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永乐:“西亚病夫”的自救——康有为眼中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9 次 更新时间:2017-09-25 09:14:57

进入专题: 康有为   奥斯曼土耳其  

章永乐  

  

   长期与俄国和奥地利交恶的奥斯曼帝国未被邀请参加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因而未能加入欧洲的“大国协调”,而其力量的不断衰退,又使得其成为欧洲大国觊觎的对象。奥斯曼帝国占据着地中海-印度洋贸易路线要冲,控制土耳其,则意味着能在这条贸易线路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奥斯曼帝国在西亚与巴尔干半岛的存在,又为其他欧洲列强提供了一个可以在陆地上制衡俄国的力量。因此,当俄国攻击奥斯曼帝国的时候,以英国为代表的其他欧洲列强往往会出手制衡俄国的力量。对它们来说,削弱、控制而非毁灭奥斯曼帝国,更有利于维也纳体系的内部平衡。

   早在19世纪90年代,土耳其就成为康有为政论中经常出现的负面例子。本书第一章讨论过康有为在《我史》中即叙述过他1895年入京途中对甲午战争的评论:“吾谓举仅如土耳其者,必不亡,故决入京。” [1] 康有为以1877-1878年间的第十次俄土战争作为对比,以表明他面对时局亟变时表现出来的惊人的冷静——当然,这很可能是他的自我粉饰。在1895-1900年期间,土耳其的例子在他的政论中反复出现,强调的重点不在土耳其内政,而在于其受列强宰割的命运,以及列强在土耳其事务上的均势与协调。

   康有为在作于1899年的《我史》中对奥斯曼帝国的称呼是“土耳其”,同时期的作品也基本上使用“土耳其”一词。 但从大约1903年开始,康有为对奥斯曼帝国的称呼悄然从“土耳其”转向“突厥”。康有为宣称其在1898年6月向光绪上《进呈<突厥削弱记>序》,将其收入《戊戌奏稿》。学界通说认为此文并不是康有为进呈给光绪的作品,而是康有为流亡时期补作。[2] 从“突厥”这一称呼也可推断,它不太可能是1898年的作品。这一称呼的转变并非无缘无故。

   《进呈<突厥削弱记>序》称:“横览万国,与中国至近形似,比拟同类,殷戒最切者,莫如突厥矣。”[3] 突厥出自匈奴,是殷人淳维之后,因此与中国人同种同类,因此,奥斯曼帝国的近代经历,与中国就有了非常深的关联。坚持“突厥”而非“土耳其”,所突出的正是人种上的亲缘关系。[4]

   土耳其人十五世纪攻陷君士坦丁堡,在极盛时期,兵锋直指维也纳与布达佩斯,“幸霖雨泥泞,疫病大起,仅乃得解,否则诸欧咸为吞并矣。”三百年间,欧洲各国为抵抗奥斯曼帝国,疲于奔命。但这三百年也是欧洲科技进步的关键时间。土耳其人从蒙古人那里获得大炮火药,传入欧洲,“于是破封建万千之侯垒,而王权成,腾扬丕天之革命波,而立宪遍于各国矣。”而在欧洲各国不断进步时,土耳其“恃其强大,酣睡于其比邻”,很快迎来欧洲列强的攻势。

   列强先由“种争教争”,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煽动各种叛乱,于是埃及、希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相继自立,俄国人也介入领土争夺,兵锋直指伊斯坦布尔。当时英国人出于“均势”诉求而介入,联合法、意、德、奥,逼迫俄国退兵。列强进而对土耳其领土进行了瓜分,保加利亚和门的内哥罗独立。自此,土耳其成为偏安之国。[5]

   点击查看大图

   《进呈<突厥削弱记>序》指出,面临着危险的形势,土耳其进行了改革。阿士文成为宰相,立宪法,变新政,订外交,国家危而复安,国民悬而复解。这里说的是1876年土耳其的立宪。而所谓“阿士文”,即阿赫迈特·米德哈特帕夏(Ahmed Midhat Pasha,1822—1884年)。康有为感叹,如果土耳其苏丹信任阿士文,土耳其坚持立宪二十年时间,也许就可以赶上法德奥意的水平。然而1877年初,新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ül Hamid II,1842年—1918年)很快驱逐阿士文,废宪法,仍用旧法,其结果是土耳其至今仍处于黑暗之中,各方面事业之落后,都与中国相近:

   其国地蕪茀,与我国同;道路污秽,与我国同;无自来水,无排泄,无电灯煤灯,无机器,与我国同;全国少铁路电线,交通不便,与我国同;人民愚昧笃旧,于读回教经典外,地球大势,惘无所知,其学校世界学,无各专业化光电重工程机器学,无商船驾驶学,与我国学子昧昧于八股试帖楷法同,人民无权,国无议院,县乡无议局选举,与我国同;其财政困乱,人民穷苦如牛马,与我国同;其讼武断,其狱黑苦,与我国同;其负外国债累数万万,与我国同;英俄德法意奥六国大使外揽其财,内干预其政,日迫压取其利权,国民愁怨咨嗟,与我国同;于是革命四伏,人人思易朝逐君矣。[6]

   既然《进呈<突厥削弱记>序》很可能是康有为流亡之后补写,康有为对1876年立宪的描写,很可能是以戊戌变法作为经验模型,而“贤相”阿士文的形象,几乎就是他自己的写照。[7] 他对土耳其立宪失败之后状态的描述,也反映出他对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中国状态的判断。不过为了让补写更有“现场感”,《进呈<突厥削弱记>序》的表面文字仍模拟了戊戌变法的情境,里面称,中国与土耳其被西欧讥讽为东方两病夫,中国正在进行维新变法,产生了走出土耳其困境的可能性。不过,这从根本上只是一种模拟而已。

   康有为亲自前往土耳其考察,是在1908年,在游览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一系列奥斯曼帝国原本统治过的旧地之后,他从罗马尼亚坐船出发,渡过黑海,前往伊斯坦布尔。康有为停留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正赶上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兵变之后建立立宪君主制的盛况,尚在前往伊斯坦布尔途中,车船上的读报者就发出了欢呼,“至京则半月之旗蔽道,饮酒击鼓,联队歌舞,欢呼万岁者,旬日昼夜不绝,凡道路、公园、公馆、公地之中皆是也,可谓极欢幸之至也。”[8]

   康有为回顾了19世纪土耳其宰相阿士文的立宪,惊叹于本次立宪成功之迅速,并记录了他所听到的立宪故事。小校呢诗宾联合三千士兵“登山而盟”,誓请立宪,苏丹派八千人前往围剿,没想到八千人倒戈,电奏立宪,开国会。苏丹调动二十万并征讨,却遭到类似的反应。在士兵的逼迫之下,苏丹最终同意立宪,开国会。而时年三十三岁的呢诗宾,也成为了国家的英雄。

   康有为所说的“呢诗宾”,就是统一进步协会雷斯内组织的负责人尼亚齐贝伊(Ahmed Niyazi Bey)少校。但接待康有为的一位姓“三益”的贝伊[9],称立宪并非诗呢宾的功劳,而是少年党人的作为。所谓少年党,在今天的一般称呼是青年土耳其党人(J?ntürk),这位贵族指出,该党党人在阿士文罢相之后,流亡北欧多年,后逐渐在土耳其国内渗透,并以重金对军队、大臣和宫内嫔妃等进行动员,最终取得胜利,而呢诗宾只不过是这场运动中的一个角色而已。康有为对于青年土耳其党人用金钱收买政治精英的强调,在此显得十分突兀。但我们也许可以回想起1899年他在流亡日本时曾经提出的以每年五百万金赎买慈禧太后权力的提议。[10]

   康有为作于1908年的《突厥游记》稿本赞赏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立宪运动。在光绪去世、“国会请愿”遭受挫折时,康有为一度主张仿效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兵谏”。在1910年致孙宝琦的《与慕帅书》中,康有为指出,中国不开国会则已,一旦开国会,就必须成功。如果不开国会,列强可以将中国作为“行尸走肉,冢中枯骨”,中国可以得以苟延残喘。但是一旦开始开国会的运动,列强察觉中国正在救亡图存,必然会加强对中国的压迫,因此国会运动必须成功,达到强国的效果。

   在此,康有为向孙宝琦讲述了土耳其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兵谏”逼迫苏丹召开国会的故事,请求对方纠合群帅,共同通电,请朝廷召开国会。在列强环峙、军队思变的环境下,当政者将不得不考虑开国会选项。[11] 1911年他在《于晦若李柳溪两侍郎谈责任内阁例语书后》一文中,曾再一次“密告”上述计策:“故为公今计,及早自立,速联各省封疆,办突厥之举,则国家可救,人望大归,乃助政党,可大可久,上策也。”[12]

   而对于流亡于海外的革命党人而言,土耳其也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点。在立宪派与革命派论战中,立宪派提出革命可能会导致外国干涉,从而导致中国亡国。胡汉民在1908年的《驳总汇报惧革命召瓜分》中引土耳其和埃塞俄比亚两个例子驳斥“革命必致外国干涉说”,指出关键在于中国民族(胡汉民在此仅指汉族)能否展示自己的力量。土耳其虽然国政腐败,“而列强审其民族,有自卫之能力,谓其兵士皆知以死捍御他族,遂各寝其兼并之计划。”[13]

   胡汉民尤其强调,土耳其军队原来忠于苏丹政府,在青年党的劝导下,起兵反对专制,这对中国革命尤有启发。胡汉民引此例要说明的是,满人统治中国,借助其实是汉人的力量;如果汉人都能像土耳其军队那样,起兵反对专制,则专制必亡。这一论述,体现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对革命策略的认识上的某些进展:他们认识到,搞刺杀和小规模的武装起义都难以达到革命目标,要推翻清廷,还必须从策反军队入手。

   胡汉民作于1909年的《土耳其革命》一文则进一步比较了土耳其革命与中国革命。胡汉民指出,土耳其建立君主立宪,是可行的,因为统治者是土耳其人,而要求立宪的被统治者也是土耳其人,没有民族上的隔阂。但放在中国,却是行不通的,因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不同的种族,最终无法调和。

   中国的情况,更应该以希腊的情况来比较——当时土耳其已经宣布立宪,但希腊仍然坚持革命斗争,最终获取独立。这是因为作为文明民族的希腊不愿受落后民族土耳其统治。汉人应当以希腊人反抗土耳其人为榜样,从落后的满人那里争取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即便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属于同族的土耳其,亦不满足于单纯的君主立宪,废黜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另立苏丹,这证明了中国在“异族统治”的情况下,更应该奋起革命。[14]

   由此可见,青年土耳其党人运动,立宪派视之为立宪运动,革命派视为之革命,可谓各取所需,皆大欢喜。[15] 1911年10月底爆发的“滦州兵谏”,可以说不无青年土耳其党人的色彩。康有为当时也表示了对兵谏的支持。清政府匆忙颁布《十九信条》,实现君主立宪,任命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内阁,然而一切为时已晚。随着南北和议的达成和清帝的逊位,立宪派的君宪梦也被击碎。这促使康有为回过头去反思君宪何以在中国失败。

   戴东阳考证指出,在《突厥游记》的1913年刊本中,康有为对1908年稿本作出了大幅修改,使其基调从热情洋溢的赞颂,变成冷静乃至冷酷的观察和评论。[16]新版本指出,阿士文党人多游学于法国,过多地接受了法国的政治知识,“然法人不同英、德,本不长于政治,但哗于革命耳。”阿士文党人开始只在伊斯坦布尔宣传,苏丹将其流放到小亚细亚,引发了阿士文党人极大的怨怒,从而到处宣传反苏丹专制思想,从小亚细亚到全国各部,都逐渐受到他们的影响,“渐而回教徒、耶教徒、突厥人、亚马尼亚人,皆思自由而排帝政焉”。苏丹不敢大力镇压,“于是突民轻突主之无能为也,益肆无所惮”。[17]

   康有为进一步批评,土耳其民众对于立宪有很大的误解,认为立宪就是猖狂自由,无不可为,“无论何政俗,皆曰今行立宪即改矣”。民众的期望越来越高,而君主很难满足,但如果再行压制,其结果可能是引起更大的反弹。在此,康有为提出了两个负面例子,一个是波斯的立宪,另外一个就是1905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立宪,两个立宪事件都与国内动荡相伴而行。[18]

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利,沙皇俄国各地爆发反对沙皇政府的革命——这次革命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晚清立宪派和革命派的辩论,被视为立宪国家优于专制国家的证据。作为让步,沙皇政府推行有限的宪政改革,建立国家杜马行使部分立法职能,同时颁布俄罗斯帝国基本法,但在其中明确规定君主专制。这一有限的宪政改革从表面上来看增加了沙皇政府的合法性,但同时也打开了民族主义分子走向民间进行政治动员的阀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康有为   奥斯曼土耳其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6122.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