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义华:毛泽东晚年改革政治体制的构想与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53 次 更新时间:2018-01-01 00: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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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义华  

建立巴黎公社式国家的构想

  

   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国家机器,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改变国家体制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为此,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说:“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这些机构的成员或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对此,《人民日报》在一篇题为《巴黎公社实行的全面的选举制》的资料中介绍说:“巴黎公社实行了全面的选举制。恩格斯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巴黎公社‘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

   为“文化大革命”作进一步发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巴黎公社原则的宣传、强调不断升温。1966年11月3日,林彪在讲话中说:“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 巴黎公社原则直接等同于所谓“大民主”,即《人民日报》所反复强调的:“领导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一律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全面选举制。群众对被选的人员,有随时改选和撤换的权力。” 工矿企业中“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代表的产生,“不能由上面指定,不能背后操纵,而必须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经过群众充分酝酿,反复讨论,认真选举,并且可以随时改选和撤换。”

   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张春桥当选社长,姚文元当选副社长,当日发表的《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称:它“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产生的崭新的地方国家机构”,是“重新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它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切工作人员,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绝没有做官当老爷的权利。”《宣言》更提出:“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什么折衷主义、改良主义、调和主义、温情主义,统统要打倒”,“一定要把一切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的市、区、县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工厂、企事业单位、农村人民公社、商店、学校、街道等等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夺过来!”

   巴黎公社不仅为“大破”即“全面夺权”提供了依据,而且为“大立”即“新政权”的建设树立了榜样。当时许多工厂按照巴黎公社的选举方式,建立了小组、车间、科室的“革命生产委员会”,其委员“一律称为服务员”,如“政治服务员、生产服务员、工会服务员等”,“彻底废除过去的什么‘长’之类的职称”;凡是不称职的人,群众有权随时罢免或撤换。”姚文元在给中央的一份简报中说,在上海夺权中,“把过去的部长、局长、处长、科长……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扫而光。这就使革命大大推进一步。” 在此后成立的中央各部、各省市革委会中,一般都取消了部、局(司)、处等设置,而代之以各种级别的小组,如政工组、宣传组、生产组等等。

   1967年1 月22 日,陈伯达在对北京部分学生的一次谈话中表示,“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在全市范围内夺权,应该是巴黎公社式的,可以以工农兵学商代表会议的形式来进行全国性的夺权”;“还有一个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应该是人民内部来承认,应是人民授权去夺权,无产阶级授权去夺权,这样才能有效。”他还介绍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中国无产阶级接管政权有两个阶段,一个是进城的时候,是军事接管,自上而下地下命令。现在出现了一个新阶段,是群众接管了。”《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明确提出:“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盘踞的烂掉了的一些单位,他们实行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些单位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无产阶级决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的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既然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盘踞的一些单位,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我们当然不能把它现成地接受过来,不能采取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 在这里,巴黎公社原则更突出强调了“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这一内容。


巴黎公社“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原则的限定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中共中央竟多日对此保持沉默,党中央喉舌《人民日报》对《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未置一词。毛泽东将张春桥、姚文元召到北京,于1967年2月12日至18日与他们多次谈话,就上海人民公社名称和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等问题委婉地却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自己思考的结果。这事实上是对原先巴黎公社式构想的首次重大修正。张春桥回沪后,传达了谈话内容,根据当时笔记,主要内容如下:

   关于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问题,毛泽东强调:我们现在这个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这个革命是我们发动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要革命。很明显,这就是告诫他们,巴黎公社“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经验不适用于当下的夺权斗争。

   基于此,毛泽东更尖锐地指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口号是一个反动的口号。所谓彻底改善,就是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行了,要彻底地改了嘛!他说,正确的说法,只能够是部分地改善。这是对“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更直接的批判。毛泽东还非常明确地指出:“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口号相当普遍,相当流行,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只能是这两个阶级对垒,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打倒无产阶级。哪有打倒一切呢?这种“打倒一切”的人,“怀疑一切”的人,最后势必要被人家怀疑,被人家打倒,一定要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

   与此相应,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废除各种“长”的做法,指出,不管叫什么,总是有领导人,总有干部。现在要夺权,总要有干部。他在谈话中还对让一个普通的工人、学生直接管理一个地区、一个学校提出了异议,说:一个工人同志,他不管多么好,革命积极性非常高,也很有工作能力,在这文化大革命里边有很多的贡献,但是马上把一个城市比如说上海市,或者一个省比如江苏省,交给这样的一些工人同志来管,是很大的困难。因为他没有经验嘛!如果他管一个车间,可能比较熟练,管一个大的工厂就已经困难了;如果把上海市统统交给他,这个困难当然大。我看[让大学生]当一个大学校长也不行。当个大学校长,学校很复杂,你是在一个学校里刚刚毕业,还没有毕业,全校的情况也还不了解。这则是对巴黎公社民主选举领导人的方式的质疑。毛泽东在谈话中再次强调:我们应该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会跟着我们走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会跟着我们走,这一估计则更使“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立论完全失去根据。

   关于公社这一政权组织形式或这一名称,毛泽东这时态度也有了很大变化。他说,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现在诞生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那据我看,现在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这是巴黎公社。他还指出,苏联的苏维埃,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可以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英国是君主制,美国是总统制,本质是一样的;其他还有很多事例,都表明,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名称不宜改得太多。为此,他说,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将来还是要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原来宪法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市人民代表大会,这些都不动了。将来还叫国务院,这不必改名字了。市仍叫市人民委员会,这也不要改了。

   毛泽东这里所批评的各个观点,都是非常重大的原则问题。要是换了其他人,早就被打倒、被“批倒批臭”了。但是,对于上海,对于张、姚,毛仍是心平气和、很婉转地劝说、引导。

  

巴黎公社“大民主”原则的重新厘定


   “文革”起始,是否实行所谓“大民主”,被视为是否坚持巴黎公社原则的分水岭。1966年11月3日,林彪在讲话中说:“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

   所谓“大民主”,1966年8月,按照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规定,就是:“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在第七条中,更将压制“四大”,如“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说成“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众所周知,刘少奇、邓小平就是因为这一点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

   《人民日报》曾就“大民主”专门发表社论解释说:它“贯串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以及“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原就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1943年6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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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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