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义华:章太炎与中国现代学术基础的奠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3 次 更新时间:2019-07-01 13: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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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义华  

   一、关于章太炎思想与学术定位的思考

  

   最近,为指导同学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翻出了四十多年前在北京图书馆新善本书库用铅笔抄录的章太炎1908至1909年手定《太炎集》目录,和当时所拍摄的《太炎集》手稿全部照片。又翻到当时一同发现的《訄书》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七年秋七月在东京刊行的再版断句本所附的《校勘表》,这是章太炎出狱到日本后亲自校订后制作。根据章太炎意见,秋九月,又出了一个新版,订正了讹误,取消了断句。正是在《訄书》这一新的版本上,章太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修订。我仔细抄录了章太炎对该书目录所作的改动,并将书中各篇修订的地方和《訄书》及后来的《检论》逐字逐句作了比较,迻录在我从上海带去的自校本上,改动很大的,或既不同于《訄书》又不同于《检论》者,都另行抄录。我将它视为《訄书》与《检论》间的一个过渡本。

   读着已经发黄发脆的这些四十多年前的笔记,不能不感谢北京图书馆当年慷慨给予的支持与极大帮助,同时,也感慨,除去朱维铮在编校《訄书》与《检论》时使用过我给他提供的所有这些材料外,至今似乎都没有学者对北京图书馆珍藏的这些手稿做过专门研究。出版《章太炎全集》时,似乎也没有考虑将这些手稿影印面世,供人们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从撰写大学毕业论文开始,参与章太炎思想与学术研究,算来已五十六七年了,至今仍觉不如意处甚多,这当然是自己水平有限。1983年完成的那本《章太炎思想研究》,论及章太炎“向封建网罗勇猛冲决”,认为章太炎进行的是“一场夭折了的哲学革命”,评价章太炎是“致力于民族文化近代化的巨匠”,这些用语便无不打着那个时期深深的烙印。

   近二十多年来,一批新的学术专著与论文,已大大拓展和深化了相关研究。但恐怕还有不少问题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究。怎样给章太炎的思想与学术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从早先的地主阶级反满派、封建专制主义维护者、否定主义的思想家、有学问的革命家,到新近流行的国学大师、反传统主义思想家、反现代主义思想家等等,历来众说纷纭,至今亦仍莫衷一是。

   最近,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是如何建立起不是继续依傍他人,而是真正符合中国实际、世界实际的现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不能不想到一百多年前章太炎这方面的思考与努力。正是基于这场讨论的启迪,我想用“中国现代学术的伟大奠基者”这样一个概括来说明我对章太炎思想与学术地位的总评价。

   章太炎思想与学术的创见与贡献是多方面的。综观1908年前后章太炎编选的《太炎集》手稿、出版的《新方言》《文始》《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著作,以及对《訄书》所作的再一次大幅度修订,可以看出,它们中有着非常明确的一以贯之的宗旨和基本理路,构成一个相互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有机整体。1910年创刊的《学林》杂志在发刊词《学林缘起》中谈到章太炎的著述“章章有条牒”时指出,他的著述,实际上主要针对当时这样一些倾向:“今文诸师,背实徵,任臆说,舍人事,求鬼神”;“守文者或专寻琐细,大义不举,不能与妄者角”;“玄言久替,满而不盅,则自谕适志者寡”;“学术既隐,款识声律之士,代匮以居上第,至乃钩援岛客,趣以干誉,其言非碎,则浮文也。浮使人惑,碎使人厌,欲国学不亡无由。”这段概述,应当是得到章太炎充分认可的,它相当全面而准确第说明了章太炎思想与学术中一以贯之的宗旨与理路是什么。进一步考察一下章太炎在这几个方面坚持了什么,反对了什么,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便不难了解他为什么成为现代中国学术的伟大奠基者。

  

   二、弃“巫”而尊“史”的学术坚守

  

   古代文明起源时,具有强烈宗教神秘色彩的巫师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曾经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巫师是原始社会氏族的知识精英、精神领袖,他们作为智慧的化身,负责解答灵魂世界和现实世界诸多疑难的问题。由巫演进而形成宗教。世界上大多数文明的知识谱系和价值谱系,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大量考古发现的资料已经证明,中国远古时代,也曾有过以宗教型神明崇拜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它们都曾一度非常兴盛,但都没有传承下来。而宗教色彩淡薄、世俗性很强的祖先崇拜,特别注重传宗接代、血缘关系、现实生活世代相接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则生生不息,发展延续下来。中华文明与轴心时代其他文明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中华文明较早走出了由“巫”主导的时代,而特别重视和尊重人自身的历史传承和历史联系,重视人的俗世化和人们现实生活经验的不断积累。中国知识谱系与价值谱系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直是将人而不是将神,是将人的现实生活、人的社会交往、社会治理而不是将宗教信仰或将对物的崇拜放在整个知识谱系、价值谱系的核心地位。

   近代以来,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人士,看到宗教在各国政治与社会发展演进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便试图利用经今文学的“微言大义”与“非常奇异可怪之论”,将儒学改造为神学化、宗教化的儒教或孔教,将孔子塑造为一个教主,并提议立孔教为国教,主张在全国城乡遍建孔学会,他本人,则欲师法德国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成为当代中国的马丁•路德,“庶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这就是《学林缘起》中所说的“今文诸师,背实徵,任臆说,舍人事,求鬼神”。

   章太炎熟悉康有为的这一主张,但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这一主张。因为这既不符合儒学的实际,更不适合中国历史与当下的国情。

   1897年4月在上海时务报馆中,章太炎就因为反对建立孔教,反对将康有为尊为孔教的教皇,视康有为为“南海圣人”,批评这么做“有煽动教祸之虞”,而与康门弟子发生激烈冲突,竟遭到他们一阵殴打,愤而离开时务报馆。

   为说明康有为将儒学神学化、宗教化,违背儒学历史真实,1989年8月至1900年2月,他以“章氏学”署名,在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上发表了长篇论文《儒术真论》。北京图书馆收藏有这篇论文的全文抄清稿,章太炎对此稿又作了数十处修订与近十处重要增补。这篇论文依据《墨子•公孟》中墨子对儒家的批评,反证儒家确实“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认为“此足以得儒术之真”。1900年出版的《訄书》初刻本作为总结的最后一篇《独圣下》中,章太炎指出,正是孔子摒弃了影响甚大的上古鬼神之说、五行及感生之说,“生民之智,始察于人伦,而不以史巫尸祝为大故”,“神怪绌,则人道始立。”北京图书馆还收藏有章太炎1913年所撰写的《驳建立孔教议》手稿,更明确指出,孔子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就是十分重视历史,把许多国家档案和原始文献公之于众:“盖孔子所以为中国斗杓者,在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而已。”

   他概括孔子之功,“令晚世得以识古,后人因以知前,故虽戎羯荐臻,国步倾覆,其人民知怀旧常,得意幡然反正,此其有造于华夏者,功为第一。”章太炎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中土素无国教”;“老子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孔子亦不语神怪,未能事鬼;次有庄周、孟轲、孙卿、公孙龙、申不害、韩非之伦,浡尔俱作,皆辩析名理,察于人文,由是妖言止息,民以昭苏。”文章更进一步指出:“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为真宰,此华夏之民,所以为达。”这是对中国传统知识谱系和价值谱系根本特征一个非常有见地的概括。

   章太炎本人的学术研究,在新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中非常自觉地继承与发扬了“辩析名理,察于人文”这一“弃巫而重史”的优良传统。他对传统经学包括传统小学的检讨和新的诠释,对诸子学说的解读与弘扬,对思想史、学术史的系统梳理,对生产工艺史、社会生活史、风俗习惯史研究的提倡,都立足于对整个中国历史的深入了解;他在推进中国人类学、社会学、法学、语言文字学、文学、宗教学、哲学等现代学科建立时,也无一不是“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

   巫与史,代表了知识谱系与价值谱系的两种不同路向。巫的文化,经常同神话、奇迹、江湖骗子的谎言、普遍的迷信、救世主的权势欲及宗教的狂热相联系;而史的文化,坚持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将如实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的发展演变过程视为自己的最高职责。章太炎1901年撰写的《徵信论》,从方法论上清楚说明了这两种不同路向的差异。他指出:“诸学莫不始于期验,转求其原。视听所不能至,以名理刻之。独治史者为异。始卒不逾期验之域,而名理却焉。今之散儒,曾不谕是也,故微言以致巫,玄议以成惑。”

   针对康有为所鼓吹的三统三世说,他评论道:“夫礼俗政教之变,可以母子更求者也。虽然,三统迭起,不能如循环;三世渐进,不能如推毂。心颂变异,诚有成型无有者?世人欲以成型定之,虽燔炊史志犹可。”一是创造一个尽善尽美的理想世界和莫能例外的普遍法则,要求人们按照这个理想世界和普遍法则来改变现实生活与现实世界;另一个则是坚持从现实世界的实际状况出发,对学术,对生活,都不迷信那些和现实完全脱节的空谈与幻想。新知识和新价值观念的建立,都坚持以人的实际生活为中心、充分尊重历史实际联系,须臾不离中国社会的实践。后者,正是章太炎治学的根基之所在。

  

   三、超越琐细、疏通致远的人文化成

  

   《学林缘起》中所说“守文者或专寻琐细,大义不举,不能与妄者角”,切中乾嘉以来盛极一时的朴学之弊。震慑于文字狱严酷的淫威,朴学家们纷纷埋首考订经典史籍中的文字音韵、典章名物,常常只知其小,不知其大,只知其分,不知其合,这就是“专寻琐细,大义不举”。章太炎本人原先所接受的教育和所从事的研究,包括他精心撰著的《膏兰室扎记》和《春秋左传读》,也不例外。章太炎能够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者,就是因为他较早便意识到朴学家们治学的这一缺陷,并在学术实践中兢兢业业致力于超越琐细、疏通致远,既知其小,更见其大,既知其分,更见其合,在人文学科众多领域构建了具有鲜明现代性的新的学术体系。

   我在2002年出版的《章炳麟评传》乙编“思想家与学者章炳麟”中分十四节对传主的学术成就作了专门叙述。就具有鲜明现代性的新的学术体系而言,我以为,以下几个领域最值得注意:

   其一,语言学学术体系。

   文字音韵,在清代朴学中成绩可称卓著,它们为章太炎语言学方面获得重大突破提供了可靠基础。章太炎本人,在早期《诂经精舍课艺文》、《膏兰室札记》、《春秋左传读》等著作中,文字音韵的考订基本上沿袭前辈学者路数,而1908年前后陆续完成的《新方言》、《小学答问》、《文始》及《国故论衡》上卷等著述,则标志着他不仅总清代以往学术之大成,而且使语言学作为一个全新的学术体系得以诞生。他的这些著作系统研究了远古汉语言文字如何形成,其后如何与社会变迁相伴而发展和变化,各地方言为什么既相差异又相统一。他还专门批驳了一些人当时所鼓吹的“汉字比拼音文字落后而代表着不开化”这一从根本上否定汉字的论断,研究并制定了汉字注音的方案,讨论了汉字书写怎样更方便、普遍识读汉字如何与教育普及相结合等非常现实的问题。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它直接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情感、意志的表达方式,章太炎语言学上的努力,所维护的不仅是汉语言文字存在与提升的必要性、合理性,而且是全部中国人文乃至社会科学以汉语言文字表达、存在、提升的必然性、合法性。

其二,历史学学术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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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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