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静宁:献上一颗真诚的心

——代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6 次 更新时间:2017-09-06 14:14:56

肖静宁 (进入专栏)  

  

   “献上一颗真诚的心”原载2000年我的中学母校——上海华东师大附中1953届高三丙班的《团聚与回忆(续集)》上。它向阔别近半个世纪的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倾诉了我人生旅程中的一些片断。在这里加以删改作为代序,是因为它可能有助于了解我的《论人脑潜力的开发》一书的由来、背景与基础。

  

   一、北上学医

  

   我在中学阶段能注意各门功课的学习,但对语文有着偏爱,曾经想当一名新闻记者。但在高中毕业选择志愿时,母亲却极力主张我学医,我听命了。我记得当时高考张榜在报上,我在吴淞路邮局买了一张报纸,看到了我被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录取了,高兴至极,一面挥舞着报纸,一面大声呼叫:“我考上了!我考上了!”,飞也似地奔回家去……不久我就告别了母校,踏上了北上学医之路。

  

   当我走进恢宏的北京医学院校园,要当一名人民自己培养的白衣战士的信念驱使我奋发向上,刻苦学习,同时也迸发出空前的政治热情,投身于各种社会活动。但遗憾的是,我学医是为了当医生,但未当医生先当了病人。因“支气管扩张症”经历了一场当时刚刚起步的肺叶切除大手术的空前磨难。由于手术我掉了一班,但术后不久我就重返课堂。因为教学改革全面学习苏联,教学作了重新安排,这样我差不多读了6年医学。但由于‘支扩’范围较广泛,手术只是切除病灶集中的左肺下叶加舌叶,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旧病仍在困扰着我。学医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必修课就40多门,最后一年是作实习医生。我十分得益于中学时代打下的良好基础,这使我在大学的各个阶段的学习都能有心得,有收获。在最后一年的实习医生阶段,我严格要求自己,无论理论与技能都迅速提高,为即将成为一名白衣战士满怀信心。但我最终并没有当上临床医生,新的前景在召唤着我!

  

   二、攻读生理

  

   医学院的毕业生一般都是从事临床实践工作,也有少部分人不当医生专门从事医学基础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在长达一个月的毕业教育中,情况在不断地变化,根据发展高等医学教育的需要,领导决定在1959届两个大班、360名毕业生中推荐25人报考研究生,并面向全国招生,这是在停顿三年后刚刚恢复的研究生招生。当领导通知我报考研究生,并对我寄予厚望时,我真是喜出望外。在列出的报考专业中,我选择了最感兴趣的生理学。为了争分夺秒地作好准备,我忍痛放弃了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在我国首次演出的且我早就盼望的贝多芬第九交响乐音乐会。我是幸运的,终于成为本校仅有的6名录取者之一。

  

   我是1959年11月报到的,直到1963年2月研究生毕业,都是在生理学领域内学习深造,这为今后的工作和进一步的发展打下了绝对重要的基础。考虑到我们今后主要到高校工作,对教学能力的培养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北京医学院的生理学实力雄厚,历来全国的生理学高级师资班都是委托北医来办,其重头戏是反映生理学进展的“生理学高级课”并汇编为数册讲义。我当时承担的任务是主讲“胃酸生成机制”,在引言中我一开始就摆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血液的pH(氢离子浓度)为7,胃酸的pH为1,两者的pH以毫克当量计相差达一百万倍。进而提出:胃腺怎能分泌这样强度的酸,这的确是一个十分引人注意的问题……令我难忘的是,我的一点努力能得到我的老师,已故原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老一辈著名生理学家王志均教授的极大的勉励,认为我有较突出的逻辑思维能力,对资料的分析与综合能力,还特别看重我的文字表述能力,说这些对于科学研究是很重要的。

  

   对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是研究生教育的核心内容,它是通过进行实验研究和论文写作及论文答辩来完成的。我选择神经生理作为自己的论文方向,我十分庆幸自己能得到我的导师、现旅居瑞典的著名生理学家周佳音教授的精心培养,并在他开拓的电生理实验室中进行了大脑皮层诱发电位的实验研究。这对我以后的学术生涯带来了当时绝未料到的影响。为了尽快掌握和正确使用那些陌生的精细的电生理仪器与辅助手段,我成天泡在实验室,‘支扩’犯了也顾不上医生的忠告。由于大脑皮层诱发电位是在自发电的背景上产生的,往往实验要做到深夜才能压抑背景干扰,然后用连续摄影记录诱发电位的最佳结果。我们用家免作为实验对象,模拟‘足三里’等部位的剌激,探索针剌的神经生理学基础。实验进行了将近一年,在获得明确的实验结果与足够的实验数据后,又集中精力整理结果,查找英文资料,写作论文。当时在导师的指导下我是第一个完成论文并顺利通过论文答辩的。由于研究生培养工作已中断三年,这场论文答辩很引人注目,是我终生难忘的。记得偌大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答辩委员会由第一流专家组成,北京大学老一辈著名生理学家赵以炳先生任主任委员,院党委书记杨纯同志也亲自出席。

  

   研究生毕业后,我如愿以偿地分配到了武汉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生理教研室。武汉三镇地域广阔,当时的市内交通不便。我是看准了武医的电生理研究室,宁可住集体宿舍在市内两地奔波往来。我拼命地工作、努力地学习。历时三载,在教学态度、教学方法、教学效果方面不寻常地达到了领导要求的“先过教学关”。正当我准备进入我钟爱的生理学实验研究领域时,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所有一切都改变了,还谈什么电生理研究!但在日后的“工农兵上大学”的教学中我一如既往地倾注自己的全部心血,赢得了同学们的欢迎。

  

   几经周折,1978年初我转入武汉大学生物系生理组任教,为刚刚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的学生作生理学的教学准备。武汉大学的生理学深受文革中“砸烂生物系”之害,我们只能从破旧堆里寻找可用的东西拼凑修理待用……我整整一年早出晚归陷入难以想像的繁杂事务之中。令人欣慰的是,我与另一年龄相仿的女教师居然按教学大纲要求开出了深受同学欢迎、秩序井然的实验课。以后领导又把生理学的全部讲授任务交给了我,这无疑给了我一个全面掌握生理学知识、特别是深入到飞速发展的神经生理学(它是后面提到的神经科学的轴心)新领域的机会,这太难得了!我夜以继日地备课努力提高教学水平,与择优录取的77、78、79三届同学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我也第一次获得了武汉大学“优秀教师”的称号。后来为了改建实验室我整个暑假都泡进去了。但是,让我痛心的是,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有人竟说出“抢饭碗”之类的话来……我坚决要求调离,我又一次面临着人生的重大转折。

  

   三、涉足哲学

  

   一个医学-生理学出身、时年已是48岁的我竟然转到外人看来高深莫测、玄妙无比、智者云集的哲学系,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在这里我不得不感谢当时的哲学系领导要我“扬长避短”的谆谆告诫。我先前应邀在哲学系开设的有关大脑的讲座没想到为我转系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哲学系打破“左”的桎梏,学术空气空前活跃、选修课如雨后春笋繁荣。我所在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包容性很大,是关于自然哲学、科技哲学、科学与社会的综合研究的学科,人气旺,氛围好,这就为我提供了一个可以驰骋的天地。

  

   尽快开出“脑科学”选修课是当务之急,我对此满怀信心。我1982年底转系,1983年春节过后一开学我就带着万余字的讲授提纲走上了哲学系的讲台,课程从一开始就深深吸引了同学。第二轮教学我就提供了铅印教材《脑科学问题》(曾获武汉大学优秀教材奖)。处于马不停蹄、日以继夜工作状态的我终于将讲义提升到正式出版水平,由我的老师、老一辈著名生理学家刘曾复先生作序的我国首部为非医学—生物学专业使用的《脑科学概要》于1986年12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很快得到了国内哲学、生物学两大领域的著名学者的充分肯定与积极评价。同时,我的教学的对象也远远超出哲学系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迅速扩大为深受欢迎的全校选修课;我教学的足迹也从珞珈山到桂子山……从江城到长安。

  

   我到哲学系之所以能较顺利地打开工作局面,归根到底在于利用原有基础敏锐地抓住科学发展的的机遇。198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前所未有地同时授予三位探索大脑奥秘的科学家,标志着脑科学(神经科学、神经生物学)这一前沿科学已成为国际上生物学发展的一个新动向。脑科学本质上是一门实验科学,脑研究已由宏观深入到微观,在细胞与分子水平上把结构与功能结合起来;脑科学是一门飞速发展的高度综合的新学术领域,与诸多学科存在着日益增强的互相渗透、互相交叉的关系。在哲学系进行脑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中,我力求结合哲学专业的特点,以揭示脑—意识关系为轴心,探索大脑与思维、大脑与行为的关系,探讨大脑究竟是怎样工作的。如何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力求文理渗透,观点与材料统一始终是我尝试和努力工作的目标与方向。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虽命名为《论人脑潜力的开发》,它并不是一本全面系统论述这一课题的新著,而是收入我的有关文章的一个论集。内容大致可概括为:(1)有关脑的理论、脑研究的策略和方法论的;(2)有关脑科学的新进展与人的创造性潜能的开发的;(3)有关脑科学的发展引发的与哲学认识论、思维科学、计算机科学的交汇融合讨论的;(4)具有科普性质的开发人脑潜力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纵横谈。此外 ,附录收入有关生物技术领域可持续发展的理性思考一文。本书在编排上虽然大致按照主题分类进行,但必须指出的是,各篇文章在内容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交叉,除对所有参考文献统一规格外,内容上未作改动,基本上保持历史的原貌。

  

   “人脑潜力的开发”是最富挑战性的前沿科学命题,‘论’一词需要很高的理论素养,而我的知识极其有限,因此只能在这样大的命题和框图下尽可能找到科学与哲学的结合点,作一点有限的论述发挥,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首先在选题上就比较困难,要不断学习和消化理解脑科学的新进展,决不能犯知识性的错误;还要找到科学与哲学的结合点、使之有机地而不是生硬地结合起来;再者要了解基本的哲学知识并熟悉其表述方式。这样通过摸索和不断地总结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国内知名学者认为我的文章“给哲学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成为哲学发展新的生长点”。北京大学著名哲学家、资深教授黄枏森先生对我勉励有加:“你从医学、生理学进入脑科学,又从脑科学进入哲学,每一步都是坚实的,文章论据充分,令人信服”。我的恩师中国科学院王志均资深院士在赠我他的传世之作——《生命科学今昔谈》的扉页上写道:“阔别二十年,你从一位生理学家变为哲学家,这在现代人中是很少见的,令人钦敬”。我深知这是老师对学生的偏爱,无论是生理学或哲学我都有很大的局限性,绝对挨不上‘家’字的边的。不过,我感到‘涉足哲学’这一段历程,既是我不断发挥自身潜力的艰难过程,也是我弥补因未能进行神经生理学实验科学研究的心灵遗憾而转入理论思考的一种补偿过程。

  

   最后,我要感谢人民出版社让我有机会将自己多年的思考与探索的一些心得集中起来以本书的形式求教于学术界,也在我倍感人生苦短的心头闪现了一线充实的光芒。

  

   萧静宁

  

   2004年3月 武昌·珞珈山

  

   附注:本文原载萧静宁著《论人脑潜力的开发》,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代序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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