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戈:历史与行政:后战国历史合理性观念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0 次 更新时间:2018-01-01 17: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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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实际政治事务中,合理性思维是更为切实有用的观念。它使得人们在思考问题时,能够更加务实,而少唱高调。一种巨大的制度惯性和一种长久的观念定势,使得合理性思维成为最可取的思想路径。在秦汉之际,就历史合理性思维所给人们呈现出来的截然相反的政治效应来看,只能证明,政治与观念之间的关系永远充满着复杂的变数。周秦作为汉人为自己制造出来的两面镜子,从正反两面为汉人的历史路径定向。后战国时期,“汤武革命”和“逆取顺守”是两个最有创意的思想命题。二者均关涉合法性与合理性之复杂纠葛。合理性之于合法性明显具有一种历史存在论和政治工具论上的优先性。

   【关键词】后战国,历史合理性,行政合理性。

  

  

   上篇:历史

   (一)法周与法秦:秦汉士人的选择分殊

  

   顾炎武谓,“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1](卷13《周末风俗》)其实,待始皇并天下,文武之道兴矣。我所谓的“文武之道”是指:高度有序的政治体制,超级强大的军事实力,严密有效的意识形态体系。所以,这是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堪称伟大的时代。当时任何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了它的伟大。这使得几乎没有人能够对它提出有效的批判。因为即便是批判也需要有足够的思想理论资源,而这点当时并不具备。

   秦政的规模之大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战国时期,天下之大,国人已有了尽其可能的最大限度的充分想象。[①]但秦一统六国,国家几同于天下时,人们在思想和心理上是否已有足够的准备来承受这一既定现实,还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从百家中的任何一家都找不出秦朝这种皇帝制度和帝制社会的原型。[②]也就是说,秦政并非是某一家现成思想的自然产物。封禅和巡狩似乎是出自于儒家。[③]但封禅也只有一次,还不甚成功。巡狩倒是频繁。可它也并不完全符合儒家的礼制规定。因为无论从时间上还是意图上,秦政的巡狩均是自行其是的结果。被人普遍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具批判精神的儒家这时正处于被官方排斥的状态。[④]但儒学对皇权的忠诚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被轻率怀疑。[⑤]在儒家看来,疆域万里确是事实,但能否真的“传之万世”,却令人起疑。正是基于这个考虑,一批儒生才会反复提及应该“师古”和“分封”。他们认为殷周虽然只有千里之土,却能传之千载,值得效法。

   儒学特有的“历史情结”使得他们看待任何问题,总是充满感情地怀抱着一种历史主义的长时段合理性眼光。这种“历史合理性”既给儒家造成过麻烦,也给儒家带来过荣耀。封禅的失败和制礼的成功,是历史合理性思维的两个极端。这说明,历史合理性思维既不是万能的,但也不是无用的。在秦汉之际,就历史合理性思维所给人们呈现出来的截然相反的政治效应来看,只能证明,政治与观念之间的关系永远充满着复杂的变数。

   始皇二十八年,“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2](卷6《秦始皇本纪》)《史记·封禅书》则有更进一步的说明。“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秸,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这应该看作是秦始皇与儒生的第一次(实际上也是唯一的一次)正式合作。但结果是双方都不满意。原因在于,儒家那种过度的师古倾向并不符合皇帝目前的实用需要。秦始皇干脆撇开儒生,“遂除车道,上自太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这样,儒家那不甘寂寞的政治姿态在遭受挫折之后,就开始使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反击。“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这种行为既表明了儒家的不成熟,也说明儒家的力量主要是无力的话语。但话语却有自己的生命和难以估量的蔓延性。特别是一旦进入儒家这种以道德方式编制的话语谱系和历史记忆,就更是如此。“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岁,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僇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讹曰:‘始皇上太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儒家那些过分丰富的历史想象力连太史公都感到可疑。“此岂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邪?”

   不过,我们也不必把这次合作的失败看得过于必然。客观言之,无论是皇帝制度还是皇权政体都不存在有彻底排斥儒家的必然逻辑。平心而论,儒生参政在战国时也并不多见。秦政给儒生留下的空间即便没有变得更大,也绝没有变得更小。[⑥]只是相对于帝国政治的庞大规模特别是汉政取向和做法,秦政给予儒生的待遇就有了大可非议的理由。所以我们只能说秦政所为只是皇权体制不成熟的表现。[⑦]甚至还说不上是变态。反之,儒生对皇权体制也不存在有天生的敌意。以封禅为例,儒生并不否认始皇帝泰山封禅的现实合法性,他们提出异议的只是历史合理性。比如,上山应坐什么车,应该用什么席子,祭奠时应该遵守什么程序等等一系列繁琐的细节问题。他们认为这都是有历史根据的。这种经典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在这里实际上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但技术问题在某些特定场合也会成为一种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皇权与儒生相互认同并不是问题,加深认识才是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历史并没有给解决这个问题留下太多的时间。这样它就构成了秦汉之际一份影响深远的政治遗产。在某种意义上,汉政的全部努力就在于打通此处关节。汉政的得与失皆系于此。其结果则使“中华专制主义”获得了一个经典型的形态体系。在这一经典形态中,儒学与皇权的结合使得汉政成为继三代而后的又一个为人效法的政治范式。

   入汉,历史仿佛给儒学打开了另外一道大门,在这个房间,儒家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连接这个房间和其它房间的是一条叫做“历史合理性”的走廊。在这条信道里所传递出来的许多信息都被认真地看作是有价值的“合理化”建议,而予以采信。比如,娄敬以周秦汉相比,来劝说刘邦定都于长安而不是洛阳。他认为周汉“不侔”,[3](卷48《段灼传》)所以汉朝不应与“周室比隆”,而应该与秦朝比。汉之所以“取天下与周异”,就在于“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絫善十余世”。成王“营成周都雒,以为此天下中”,虽然也考虑到“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钧”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它包含有一种明确的政治意图,“凡居此者,欲令务以德致人,不欲阻险,令后世骄奢以虐民也。”汉朝立国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方式。“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不绝,伤夷者未起。”在这种情况下,“欲比隆成康之时,”确实“不侔”。既然周汉立国途径有别,那么汉朝建都就不应该效法周朝,德化天下,而应该首先考虑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显然,秦国是最为适当的首选之地。因为“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这样“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在娄敬看来,“入关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4](卷43《娄敬传》)这实际上是说,汉取天下与秦一样,都是用暴力的方式得来的,即“逆取”。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更多地从国家的战略安全角度来考虑问题,“不如入关,据秦之固。”[4](卷1《高祖纪下》)而不应该光图面子上的好看和名声上的好听。从合法性的角度,秦似不足取;但从合理性的角度,秦却值得效法。[⑧]这就是汉人在处理秦的问题上所采取的合法合理二分的双重标准。在这里,娄敬强调的是“形势”,而非“德性”。而秦朝恰恰在“形势”上具有特殊优势。对于秦朝的“形势”之利,汉初士人多有注意。[⑨]如贾谊、贾山等。

   这可能是汉初士人中第一次明确将周秦汉三朝联系起来谈论的。[⑩]尽管结论是希望汉不要继周,而要承秦。在周秦汉的历史长时段中,选择亡秦而不选择王周,这并不表明一种标新立异性质的价值判断,似乎秦优于周。事实上,周优于秦是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11]秦政的负面性是大部分汉人首先注意到的基本现实。周秦作为汉人为自己制造出来的两面镜子,在历史进程中透射出长远的影子,标识出汉人所应走的道路。它从正反两面为汉人的历史路径定向。“一正(三代圣王)一负(秦),取代了战国时代三代圣王与桀纣的两极历史典型的对比,成为汉人最重要的历史参考座标。”[5]所以汉人是把贬秦褒周作为一个不言而喻的思想法则来确立的。放在汉初背景下,它几乎就是一种强势的时代精神。所谓群臣“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则亡,不如都周”,[4](卷43《娄敬传》)即可看出大多数人的意见倾向以及以历史时间的时段性长短为政治决策取舍标准的思维定势。而就汉初政局本身言,它也确实较为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法周”的自觉选择。[6]但从思想史的视角看,无论是继周还是承秦,区别都不大。因为,它们对政治事务的论辩与判析都体现出一种真正的长时段的“历史合理性”眼光。必须承认,这种眼光,在改朝换代之际,往往能够起到一种功能强大的历史进程定向仪的作用。它使历史脉络不至于突然中断,它使文化统系不至于人为扭曲,它使价值防线不至于意外崩溃,它使政治进程不至于急剧退化。

   总之,在秦汉之际,这种历史合理性眼光所具有政治史和思想史价值必须被充分估计。因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基本特质之一就在于其独到的历史合理性观念。在帝制社会自然生长期,在皇帝制度和皇权政体经受历史考验期,历史合理性观念无疑发挥着一种深刻的思维导向作用。它在思维和价值层面维系着人们的理想和道德,使之不坠。

  

   (二)《过秦论》:合理主义的批判向度

  

   在某种意义上,贾子思想可概括为三个字:“治安策”。顾名思义,它的目的是为汉王朝提供治世良策。这就决定了它只能采用批判主义和合理主义相结合的致思路向。但其话语风格又具有理想主义和忧患主义相混合的特征。比如以《过秦论》为例,[12]贾子对秦政无道的谴责,完全建立在这样一个推论的基础上,即,秦朝的三位君主哪怕只有一位实行了仁政,那就不致灭亡。在这里,批判主义是以合理主义为前提的。即行政合理性的前提是历史合理性。[13]它在确认秦朝历史合理性的前提下来判析秦朝行政合理性的失误。但它首先承认秦朝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四海养。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何也?”贾子认为“近古之无王者久矣”。这使得“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显然,“近古之无王者久矣”这一具有“长时段”性质的历史事实就决定了任何人称王都能够获得足够的政治合法性。王就像天一样,具有天然合法性。而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秩序一旦建立起来,它本身就拥有不证自明的统治合法性。“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在此前提下,行政合理性就变得至关紧要了。“当此之时,专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7](卷1《过秦中》)

   政治的吊诡在于,虽然每个王对于他治下的子民来说都拥有绝对的合法性,但每个王的具体政治行为却各个不同。这就使得他在行政合理性方面所获得的评价大相径庭。“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这是一失策。

   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循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惟恐有变。虽有狡害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7](卷1《过秦中》)

这是二失策。“子婴立,遂不悟。借使子婴有庸主之材,而仅得中佐,山东虽乱,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宜未绝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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