立在社会之前,创造正当之舆论”,应“谨慎据实直书。,应代表国民舆论而不是党派利益等,都对青年成舍我产生巨大影响,并落实在其时所撰《舆论家底态度》《文化运动的意义与今后大规模的文化运动》《新知编译社报告书》《新知书社计划书》等文中。

   作为南社社员、《民国日报》编辑,成舍我在柳亚子与朱鸳雏的唐宋诗之争中,由于支持朱而被柳一并“驱逐出社”。此举因祸得福,促成其“毅然乘舟而北”,进入北京大学读书。关于成君上书蔡元培校长,因“文笔条畅,言之有理”而得到入学特批的说法,仅见于郑逸梅的《南社丛谈》,不好遽下判断。但已有数年报馆经验的成舍我,确实结识了不少文化界名流,这使得其进入北大后,有可能继续发挥特长,除了兼职《益世报》外,还在校园里“呼风唤雨”。

   “由陈独秀安排前往北京,考入北京,与别的从校门到校门的青年学生不太一样,因其相对丰富的生活阅历与社会活动能力,在大学校园里必定“不甘寂寞”。考察北大时期的成舍我,明白其事业上的“野心”,对于理解成氏日后历尽艰辛奋斗不辍的精神,将是一个很好的“视窗”。

   1918至1921年,成舍我就读北大四年,正是这所大学迅速崛起并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独领风骚的时期。由于蔡元培校长的提倡与鼓励,“五四”时期的北大校园里,社团活动十分活跃。这实在是个奇迹,校园里五花八门的社团,既促进了学生思考,又可引导社会思潮。即便名气不大的新知编译社,也都令今人刮目相看;而社长成平的文化眼光与组织能力,更是日后大展宏图之预演。

   1919年10月2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有《新知编译社成立记》,介绍刚成立的以中国文学系学生成平为社长的新知编译社。文末附有该社的《简章》,称其“宗旨”为:“研究学术,传播思潮,共同努力于文化运动,以图世界根本的改造。”该社分文学、哲学、政法、理化四部开展编译,如此庞大的工作计划,明显超出学生的能力。即使如此,依然“已得校长及各方面的赞许。”校方的态度,大概是出于信任与鼓励,允许“狂妄”的大学生们大胆尝试,并相信其能够自我调整。

   果然,一年多后,成平撰写《新知编译社报告书》,总结成绩并重新调整发展战略。据报告书称,已经完成的译著只有两种,正在编译中的有十一种,其中由成平负责的便有如下三种:翻译俄国杜洛斯基著《过激派与世界和平》、俄国列宁著《列宁文集》,编写《中国小说史》。不难想象,心高气傲的成君,根本无法兑现其诺言。成译《列宁文集》未见任何踪影,《过激派与世界和平》也没有专书,不过后者有刊于1919年5月2日至5日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上的舍我译杜洛斯基《广义派与世界和平》可以取代。至于《中国小说史》,以新闻为毕生事业的成君,估计是无从落笔的。另外,北大图书馆藏有成平等译《罗素、勃拉克讲演合集》,出版此书的北京大学新知书社,正是因此回成君所拟报告书的提议而成立。

   考虑到上海各大书局之“唯利是图”,理想主义色彩很浓的北大学生提出:“我们如想重大的发展,就非组织一书社,自行印刷发行不可。”据成平的报告书称,新知书社的业务有四项:一、印刷发行新知编译社之图书杂志;二、由欧美日本返运各种学术上有价值之图书杂志;三、代印书刊;四、代售教育用品。为了书社的开张,至少须募集五千元股金。成平对此很有把握,理由是此等好事,教授们定然也会支持。几天后登出的《新知书社招股广告》,肯定让今天的读者大吃一惊。总共十三处募股的经收处,以北大学生银行打头,接下来的竟是:李卒白(第一院出版部主任室)、沈士远(第一院庶务主任室)、沈兼士(第一院国文教授会)、李守常(第一院图书主任室)。两个月后,果然募集到6920元,其中李大钊处三百、沈土远处五十、沈兼士处五十。风头正健的教授们,竟如此热心介入学生社团的活动,于此一端,也可见“五四”先驱者的风采及境界。

   起草《新知书社计划书》的成平,也真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竟一下子准备组织出版四套丛书,外加一个月刊《书报评论》。除了《书报评论》希望在提倡新文化的同时推广本书社的图书这一策略涉及经营管理,其余四套丛书(学史丛书、概论丛书、新文化丛书、平民学校教科书)的设计,都是只谈必要性,不讲可行性,更不要说经营之成败与得失。如此明其道而不计其功的近乎“迂阔”的计划,很有北大特色。

   1921年3月8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有《新知书社开会纪事》,值得一读。主持会议的成平发表演讲,称“中国现在救济知识的饥荒,实比救灾还重要”,于是决定成立以“发扬学术传播文化”为宗旨的新文化书社。在筹备委员会中,出任总务股委员的竟然有李大钊。其时李已积极投身实际政治运动,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竟然还有兴致关注此种小事!这也正是“五四”时期的北大特别吸引人的地方,说师生“打成一片”有点夸张,但教授们确实对学生组织的各种学术、文化乃至政治活动给予很大支持。

   北大学生之所以能够保持远大抱负,并且尽快出现在学术研究及文化建设的前沿,与在校期间的“操练”大有关系。成平们的新知编译社,除了组织新知书社,还要“设立读书会”,主要工作包括研究、讲演,办杂志、编纂教科书及百科全书四项。这就更无边际了,在学期间即想编纂百科全书,如此“狂妄”的计划,竟然没有受到时人的嘲笑,也可见时代风气之激扬。不问是否“可能”,只问是否“必要”,此等眼光和襟怀,令后世无数学子追慕不已。“我们认定大学生的地位,是要对于文化上有点贡献的,不是为弄张文凭,便可去升官发财的。”将“切实的文化运动”,视为“救国的唯一良法”,成平等人于是有了众多“不切实际”的计划。这些计划因其“大而无当”,读书期间根本无法实现,但作为一种眼光与抱负,奠定了其日后奋斗的方向。因此,不但不应该嘲笑、而且应该学会尊重大学生们的“幼稚”、“空想”与“狂妄”。

   在积极参加北大社团活动的同时,成合我已经开始介人社会上的新闻事业。除了常被提及的为《益世报》撰文和编辑外,我更看重其在《新人》杂志上发表的《文化运动的意义与今后大规模的文化运动》。这篇明显带有北大胎记的文章,本身并非十分精彩,但对于理解此后成舍我的追求,实在再合适不过。批评了众多对于“文化运动”的误解,成氏推出自认为正确的定义:

   我们的新文化运动,是认为增进全世界文化的运动,就纵的方面说起来,是融合固有的文化和现在的文化;就横的方面说起来,是融合东方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我们不问新旧中外,只问能适合于现在的人类,和能增进现在人类的文化不能,是合古今中外而为一的运动。

   此乃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自我反省,说不上深刻,但很真诚,好处是视野开阔,志向宏大。所谓“合古今中外而为一的运动”,实非易事,除了志向,还需要学识。不以思想深刻或学问渊博见长的成平,着力发展其组织活动方面的才华。“我极主张,现在中国的文化运动,非有各种大规模的组织不可”。依此思路,成平开列出三种从事文化运动最为重要的组织形式,作为日后努力的方向:报馆、书局、大学校。

   已经投身新闻事业多年的成舍我,不满国内报馆之或转译路透社电讯,或充斥“流氓访客”糊弄来的“敲竹杠的新闻”,而将“完备的报馆,健全的舆论”作为其毕生奋斗目标。理由是:“我以为文化运动最大的武器,就是报馆。”注重文化运动,而不是一般的新闻写作技巧,此乃北大出身留下的深刻印记,终其一生,大概都很难完全磨灭。

   北大当年在思想文化界的巨大影响,令所有师生难以忘怀;正因为印象太深了,以致不少人将办大学作为自己的理想。像所有毕业北大的文化人一样,成君也对大学的意义有极高的估价,认定“大学校是一个文化运动的中心点。”成氏之设想建立大学,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强调“有健全的人才,才可以仿健全的文化运动。来造就这种人才的地方,就是大学校”;一是主张“我以为国内应该有一个规模宏大的私人大学。”日后成氏之三办新闻专科学校,很可能源于年轻时候的梦想。

   之所以把第二点“书局”放到最后来讲,因前两者所需资金甚巨,只能留待日后实施;而创办书局的理想,作为北大学生的成平,已经开始付诸实行。有感于大书局之“为发财主义起见”,只出“不中不西不新不旧非驴非马”的书,而“组织完备,主张彻底,真能为文化运动先驱的大书局”尚未出现。既然社会上缺乏此类理想的书局,那就自己动手,集合师生的力量,承担“尝试”的历史重任。于是,有了上面提到的“北京大学新知书社”。

   成舍我日后以报人及新闻教育著称于世,早年的意气风发,以及大学阶段的文化运动三大计划,不大为人所知。重提旧事,一来便于理解成君日后的发展,二来展现当年北大校园的风釆,三来为解读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一种新的方法——大学生的视角。

   文字来源:《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 纪念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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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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