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行为社会科学的三组特征事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6 次 更新时间:2017-11-10 11: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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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进入专栏)  

  

一、引论

  

   就西方思想而言,始于19世纪下半叶,介于中世纪晚期的“人文主义”传统与启蒙时期形成的“自然哲学”传统之间,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逐渐形成了今天称为“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又依惯例,西方思想传统可分为“英美的”与“欧洲大陆的”两支。就最初半个世纪的社会科学发展而言,英美思想传统一如既往贡献的是“经验主义”思路——包括“社会科学”这一名称的英语涵义,而欧陆思想传统一如既往贡献的是“理想主义”思路——包括“社会哲学”这一名称的德语涵义。前者更容易在“物质生活”世界取得进展——典型如“政治经济学”,而后者始终关注“精神生活”世界——典型如“道德哲学”。于是,边沁成为英国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最重要的立法家,他的弟子小密尔成为英国19世纪中期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家和自由权利运动的核心人物。作为对照,在欧陆传统里,康德后半生努力求解的,是他在《纯粹理性批判》导言里宣称的人类必须面对的三大永恒问题——上帝存在否?意志自由否?灵魂不灭否?黑格尔被认为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从他的观念体系中涌现的社会哲学的永恒命题是“逻辑与历史的同一性”。在黑格尔之后,西美尔——以提出“社会是何以可能的”这一康德式问题著称于英语世界、韦伯——他确立的“政治社会学”基本框架以及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影响延续至今、舍勒——从他的超常敏锐心灵的感悟中流淌出来的精神哲学被当代学者认为属于未来时代,这三位德语思想家的思路主导了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期乃至晚期的社会哲学的发展。

   我希望强调的是,西方思想的上述演化,几乎每一重要阶段的核心议题,都被同时表达在许多思想家的著作当中而不是敏感依赖于任何思想家个人的思路。为解释这一现象,我认为首要因素是欧洲各语言之间有足够接近的“发生学距离”。其次,以“威斯特伐里亚和约”为标志的政治格局,自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经过两百年动荡,基本定型并延续至今,从而社会交往足够频繁。再次,与社会科学承担的基本职能密切相关,西方社会秩序的核心议题,越是具有根本重要性就越可能被更多学者反复提出来探究。

   例如,齐美尔的社会理论大约在1900年前后的二十年内(1890年至1910年),以系列文章的方式翻译为英文,发表于诸如《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和《国际伦理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这类英语世界第一流的学术期刊。虽然,迟至2008年,还可见到英语期刊发表齐美尔的“新作”。齐美尔的名篇《社会何以可能》,发表于1910年。他提出的这一核心议题,被认为是每一位社会科学家有意无意必须解答的基本问题,故可称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例如,经济学家熟悉的“囚徒困境”博弈,它的规范形式的纳什均衡解并不包含“合作策略”,于是导致来自“行为经济学”的批评——经济学理性人假设无法解释“社会”为何存在。极大强化了这一批评的,是桑塔菲研究所1990年至2000年在全球抽样选取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十五个小型人类社会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报告,这些报告系统地否证了经济学理性选择模型对最后通牒博弈结果的预测。这一批评声势浩大,以致这些实验的核心主持者晚近发表的更全面的分析文章和博弈理论家宾默尔(Ken Binmore)晚近对这一批评的批评,几乎无人知晓。

   又例如,也是在1900年前后的二十年里,以极富冲击力的文字,尼采呼吁“重估一切价值”。根据小密尔的界定,“价值”,就是“被感受到的重要性”(importance felt)。佛雷格(Gottlob Frege)在为数学奠定逻辑基础的探索中意识到必须首先澄清“意义”一词的意义。与意义问题密切相关,布伦塔诺(Franz Clemens Brentano)将心理学“意向性”观念引入哲学。他的弟子胡塞尔以意向性研究为契机,开创了延续至今的“现象学运动”。随后,舒茨(Alfred Schutz)将现象学方法与社会科学结合,称为“社会理论”(又称“理论社会学”)。在社会理论视角下,任一社会现象的行为主体总是为着追寻或实现某种意义而行动的。虽然,行为往往可观测而意义往往不可观测。社会科学为任一社会现象提供的科学解释,就逻辑彻底性而言,应当是从行为主体的“意向”到行为主体的“行动”的因果分析。

   第三例来自英美思想传统当时的核心人物摩尔(George Edward Moore)于1903年发表的《伦理学原理》,开篇论证“善”(goodness)是不可再分的“原初观念”。摩尔的这篇序言具有超常说服力,以致据说绝大多数读者只读过这本书的序言。摩尔与罗素是所谓“剑桥小圈子”在1900年前后二十年里的领袖,他们的杰出弟子,包括维特根斯坦和凯恩斯,对20世纪西方思想产生了重塑性的影响。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意义的逻辑分析以及追随他的《逻辑哲学论》思路而展开的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论”,今天被称为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顶峰。凯恩斯的“主观概率”学说,不仅成为风险与不确定性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为他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提供了直接洞察市场过程本质的认识论框架,余绪不绝于当代(例如金融学尚未解决的“高阶预期”问题)。

   从康德的认识论到维特根斯坦分析哲学和凯恩斯主观概率学说,大约在1930年代后期,社会科学完成了方法论重塑,随后发生的是西方社会学术资源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激烈地重新配置。尤其是数千名为躲避纳粹迫害而移居美国的欧洲科学家,他们在人文、工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几乎每一领域,让美国学术界在后来的三十年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美国本土思想对社会科学传统的最重要贡献来自詹姆士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继承欧陆思想传统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并对20世纪后期社会科学产生奠基性影响的三位思想家是: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社会行为学及符号互动学说、奈特(Frank Hyneman Knight)——“社会过程”学说、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批判社会理论及社会交往行动理论。

   深受欧陆认识论哲学的影响,生理学家冯特(Wilhelm Maximilian Wundt)在莱比锡大学继承韦伯(Ernst Heinrich Weber)和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的“感觉”实验方法创建了实验心理学派。冯特的学说,由他的朋友詹姆士融入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传统。詹姆士去世后,杜威在芝加哥大学的心理学弟子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于1910年代中期确立了“行为主义”心理学派——宣称只有“公共的”从而是可观测的事件才成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于是被认为是对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主要以“私人的”从而是不可观测事件为研究对象的“深层心理分析”的实证主义反抗。华生的思路在1930年代以后由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拓展为适用范围广泛的“应用行为主义”,并于1940年代末叶确立了哈佛大学行为心理学派——社会学家霍曼斯(George Casper Homans)创建“行为社会学”和“社会交换理论”的时期(1945—1965)被认为是哈佛学派的顶峰。

   在更广阔的思想史视角下,自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期,生物及社会的演化学说持续拓展影响范围。哈佛生物学家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1975年发表的《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对社会科学产生的重大冲击和深远影响,首先以这本书在2000年的“四分之一世纪纪念版”为标志,其次以威尔逊和诺瓦克(Martin A. Nowak)2010年联名发表于《自然》杂志的一篇引发科学界广泛争议的文章为标志。大约同期,主要由于各种先进技术在战后由军事部门向民用部门,1950年代后期开始的“微电子技术革命”(例如电脑的普及)和1980年代后期开始的“认知科学革命”(例如脑成像技术的普及)——这两大技术潮流的交汇则引发了晚近十几年的“人工智能革命”(诸如“遗传算法”和“神经元网络算法”这类现在被称为“深度学习”的计算方法)和“生物技术革命”(“基因组计划”“蛋白组计划”以及诸如“纳米机器人”这样的合成生命和医疗技术)。就社会科学而言,新的研究方法以空前规模和速度积累着新的数据并迅速提供与以往解释相冲突的大量反例。由此,方法的革命导致了社会科学的或许刚刚开始的范式变迁。根据我的判断,导致未来可能的社会科学范式变迁的三类研究方法是:脑成像、仿真计算、网络技术。与诸如统计、调查、量表、实验、基因技术这类既有方法相结合,这三类方法的交替或联合运用,是晚近文献的特征。

   近代以来个人主义精神彰显,一方面引发了中西思想界如涂尔干和梁启超这样的核心人物的担忧;另一方面,由这一精神主导,当代社会科学的叙事主要围绕三项核心观念展开:(1)幸福感,这一语词对应的英文是“happiness”(被幸运击中),它几乎完全不能表达古希腊“幸福”这一语词“eudaemonia”(真正的灵魂持久良善状态)的涵义。汉语“幸福”的字源学考察表明,“幸”与“福”各自表达的不同涵义在两字联用之后的意思介于上述英文和古希腊文的意思之间。因此,不论中西,幸福首先是个人的良善感受,其次还涉及康德所说三大永恒问题的灵魂问题,第三,个人幸福依赖于命运并且表现为一系列偶然事件。(2)创造性,由于脑成像技术的局限性,神经科学研究报告主要关注个体创造性,网络社会科学文献则主要关注群体创造性。自19世纪中期以来,人类学家始终关注各文明的创造性。当然,富于争议的首要议题是如何界定“创造性”——创造(creativity)、发现(discovery)、创新(innovation)、深思(deep thought),以及与创造性密切相关的其他观念。(3)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每一个人内心的和谐。现代社会的个人发展大致沿着“身”“心”“灵”这一路径完成自我潜质的实现。群体演化的路径则表现为更复杂的类型,尽管仍有标准。如柏拉图所言,我们判断任一社会,首要的标准是“正义”。故而,两千多年来,在西方思想传统里,围绕这一核心观念,展开了政治哲学叙事。在中国思想传统里,当然有相应的核心观念,例如孔子所说的“直”,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义”。虽然中国社会以“伦理”为本位,至少儒家叙事的核心观念是“仁”或“德”。

   上列三大观念也被用来想象和预测任一社会可能达到的文明水平。这里,任一社会可能获得的制度框架至关重要。例如,关于个体的创造性研究,我在关于晚近发表的文献综述中概括为下列五项条件:(1)基于尽可能广泛的联想的“发散性思维”;(2)在发散性思维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各种观念之间权衡取舍的良好判断力;(3)在探索未知时不可避免面对的极端不确定性所产生的紧张感与良好判断力所要求的心智稳定性之间保持微妙平衡的情感模式;(4)有利于激发原创观念的社会交往或局部社会网络;(5)鼓励尽可能多元化的局部性及其价值,尤其是可接受的自由与正义,同时防止社会瓦解于无限制的价值多元化。

关于文献综述,我倾向于相信,如上述各例表明的那样,对人类社会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议题及相关的问题意识,或多或少包含在特定时期发表的许多著述当中而不是敏感依赖于任何个人的学术思路。这一原则,我称之为学术研究的“稳健性”(又译为“鲁棒性”)。与此相比,敏感依赖于假设或参量的学术研究结论显得过于“脆弱”,于是很可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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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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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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