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古德诺论中国宪制再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4 次 更新时间:2017-11-15 20:3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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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 (进入专栏)  

第1则

  

   关于弗兰克·古德诺在民初时期来华顾问宪法事宜,学界(主要是史学界和法学界)亦有多篇论文讨论,民国初年的中国法制,尤其是立宪政治,其实是有很多大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精心挖掘的,遗憾的是法政学界的关注热点不在于此,史学界大多受制于宪法学与政治学的专业屏障,也难以在法政理论上有所建树,真是可惜了一块学术金矿。我以为这些问题不仅具有历史学的价值,更具有实践论的意义,因为当时面临的且并没有很好解决的大问题,直到今天也还依然存在,甚至还以一种更为纠结和复杂的形态横亘在我们面前,考验着我们这个国族跨越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政治成熟。

   检点一下学界关于古德诺这位世界级的政治学家、行政学家和行政法学家的研究可谓乏善可陈,即便是对于他与中国相关的问题,也没有太多切中肯綮的深入研究,而当时却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中国近现代少有的一个重要时期。关于古德诺如何受聘民国政府袁世凯大总统宪法顾问,受聘的时间期限、待遇情况,以及古德诺两次中国逗留时的考察、写作、讲演,还有他提供给袁世凯的咨询报告——《共和与君主论》,及其在中文各报章的翻译发表,由此促成的对杨度等筹安会一干人乃至对袁世凯“洪宪帝制”的影响,还有他归国后对中国时局之辩白性的反应,等等,从史学方面来看,似乎没有什么太多的疑难问题,时间、写作、发表以及基本观点和主要影响(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的),并没有多少争议。

   引起关注乃至争议的主要是如何看待和评价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及其相关文章,它们对于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是否起到了理论背书的“吹鼓手”的作用。大致有如下几种看法:

   第一,赞同主流革命史观(在这方面国共两党的史学观是大体一致的)的论者认为古德诺作为袁世凯大总统的宪法顾问,他的写作秉承了袁世凯试图复辟帝制的主旨,以一种美国宪法学权威的硕儒身份,无视中国革命的宪制成果,为袁世凯以及筹安会的反动图谋提供理论依据,其言行对于中国有害而无益。

   第二,与上述的革命教条论不同,另外一种观点虽然没有直面革命与立宪、共和与君主制问题,但还是通过细致的史料爬梳,瓦解了对于古德诺的指责,他们认为古德诺的备忘录写于袁世凯《中华民国约法》之际,非洪宪帝制之时,而《中华民国约法》虽然与体现革命党主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有着重大的不同,但也不能等同于洪宪帝制的君主专制。

   第三,法政思想界讨论古德诺的论文不多,但理论的视野与史学界别有不同。例如,资中筠的《关键在于立宪》以及任晓的《古德诺与中国》两文,则是抓住立宪之于民初国家构建的关键性意义,从宪政建设的高度,强调指出古德诺对于中国宪制问题的建言和论述,不是什么君主制与共和制的优劣比较,而是如何实现一个宪政国家的落地生根。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田雷博士的《最坏的政体——古德诺的隐匿命题及其解读》一文。田雷这篇虽说是正名而非翻案的文章,摆脱了史学界纠缠不休的共和与君主制之优劣以及古德诺是否为袁世凯搞君主专制背书等老问题,而是从民初宪制的纵切面深入古德诺关于中国宪制的系列论述,并在“显白命题”尤其是“隐匿命题”方面,富有力度地剖析了古德诺对于民初时期的重大理论意义,指出古德诺基于比较宪法学和政治学学理视野下的关于中国宪制的理论思考和宪法建议,远不是革命与反动、内阁制与总统制、共和制与君主制等教条化的二分优劣所能涵盖了的,其真正的问题意识是一个初建的现代国家如何防止最坏的衰败政体——国家崩盘下的军阀割据或丛林状态中的强人专制,以及在此前提下如何构建一个在统一的国家之下的宪政为体、国力为用的日常政制的大问题。

   关于现代中国的宪制发生学,我早在一系列论著中驳斥了那种激进主义的革命建国论,认为中华民国之创制构建是一种“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孙文革命党人、士绅立宪派、袁世凯北洋势力,乃至清帝逊位,各种力量折冲樽俎、斗争妥协,共同构成了现代中国——中华民国的构建,其宪法性文件是革命激进主义与保守改良主义共同妥协的结果,因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清帝逊位诏书》可谓姊妹性的准宪法。按照这套中国立宪史观,对于宋教仁被刺、宪法起草委员会之组建、天坛宪草、中华民国约法、洪宪帝制,以及后来的护法战争、张勋复辟,直到曹锟宪法之颁布,总之,关于民初十年制宪的革命与反革命、内阁制与总统制、共和制与君主制、帝制复辟与民国再造、战争与和平、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等等,都会形成诸多不同于教科书革命史观主导下的理论叙事。在这样一个思想理论的背景下考察古德诺问题,就会发现它不过是现代中国宪制变革巨流中的一个小插曲,即便如此,如果或缺一种宏大的中国立宪史观,对于古德诺之于中国法政的意义也难以做出恰切的回应,而只会纠缠于反动与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之论争。

   此外,对于鸦片战争以降的中国政制史和宪制史,还应该有一个古今中西交汇与碰撞的历史意识,像古德诺之类的西方学者,其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介入和论述,并不是一桩孤立的事件,而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思想文化乃至政治法律的大问题,从马嘎尔尼使朝、丁韪良译介万国公法,晚清修律聘请日本顾问,到赫德掌管大清海关税务,直到民初北洋政府聘请古德诺、有贺长雄担任大总统宪法顾问,这个故事并没有结束,此后孙中山聘请鲍罗廷为总政治顾问,联俄联共,中共创建以及瑞金共和国受到马林、李德等共产国际的影响,最后到马歇尔之于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之达成,都与此密切相关。这个与中国晚清以降社会政治变革的大戏剧相互匹配的外国名人来华公干的故事,其蕴含并非鸡零狗碎无关宏旨,而是富有深意,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政制的古今之变与西学东渐、西法东来有着密切的关联,那些西方名人背后所承载的西方现代的思想观念和制度架构,与东方中国的社会巨变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联带性促进关系,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又是一部西方影响中国的变革史,一部传统中国从被动到主动地熔铸于世界潮流的历史。

   上述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西方人物,他们在中国或许十分短暂而浅显的行谊和言论,但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的影响却是巨大而深远的,因为支撑他们的不是其人其事本身,而是他们背后的西方现代普遍性的力量使然。考察古德诺,我认为也应该把他纳入这个西学西法东渐中国的故事里来,检点一下他在民初制宪之际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尤其是他的言论和写作,究竟是否切中民国时期的国家构建之肯綮,是否可以把古德诺的中国之行视为理解和撬动中国政制玄机的一个跷板。

   对此,田雷围绕着古德诺的“隐匿命题”已经给予了十分深入和铺展性的分析,确实如此,古德诺作为一个宪法和政治学大家,通过一种比较宪法学的视野,一下子就抓住了后发国家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短板,并且发现了袁世凯具有克服转型过程中国家失序的权威能力,试图为其提供一个宪制蓝图,从而避免可能出现的现代国家之衰败和崩溃。这无疑是古德诺的隐匿命题,田雷发现了这一要津就把古德诺盘活了。

  

第2则

  

   我虽然赞同田雷的观点,但我的运思逻辑与他不同,关于古德诺论中国宪制,我更为看重他所谓的“显白命题”,即在确立了古德诺“隐匿命题”预设之后,我们更应该着重分析与考察他关于中国的言说和建议是什么,以及由此展开的可与中国立宪史和西法东渐史相互接榫的关节点甚或盲点。当然,那种革命史观的意识形态教条是不足取的,但仅从史料上辨析古德诺的真正主张也是不够的,关键还是要回到学理上来,即关于中国民初之际的法制与宪政,古德诺究竟说了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以及所言说的理论之短长。这些都是有案可稽的,并不复杂晦涩,故田雷称之为“显白命题”,但在我看来,这些显白论述却是古德诺最为重要的言说,也是他要向中国精英分子包括袁世凯大总统所表述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总括起来其实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宪制国家。田雷也认识到了,他概括得很好,即“宪政建设为体,国家建设为用”,我略不赞同田雷的是如下两点:

   第一,他把古德诺最重要的思想理论置于一个次要的位置,并没有展开讨论,这不仅降低了古德诺有关中国宪制言论的理论地位与现实意义,而且也多少遮蔽了宪制国家问题在民初立宪时期的核心重要作用。在我看来,民初十年包括袁世凯执政时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纷争和理论分歧都与宪制国家的确立与否有关,宪制国家可谓当时一切政治与宪法问题的枢纽,而不是处于次要的地位。

   第二,宪制国家本身就是一个自由与秩序的问题,“宪政建设为体,国家建设为用”就包含着“国家统一的宪法”依据以及立宪政体与国家能力的关系问题,没有必要单独抽出一个国家统一的宪法议题,从而弱化了宪制国家的“宪政构建与国家能力”之相辅相成的结构性关系。也就是说,田雷论文中的第二、三个议题其实是合为一体、不可分割的,并不处于“本土宪法”的位阶之下,也不是低于隐匿命题的作为显白命题的虚言,它恰恰是古德诺最为重要而根本性的建言和认知。[5]总结上述两点,我以为,田雷很好地罗列了古德诺的问题意识以及虚实两个层面的逻辑,但并没有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宪法性构造关系,这不仅涉及宪法学原理,而且涉及民初袁世凯时期的宪制政局。

   那么,我要指出的古德诺关于中国宪制的关键问题——宪制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此,古德诺究竟是如何展开他的论述以及建言的呢?下面便是本文的正面论述或我所谓的再考察。

   检视古德诺有关中国的论述,无论是从时间顺序来看,还是从政治语境来看,他对于民初中国的关切点,集中在于这个新建的国家之宪法秩序的宪政性质上面,也就是说,他关注和主张的乃是现代中国务必是一个立宪国家,或一个依据宪法而构建的现代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学家,也作为袁世凯的宪法顾问,主张立宪国家或宪政国家,这是古德诺自始至终的主张。他写道:“盖中国如欲保存独立,不得不用立宪政治……。”问题在于,何为古德诺理解的宪政国家(“立宪政治”)呢?作为一个政治学家和比较宪法学家,他的观点具有宏大的理论视野。他认为现代国家的构建需要一种历史的演变,大凡稳固持续的国家,其宪法构造都必须有一个权威性的政治赋权,尤其是国家领导者在宪法结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这个宪法权威力量,既可以保证国家政治不至于因为领导者代季轮替而趋于破裂(这方面的失败例子在人类政制史上比比皆是),又可以保证日常政治下的宪法以及国家法律的执行,即有效的行政能力,从而促进国家能力的提升。

正是基于此,他考察了当时中华民国的构建过程以及制宪体制,尖锐地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他在《中华民国宪法案之评议》中指出,正在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天坛宪草)“欲使大总统处于无权之地位”,把“一切行政权俱在众议院”,“尽夺大总统之解散权,使失其抵抗议院之武器。”在他看来,困扰民初的制宪问题,是没有很好地解决宪法权威尤其是领导者的宪法地位问题,具体地说,就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及天坛宪草的制宪过程,把民国大总统置于一个尴尬的地位,这样的宪制安排不可能造就出一个优良的宪制国家。古德诺从一个现代宪法学原理的视角,指出了一个现代宪法的基本特征就是国家领导者的宪法权威以及实质性的职权问题,对比之下,袁世凯继受的民国临时约法以及正在制定的民国宪法(天坛宪草),显然不具有这样的现代宪法的特征。“夫今日中国所最重要者,在有一强国之政府,政府之政策必使之见诸实行,国会仅可为普通之监督,不宜严重干涉,使政府不能为远大之计划。”当然,上述古德诺的宪法观是符合袁世凯意愿的,但问题在于,古德诺究竟是投怀送抱、曲意迎合,还是他的宪法观原本就契合袁世凯的想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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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高谈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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