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远招:论《道德形而上学》对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之划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4 次 更新时间:2017-10-20 16:5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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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对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做了明确划分:法权义务是可以外在立法或外在强制的义务,德性义务是不可以外在立法或外在强制的义务,而是一种自由的自我强制的义务。在本真的法权义务和本真的德性义务之间,有一种把法权义务本身当作内在动机的“具有德性的行动”,康德有时称之为“伦理义务”。但中义的伦理义务同时包含了这种居间的伦理义务和本真的德性义务,广义的伦理义务甚至包括了作为间接伦理义务的法权义务。对自己的不完全的义务(自我完善)和对他人的不完全的义务(他人幸福)属于德性义务(本真的);对他人的完全的义务(不得害人)属于法权义务(本真的);对自己的完全的义务(不得自杀)难以简单归类:作为与意志规定的目的或质料无关、只涉及纯粹形式的义务属于法权义务,但作为一种自我强制的义务又属于德性义务,它似乎既属于又不属于法权义务,既属于又不属于德性义务,但康德最终还是把它放在德性论中阐释。在本真的法权义务和本真的德性义务之间,有两种义务难以简单归类:一是把外在的法权义务变成内在动机的“具有德性的行动”,二是对自己的完全的义务。

  

   众所周知,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和《实践理性批判》两部著作中,康德都未对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做出明确的划分,因此,法权义务论的内容在其中一直处于隐而不现的状态。例如,《奠基》把义务分为对自己的义务和对他人的义务,同时按照习惯的方式,把对自己和对他人的义务再分为完全的义务和不完全的义务。对自己的完全的义务是不得自杀,不完全的义务是自我完善;对他人的完全的义务是不得害人,不完全的义务是帮助他人(善行)[1]。在这里,并没有出现“法权义务”或“德性义务”字样。同样,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也没有推进对义务的划分,在这部著作中,他似乎满足于“指出一般实践理性的可能性、它的范围和界限的诸原则”[2],而没有想到对义务做详尽的划分,“因为把义务特殊地规定为人类的义务以便对它们进行划分,这只有当这一规定的主体(人)按照他借以现实存在的形状尽管只是在关系到一般义务而必要的范围内预先被认识以后,才有可能。”[3]

  

   可以说,只是在晚期著作《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才终于在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之间做出明确的划分。但其相关论述,与早期批判著作一样显得晦涩难懂。本文主要依据《道德形而上学》中的相关论述对康德的思想做出梳理,其目的在于弄清康德对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做出的一般界定和区分,同时,也想弄清伦理义务与两者的关系,以及康德尤为看重的四种义务(对自己的完全的和不完全的义务,对他人的完全的和不完全的义务)何种属于法权义务,何种属于德性义务。

  

   一、《道德形而上学》导论中的相关论述

  

   《道德形而上学》导论并未把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的划分当作重点来详加论述,但第三部分“道德形而上学的划分”中的有关论述,与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的划分密切相关。道德形而上学(die Metaphysik der Sitten)是康德对自己的道德哲学的专有命名,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也称之为道德论(die Sittenlehre或die Moral[4]),它被划分为法权论(die Rechtslehre)或法学(ius)和德性论(die Tugendlehre)或伦理学(ehica)两个分支。[5]从义务论的角度看,这两个分支也可以被视为“法权义务论”[6]和“德性义务论”。因此,康德有关道德形而上学之划分为法权论和德性论的论述,自然也会涉及到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的划分。

  

   在这里,康德首先区分了与义务相关的两种立法形式。他指出,任何立法(die Gesetzgeung)都需要两个部分:一个是把应当发生的行动表现为客观必然的(亦即使行动成为义务的)法则;另一个是把任意对这种行动的规定根据在主观上与法则的表象联结起来的动机。通过前者,行动被表现为义务;通过后者,如此行动的责任就在主体中与一般任意的一个规定根据结合起来了。按照这种思路,他把立法分为两类:一是伦理的(ethisch)立法,它不仅使一种行动成为义务,而且同时使该义务成为动机;二是法律的(juridisch)立法,它仅仅使某种行动成为义务,但并未同时使该义务成为动机,而是允许有另外一个与义务本身的理念不同的动机。[7]这就是说,当法律的立法颁布某个命令要求我们如何行动时,行动者可以不把这个命令本身当作行动的动机,而是出于别的动机遵循这个命令。或者说,法律的立法虽然给行动设定了一个边界,但并没有把义务本身当作行动的动机,而往往出于其他动机,包括爱好,尤其是反感这类“病理学的情感”。[8]一个人可以在行动上合法,尽管他不是出于对法则的尊重而自觉守法,而是出于其他利害方面的考虑才做到合法。一种合法的、但缺乏内在道德动机的行动只具有合法性,只有那些出于对法则的敬重而展开的合法行动才具有道德性。

  

   康德认为,由于法律的立法并不要求内在的义务理念本身就是行动者的任意的规定根据,因此,遵循法律立法的义务只能是外在的义务(äußere Pflichten)[9]。而由于伦理的立法还把行动的内在动机(义务理念)一起包含在其法则之中,因而它不可能是外在的立法,尽管它是把基于外在立法的义务作为义务接纳进自己的立法之中,使之成为内在动机的(由此,外在的法权义务获得了德性)。当然,也正是由于伦理的立法把遵循法律立法的外在义务当作自己的内在动机,它也就并不排斥外在的义务行动。

  

   从康德的这些论述大致可以看出:他把通过外在的法律立法而形成的义务当作法权义务,而把通过内在的伦理立法而形成的义务当作德性义务。当然,康德在这里并不像在后面法权论和德性论中说得那么清楚。此外,他还认为通过法律的立法而形成的法权义务只能是外在的,而通过伦理的立法而形成的德性义务则既可能是内在的,也可能是外在的。

  

   那么,对自己的完全的和不完全的义务、以及对他人的完全的和不完全的义务,何种属于法权义务,何种属于德性义务?康德在此也没有给出清楚的回答。关于对自己的义务,他只是一笔带过。关于对他人的不完全的义务,也语焉不详。不过,他倒是花了较多的笔墨,论述了对他人的完全的义务。

  

   关于对自己的义务,康德说:“伦理学当然也有其特殊的义务(例如对自己本身的义务)。”[10]这就把对自己的义务当作为伦理学所特有的义务了。当然,他并没有指明:这里所说的对自己的义务,是否同时包含了对自己的完全的义务和不完全的义务。

  

   关于对他人的不完全的义务,康德只提到了善意(das Wohlwollen)的义务。他写道:“出自同样的理由,善意的义务,尽管它们是外在的义务(外在行动的责任),毕竟被归给伦理学,因为其立法只能是内在的。”[11]善意是直接通过伦理学的内在立法而形成的。这类义务尽管是外在的,但由于其立法只能是内在的,因此是直接属于伦理学的德性义务。按照德性论导论说法,善意和善行(das Wohltun,die Wohltätigkeit)是有区别的:善意只是善的意愿,可以漫无边际,而它的施行即善行则困难得多。这样看来,《道德形而上学》总导论其实并未把善行、而只是把善意当作伦理学的义务。

  

   由此可见,康德把对自己的义务和对他人的善意这类义务都归属于伦理学,认为是通过伦理学的内在立法而形成的义务,尽管他并未指明这些义务就是德性义务,但我们把通过伦理学的立法而形成的这些伦理义务当作德性义务,应该不会违背他的意思。

  

   对他人的完全的义务,如信守契约中的承诺,被康德说成是伦理学(德性论)和法学(法权论)所共有的义务,既是法权义务,又可以具有德性。该义务是通过外在的法学的立法而形成的,因此属于外在的法权义务。但当一个人把这种外在的法权义务本身当作自己的内在动机时,就赋予了这种义务以德性。康德写道:

  

   “遵守诺言不是德性义务,而是一种法权义务,对于这种法权义务,可以强制人们来履行。但是,在不可以执行强制的地方,如果也遵守诺言,那倒是一种有德性的行为了(德性的证明)。”[12]。

  

   这段话非常重要,需要加以说明。

  

   其一,康德提示:外在的法权义务是可以(允许)执行强制(Zwang)的义务。人们也许由此会认为,德性义务是根本不可以执行强制的义务。但根据康德在德性论导论中的说法,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的区别倒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否可以强制,而在于强制本身的区别:法权义务是可以外在强制的义务,德性义务则是通过自由的自我强制的义务。这些思想,康德在总导论中没有展开。

  

   其二,康德指出,在不可以执行强制(确切地说,是外在强制或由他人来执行强制)的地方,如果也遵守诺言,倒是一种有德性的行为。人们也许由此会认为,这种有德性的行为就是本真的德性义务了。其实,在德性论导论回答“什么是德性义务”时,康德指出这类义务还并非本真的德性义务(eigentliche Tugendpflicht)。只有作为同时是义务的目的的不完全的义务,才是本真的德性义务。[13]当然,这些思想,在总导论中也没有展开。

  

   这里出现了一种复杂的情况:信守承诺虽然被归结为法权义务,但是,它毕竟在不通过外在立法或外在强制的情况下,才成为一种有德性的行动的。即使这种有德性的行动还不是本真的德性义务,但它毕竟具有了德性,因为此时,内在的伦理立法已经起作用了:法权义务本身通过这种内在的立法而成为动机。因此,康德认为信守承诺这类对他人的完全的义务,既属于法权论(法学),又属于德性论(伦理学)。“因此,法权论和德性论的区别,不是因其不同的义务,而毋宁说是因为立法的差异,是立法使一个动机或者另一个动机与法则联系起来。”[14]而由于以法权义务本身为内在动机的伦理的立法,最终也会导致同法律的立法所要求的相同的义务,因而甚至法权义务也可以被纳入伦理学或德性论之中——“一切义务只因为是义务而同属于伦理学”[15]。康德还指出:虽然有许多直接的伦理义务,但是,内在的立法也使其他义务统统成为间接的伦理义务。[16]这也使我们有理由推断:法权义务可以被视为间接的伦理义务。

  

康德在行文中往往交替使用伦理学(die Ethik)和德性论(die Tugendpflicht)概念,因此,伦理义务和德性义务这两个说法也难以分清。当他把伦理学或德性论同法学或法权论相对时,他所理解的伦理学或德性论是狭义的。当然,此时伦理义务或德性义务也是狭义的,与法权义务相对。但是,由于信守承诺这类法权义务在不可以(不允许)外在强制的地方也可以通过伦理的立法而成为具有德性的行为,因此,伦理学便向法权论延伸了,亦即进入了法权论的范围,甚至使法权义务也成为间接的伦理义务。当然,康德并没有把延伸至法权论的伦理行为也叫做德性义务,显然是因为“具有德性的行动”还不是本真的德性义务,而法权义务之作为间接的伦理义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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