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视角选择与叙事平衡

——评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4 次 更新时间:2017-11-15 15: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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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北大) (进入专栏)  

   蒋介石研究是具有国际化特色的热点问题,2006年斯坦福大学开放蒋介石日记之后,相关研究进一步加温。据笔者2016年6月检索学术类“中国知网”,有“蒋介石研究”219404条信息,在大众类“百度”有2010000条。对于工具性的运用,以“蒋介石研究综述”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有11396条,包括了研究论著,以及学术会议、研究团体等内容。如此庞大数据,说明该问题研究已经获得相当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国台湾学者黄自进的《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的缩影》自2012年底出版以来获得好评,在研究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特作如下评述,期望和各位方家、读者进行共同的阅读与探讨。

  

一、 主题内容及其方法特征

  

   著者黄自进先生早年赴日,先后求学、任教、兼职于日本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和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等机构,现任职中国台湾的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者从事中日历史文化与两国关系研究长达30余年,曾出版《吉野作造对近代中国的认识与评价:1906—1932》(1995),《北一辉的革命情节:在中日两国从事革命的历程》(2001)等有影响力的专著。对于蒋的研究有《蒋中正先生留日学习实录》(2001)、合编多卷资料集《蒋中正总统五记》(2011),以及《蒋介石の日本像》(2011)等。至2012年2月《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的缩影》一书出版,可谓积个人研究之大成。氏著最大优势在于史料积累及研究前沿的信息掌握,中国台湾地区早于2000年4月成立“蒋介石与日本”研究群,2006年蒋日记在斯坦福大学完整公开之后,中(含台湾)、日两国学界联手推进合作研究,诸多跨地域前沿学术活动,著者都是参加者或课题主持人。氏著的史料工作,特别是有关蒋青年时代的史料发掘及其“详细研究”,一再获得山田辰雄等国际性专家的好评。

   生平无论个人生活或军国主政,均与日本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著者强调:一部蒋史,即可谓一部中日关系史,“如欲彻底理解蒋,势得掌握他与日本的互动”。(前言,第6页)统揽全书,氏著对于蒋以及中日关系的研究是全方位的,但又聚焦于各时期蒋的对日思想认识与情感基础问题。著者明确强调:在蒋日关系的历史过程之中,“有个人的情感,有国家利益冲突,更有对中日两国能化敌为友共谋亚洲大局的憧憬”,而氏著需要厘清的是其中的“蒋对日本的所见、所思和所行,以及他应有的评价”。(前言,第10页)如此问题线条与研究视角,表现在全书结构方面,第一章是综合描述(约66页),其后按历史事件过程,划分出“北伐”(约48页)、“九一八事变”(约70页)、“华北危局”(约58页)、“全面战争”(约83页)、“战后布局”(约48页)等5章,以描述蒋的情感因素及其对于蒋在各时期对日政策与战略的影响。有台湾学者评论,如此架构收获了三长一突破的效果:较充分地表现了两国关系历史文化背景、完整介绍当时政治外交环境及蒋的对应和运作,有利于突破意识形态干扰等,总之被评价为较成功的叙事架构。

   氏著对于蒋的对日情感的内在成分与性质描述十分清晰,指出经由早年的留学和军中服役,养成了蒋终生的对日“深厚情结”“怀抱特殊情谊”。(第51页)又指出,以亲善为对日政策基调,其源流可以追溯“自1873年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有规定“大清国、大日本国素敦友谊,历有年所,兹欲同修旧好,益固邦交”。虽然该条规很快就被日本攻台湾、灭琉球等一系列战争打破,但“素敦友谊”却是中方政治家所追求的对日外交目标。氏著强调蒋作为亲善代表的地位:“在现代国际法的规范下,两国建立邦交,这一百余年来,蒋介石可以说是最以两国亲善为念,并笃志力行的政治人物之代表。”(自序,第iii页)

   虽然,书中也记述了青年时期的蒋的另一种认识,即“将日本归类为对中国领土具有侵略企图的潜在帝国”。(第51页)但是,对日亲善论仍然被作为蒋的生平情感基调,贯穿于全书。即便在两国生死相拼的战争年代,蒋也是“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主张国人应向日本看齐,学习日本军民的现代化经验,是抗战时期蒋介石对日言论的主轴”。(第63页)蒋在战后处置日本过程中也继续贯彻友善原则,“这也是战争末期,美国仍未认清国际共党势力的威胁,对日政策以惩罚为主轴时,蒋介石就大力主张对日持宽大政策之缘由”。(第76页)

   著者的“情感”叙事在最后一章有了高峰表现,著者归纳蒋的遣返日本军民、阻止列强分割日本、维系天皇制日本秩序以及放弃赔偿等四大方面对日政策,集中表述为“以德报怨”政策。指出“以德报怨”一词本非蒋之原话,而是日本媒体的“解读”,不过得到了蒋介石的“欣然认同”。(第339页)强调“以德报怨”一语“适度地反映出时代的风貌,把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对蒋介石的感恩以及自惭的情绪交织下所谱写出的复杂情感,呈现无遗;无形中也赋予蒋宽大政策的理念一个贴切的名称”。(第339页)战后日本政界及社会各界对于蒋的感戴,氏著也介绍得相当充分。毋庸讳言,没有蒋的对日宽大政策的支持,盟军对日处置将有可能更为严酷。日本终于摆脱被占领状态,快步走向复兴:“蒋介石的期许,不能说是落空。天皇制的维持,日本领土的完整,皆为战后的日本复兴奠下良好基础。”(第76页)著者强调“以德报怨”政策的结果是:“并未对中国造成实质性损害,日本却受益无穷。”(第401页)

   全书结语强调,蒋对日友善“这些具体的事迹,在在凸显出晚年的蒋介石对日本仍是情有所钟,时以两国能够相互扶持为盼。而这份情感,虽然无法超越政治现实利益的鸿沟,但也深植人心”。(第402页)这是著者写作结束时刻的情感抒发之语,也是对于本书的研究主线、基本方法,即以“亲善”为核心的“情感叙事”的收官表述。

   阅读氏著全书,相信读者对于上述情感叙事会有不尽相同的理解和判断。就大陆学界而言,在改革开放前30年对蒋曾经是全面的政治否定性批判。改革开放至今,蒋之正面的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评价,则已经成为不争的共识。这一共识在新世纪蒋日记完整公开之后,得到强化。在南京、上海及北京等地研究界都涌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论著。其中,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等多部论著,主张从国家政治视角对蒋进行研究,强调对蒋介石的认识不能一面倒确认蒋是热爱中华民族、反对侵略的“民族主义者”。这样的视角与论点,大体上能够代表大陆学界有关蒋日关系研究的新成就。

   中国台湾地区研究多有史料优势。吕芳上新近考察蒋的对日与对外政策,包括对美英大国以及对邻国印度等外交关系,指出蒋是“国际主义者”领导人。虽然国力维艰,但是蒋没有孤立处置本国的抗战,十分关注和周边国家保持合作,努力推进东亚民族的独立解放。具体表现在倡导朝鲜半岛独立,支持印度独立,重视琉球问题诸多方面。按吕芳上的结论,蒋是“民族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有灵活性的国际主义者”。蒋的对日立场、其政策与战略抉择,不乏传统中国的文治主义、中庸之道,并非单纯的亲善主义所能概括。这大体可以代表中国台湾学界论述。

   在日本学界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山田辰雄等人的研究。山田指出蒋怀抱救国意愿赴日留学,从日本社会和日本军队寻找近代日本强盛根源。其结果,蒋在思想、哲学层面“依然保持了对于日本人的优越感觉”,同时因为日本日渐加剧侵略中国而有“屈辱感”。于是留学生涯带来的“这一逻辑,在蒋介石对于日本的爱憎两方面的感情中也有表现”。换言之,蒋之留学初心与经历所产生的对日情感与认识,应该包涵爱憎两方面内容。特别是,青年蒋留日之前,已经有过在保定军校的学习经历,已经抱有认定日本为“帝国主义”诸多认识,这是研究留学时期蒋之对日情感不可忽略的史实。关注留学前后蒋的革命初心,在比较的条件下分析蒋之对日“情感”所包含的爱憎多种成分,是为史实的与方法论之所需。

   与上述各家论断相比较,氏著对于蒋日关系的研究以蒋之留学为起点,确认蒋各时期对日均怀抱“深厚情结”“特殊情谊”,总体定性是蒋对日“亲善”,其亲善程度甚至是百年来的“代表”性政治人物。氏著这一定性,无疑为一家之说,在学界及社会各界,对于这样的亲善情感之论如何理解,能否获得认同,特别是有关全面战争时期蒋“对日言论的主轴”等史实的认识判断,都是对于蒋以及蒋日关系研究的基础性问题,本文需要继续做如下讨论。

  

二、 蒋之留日概况与对日情感变化

  

   蒋一生多次往返日本,滞留时间总计约6年,其中在辛亥革命之前的留学,还有毕业后的军中服役实习约4年。蒋在日留学究竟学了什么,达到什么水准,这显然是影响蒋介石的对日立场、情感,以及其后发生认识性变化的重要因素。应该说,氏著在该方面的史料掌握及其分析深度,可谓同行翘楚。

   首先是学制位阶与学习成绩的评估。振武学校的教学目标“主要是为了与日本军官教育完整对接,乃对于学生语文、基本学识皆有高标准要求”。(第16页)根据其课程设置及其内容、课时等考察,氏著确认“‘振武学校’有如目前国内的高二程度”。(第15页)又查出,蒋的毕业总成绩68分,在同期62名毕业生中,名列第55名,学习成绩偏低。(第22页)所以,近3年的振武学校学习,“即为蒋介石所接受的中学程度理科教育。再次,人文学科教育也应带来了一定的启发,尤其是地理与历史的教学”。(第17页)从振武毕业后,蒋被分配驻扎于高田的第13师团野战炮兵第19连队实习(约10个月),这一经历使蒋完成了基层士兵素质锻练,可以转升“士官学校”学习,但因为辛亥革命爆发而归国,从此中断了在日本军事留学进程。其后蒋在赴日期间,曾聘请退役士官学校教官讲授课程,对于蒋的军事知识固然有所弥补,但就日本军事教育体系而言,蒋完成了预备阶段学习,尚未进入其军官教育的正规学习阶段。

   这样的学业对于蒋一生军政生活的影响如何,氏著的归纳是:“日本生活的实际体验,对蒋介石至少有四点重要的影响。第一、培养出坚忍不拔的人生观。第二、体会到全民军事化的重要性。第三、主张运用科学知识重新验定传统生活习惯。第四、强调实践,奉行‘知行合一’学说。”(第30页)也是著者历来强调的,奠定了蒋的“近代文明知识的基础”。这也符合蒋自己的经常性自我总结的史实,但其中两点值得继续讨论。

   一是关于蒋的坚忍不拔、吃苦耐劳、守纪律的军人性格与精神素质的意义、地位的评价分寸问题。此点已经为历来研究者所确认,其史实的存在与分析很重要,但不应该推崇其吃苦耐劳、守纪律为日本军事教育的独家绝活。当时的中国军队,无论作为蒋的对手中共的武装力量,还是蒋早年学习过的保定军校,都有军人性格培养的成功范式。何应钦曾撰文强调,勇敢、不怕死等都是古今中外任何军队所必须的基本素质,故不应将此军人必备品质夸大为稀见的独家品质;何应钦强调中国的国民革命军尤其“应该置备一种有组织,有训练,有主义的武力”。何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27期步兵科,比蒋受过更完整日本军事教育,国民革命军建军时首任教导团团长,何的论断对于正确理解精神教育在军事教育中的地位以及蒋的坚忍吃苦品质的评价分寸问题,富有参考价值。

二是有关政治文化思想与战略战术方面的学习,是为蒋留日学习的短缺内容。氏著确认:“蒋介石在日本并没有顺利完成完整的军事教育。”(第30页)此点如何影响蒋的统帅素质及其思想理论深度,现今关注者不多。山田辰雄强调,蒋留学所获如何,需要基于事实作横向与纵向的研究。期间蒋经常阅读《武学杂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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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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