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文婧:再论民主集中制的历史与现实合法性

——从“古田会议”到“中国模式”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4 次 更新时间:2017-10-02 23: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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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文婧  

  

   摘要: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这一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创新与发展。在革命战争时期,《古田会议》系列文件开启了民主集中制根植本土进行制度创新的历程。当代中国提出“中国模式”与世界对话,民主集中制再次成这一模式的核心标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必然选择,民主集中制能够避免西方选举民主的诸多弊端,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奠定基础,是人与制度充分协调的产物,是我国建立制度自信的重要基石,更是“中国模式”与西方民主对话的道路选择。

  

   关键词:民主集中制;古田会议;中国模式;领导核心;道路选择

  

   一、关于民主集中制现有文献的关注点及综述

  

   《党章》中规定: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它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民主集中制一直以来是党建与政治学研究的热点,重新审视民主集中制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地位与价值,有利于对当前构建“中国模式”的过程中寻求政治学上可与西方对话的理论基础,能够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自信”奠定符合政治逻辑的坚实基础。

  

   民主集中制是理论与实践界长期关注的热点,围绕这一主题理论界主要在产生这一原则的渊源、制度发展完善等方面展开论述,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将民主集中制与“中国模式”联系起来的研究。为了更好阐明本文观点,有必对民主集中制的相关研究进行分类综述,有助于认清民主集中制如何基于历史、关照现实,成为构建“中国模式”的的关键要素之所在。

  

   (一)现有文献的主要关注点

  

   现有文献的主要关注点集中于对民主集中制出现在重要的标志性文件中表述的考证、民主集中制的内涵辨析、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和一些比较政治学视角的探索。

  

   第一,针对民主集中制产生的渊源。从共产国际到我国的重要文件及对民主集中制的发展进行详细的分析,包括对民主与集中的目标与属性探讨。值得注意的是,王贵秀在分析了民主集中制的渊源与内涵后,认为它并不是由两个“实体”(民主制和集中制)构成的,而是由“民主的”这一属性与“集中(制)”这一实体构成的。就是说,“民主的”与“集中(制)”的关系既不是两个实体的关系,也不是一个实体的两个“侧面”的关系(实体的侧面仍然是实体),而是“属性”与“实体”的关系。民主集中制是组织原则,而不是政治原则。[1]赵宬斐附议了这一结论。[2]许耀桐分析了几种较为权威的观点后,指出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就是民主制和集中制两部分的结合,在革命时期与和发展过程中会呈现先以集中制为实质,逐渐向民主制的实质转变的过程。[3]

  

   第二,针对民主集中制的发展。主要探讨民主集中制本身的完善方面,包括郭从伦认为发展党内协商民主并使之制度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途径,并进行了党内协商民主模式的构建。[4]王春英认为党内民主的发展,包括党内选举、党内监督、党内决策等方面的各项制度的成熟,决定了民主集中制能否有制度规范可循。[5]唐亚林提出将责任制引入到民主集中制中,形成民主集中负责制的理论与制度,将民主集中负责制的责任形态纳入到法治的基本框架。[6]

  

   第三,对“中国模式”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集中于对“中国模式”政治层面的考察,具有基础性意义。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最初都力图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去理解“中国模式”,比如将“中国模式”解释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 “国家资本主义模式” “第三条道路模式” “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后社会主义模式”[①],此类总结是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奇迹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关注而展开的,往往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就在脱离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下,利用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才实现的,经济成就成为“中国模式”的代名词。赵宏指出四大模式主导了二战以来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即新自由主义模式、苏联模式、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和中国模式。重点在谈中国模式取得的成绩,认为中国模式符合国情与人民福祉,将市场经济制度与五大建设等方面放在同等地位,但没有突出“中国模式”的核心要义何在。[7]郑永年指出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国模式”时往往会回避中国的政治模式,仅仅把中国模式局限于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但实际上,如果不讨论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8]他认为“中国模式”首先要建立在国家制度建设完善的基础之上,国家制度要通过各种改革得到建设,分别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民主发展模式渐进展开,主要由两种途径实现:一是自上而下进行利益协调的“党内民主”,一种是自下而上进行政治参与的“人民民主”,总体是通过开放政治过程,把外部问题内部化解决。[9]

  

   第二类集中于“中国模式”与民主集中制的联系研究。杨光斌将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国模式”最突出的政体标识。认为民主集中制不仅是政体,更是一以贯之的根本性政治制度,“不但是宪法上所规定的国家机构和央地关系的组织原则,还是改革开放之后政治经济关系、国家社会关系的事实性组织原则。”[10]这是中国政治过程的核心,即决策过程的原则,实现了政治形式与政治过程的一致。他还明确指出要确立民主集中制的政体理论地位。黄百炼提出一国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具有根本性的地位,“民主集中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内核,能否正确坚持关系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 ”。[11] Stephen C. Angle指出了合宜的民主集中制。他从罗尔斯的《万民法》中提出的“合宜但非自由主义的政体 ” (decent but non-liberal regime),认为只要人们在政治层面上就正义的恰当观念达成共识,在满足一定条件下,比如经过广泛的、包容性的协商机制,可以形成一种“合宜的民主集中制”,即使与自由民主不同,同样能“组织良好的人民”,二者站在同一水平的基础上,没有谁比谁更秩序井然,只要整个国家的国民接受这种模式,并能良好的运行,这一制度就具有坚实的合法性。[12]

  

   (二)对现有文献的评述

  

   按照关注点的不同,现有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前两种文献作为一类,是将民主集中制作为我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探讨,研究目的多在能更好的实现其组织的功能,达成这一原则本身的绩效,民主集中制只是构成政治系统的一个部分。这类研究对于民主集中制对整个国家体系构建在政治学意义上的价值论述相对缺乏,没将其放在世界政治文明成果中去看待其价值。后一类文献是站在比较政治学的范畴中,一部分学者开始探索“中国模式”,比如郑永年提出的两种中国的民主发展模式“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结合,但也只是大致认识到了中国利益协调的总体特点,即将外部问题内部化,但没有利用现有的政治系统资源。其实民主集中制恰恰是实现这种过程的根本制度原则。另一部分学者继续深入,将民主集中制置于能够与西方自由民主制进行对话的平台中,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应作为“中国模式”的政治制度最突出的政体标识,对于从政治学视角出发理解民主集中制对国家体系的基础性意义,并作为制度自信的来源,此出发点颇具启发性意义,但对民主集中制是如何在本土生根发芽,在与西方民主制的对比中显示出哪些方面的优势等问题没有继续深入研究下去,此方面正是本文的重要关注点。

  

   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系统性的梳理与考察后,本文认为民主集中制在构建国家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即“中国模式”构建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构成要件的。二者的联系具有深切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关照,民主集中制不仅根植于我国革命时期的历史土壤,而且在防止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弊端中凸显其现实优势,如在选举制度无法调和资产阶级统治属性的矛盾、“多数人的暴政”带来的极端的民主后果,民粹主义带来的选举结果“失真”和“否决政治”带来的民主低效率等方面,民主集中制能够从制度内核上形成应对西方自由民主输出的内在竞争力,是我国建立制度自信的重要基石,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中国模式”可持续运转的必然选择。

  

   二、民主集中制的历史合法性渊源——古田会议系列文件

  

   一般研究认为民主集中制的概念是列宁在1903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之后在《共产国际章程》等文件中逐渐完善。民主集中制在20世纪20年代末输人到中国后,于1928年中共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最终得以确立。[2] 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来概括民主集中制。1956年八大又将“领导”改为“指导”。[13]目前的研究多在历史时序中考察民主集中制的确立过程,缺乏对这一制度发生学原理的探究,为何这一制度在革命战争时期能够确立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并且能行之有效的长期发展完善下来?古田会议系列文件[②]所传达的精神,恰恰是这一制度实事求是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制度创新,是经过历史考验的实践产物。

  

   (一)古田会议召开的背景

  

   要全面认识《古田会议决议》为何在实质上确立了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的根本组织原则地位,仅仅就决议内容文本来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放到古田会议召开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去研究。

  

1928年4月,井冈山朱、毛红军胜利会师。根据1928年6月的中央来信(即《六月来信》),中央指示红四军前委要组织军事委员会(即军委),以朱德为书记。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外线作战出现困境,于是有人主张分兵,毛泽东坚决反对分兵意见,决定不讨论这个问题,引发了部分人的不满。毛泽东在1929年2月的罗福嶂会议上以前委的名义提出,朱德任书记的军委暂停办公,军委机关改编为政治部,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没有了前委、军委的相互掣肘,毛泽东指挥战斗得心应手,歼灭了敌人2个团,是红军下井冈山以来打的第一次胜仗。1929年5月的湖雷会议上,关于前委与军委的争论激化,会议围绕“党的工作范围”进行了激烈讨论,主要针对的是党到底要管什么,管多大范围,前委是否过于集中,有无书记专政或家长制倾向。中央派来的刘安恭作为临时军委书记主持召开临时军委会议,会议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项,提出了恢复红四军正式军委的请求。毛泽东认为此次会议上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即下级规定上级的工作范围,刘安恭作为临时军委书记,反而规定毛泽东担任书记的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项”,这种下级党委擅自决定、限制上级党委职权的不正常做法是前所未有的。在随后召开的白砂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取消临时军委,会议最后表决,以36票对5票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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