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敦华:哲学是否会终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5 次 更新时间:2017-08-08 21: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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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敦华 (进入专栏)  

   在后现代的话语中,"哲学的终结"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后现代主义反对中心、否认本质、消解结构,得出了一系列的断语:"上帝死了","人死了","作者死了","读者也死了";这个被消解了的对象系列的终结点是:"哲学消亡"。事实就是这样无情地摆在哲学家的面前:如果这个世界失去了原则和价值(上帝和人),没有了意义和真理(作者和读者),那么,哲学将何为?哲学将何用?

   "哲学消亡"论并非后现代主义的专利。自黑格尔哲学体系于19世纪中叶解体之后,西方哲学家们便有了危机感。时至今日,危机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演越烈。在20世纪后期,"哲学的危机"、"哲学的终结"成了西方哲学界的热门话题。

   与此同时,一些现代哲学家不同意"哲学终结论",而持"哲学转变"论。比如,哈布马斯要用"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目的理性",把理性主义改造出社会交往理论,使哲学在克服社会危机的同时克服自身的危机。这是"转变派"的一种典型的做法。

  

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消亡"论

  

   "哲学终结"话题的出现,与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的思想有直接的关联。他们可以说是分别代表英美分析现在和欧洲大陆哲学的两座高峰,他俩不约而同地得出了"哲学终结"的结论,对当代哲学的趋向发生很大影响。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反映了人们对几千年来的西方哲学围绕着同样的问题争论不休而未能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的思辨和论辩传统的失望态度。他在《逻辑哲学论》中直截了当地宣告了哲学主题被消解的命运:"哲学的正确方法固应如此:除可说者外,即除自然科学的命题外,亦即与哲学无关的东西外,不说什么"。(T.6.52)换言之,哲学不应有自己的问题和命题,它只是揭示科学命题的意义以及形而上学命题的无意义的分析活动。后期维特根斯坦从日常语言分析入手,继续宣扬这种哲学观,如说:"哲学是一场反对语言困惑思想的战斗";(PI.109)2"哲学问题的形态是:'我不知道出路何在'"。(PI.123)他说他的目的是为了"给捕蝇瓶里的苍蝇指出一条出路"。(PI.309) 哲学活动最后应达到"完全的明晰性",但"这不过意味着哲学问题的消失"。如果哲学有什么真正发现的话,那只是"使我能够在想从事哲学时终止哲学,让哲学安息"。维特根斯坦还说:"没有一个哲学方法,但确有类似于各种治疗的方法"。(PI.133) 后人把这种哲学观成为"治疗性哲学",它通过消除哲学问题来治疗"哲学病"。然而,哲学问题被消解之后,哲学将不复存在;"哲学病"被治愈后不再有职业哲学家,由此,又有人把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叫做"自杀性哲学"。

   海德格尔早年企图通过批评"本体论-神学"传统建构自己的存在论体系,但预期的哲学体系始终未能建成,他于是悟到,已不可能在西方哲学的语言和力量框架中建立任何新体系。在1966年发表的"哲学的终结和思维的任务"一文中,海德格尔提出,哲学已经穷尽了发展的最后可能性。"终结"一词在该文的法文本中用的是achèvement,德文本用的是Vollendung,其中都没有"消亡"的消极意义,而是指一种完成状态,海德格尔明确地说:"哲学终结于这样一点,它聚集了全部哲学史的最终可能性。作为完成的终结意味着这样的聚集。"他甚至承认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完成的根本变革:"随着卡尔·马克思业已完成的对形而上学的颠覆,哲学已经完成了它的最后可能性,步入了最后的阶段,"以后的哲学都不过是对历史上出现过的学说的模仿,失去了创新的能力;即使聚集着哲学最终成果的终结点也不在哲学理论之中,而在现代科学技术之中。按他的分析,哲学的终结与技术的胜利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哲学的终结证实了科学技术控制和安排世界的胜利,以及适合于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的胜利。"

  

第四次哲学危机

  

   现在的哲学家颇有点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在苦苦思索"是生,还是死"(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两者都在思考哲学问题,不同的是,一个人不必时时思考个人生死,但哲学的最终归宿却始终伴随着哲学家的思考。这是因为,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出入危机、兴衰交替的历史。

   从哲学史上看,西方哲学已经经历过三次危机,每次危机之后,哲学都获得了新生和繁荣。西方哲学的最初形态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自然哲学的原则在公元前五世纪时遭到智者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诡辩和功利精神的挑战,这是第一次哲学危机。危机之后,出现了古代哲学最为辉煌的成果---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希腊化哲学在罗马时期被伦理化,罗马官方哲学家的道德洽谈和虚伪说教造成了伦理化哲学的危机,即第二次哲学危机。新兴的基督教以信仰的决定性和道德实践性满足了人们对普遍原则和道德理想的追求;在经过长期的历史曲折之后,基督教哲学在十三世纪的大学里达到了顶颠。但经院哲学随着"千年王国"的衰落而进入危机期。十五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虽然是文化上的繁荣时期,但却是第三次哲学危机时期,这一时期的哲学具有前两次危机时期的哲学的特征:新旧学说交替,真伪科学混杂,相对主义流行,哲学的功能和信誉下降。直到十七世纪之后,哲学与新兴的自然科学结盟,哲学才又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近代哲学对科学的发展、社会的变革与进步,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转变都起到取大的推动作用,哲学确如黑格尔所说成为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但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进入了第四次危机时期。

   虽然显得西方哲学的出版物以及号称哲学家的数量超过所有历史时期的总和,但是,与哲学史上的创造发展时期相比,现代西方哲学没有产生综合各种文化形态的体系,没有一个独领风骚的哲学派别。一个个哲学派别的兴衰枯荣,一批批哲学家熙来攘往,构成一幅幅扑朔迷离的场景。在这个哲学舞台上,班驳陆离的观点透露出内容的贫乏与重复,新颖时髦的术语遮盖不住模仿的陈旧痕迹,以至罗蒂借用了一句好莱坞的行话形容哲学场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五分钟的明星"。

   从历时性的观点看,现代哲学的危机有与前几次危机相同的两个特征:哲学在实践上失去了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在理论上步入相对主义的误区。哲学在失去了"第一科学"和"科学之科学"的地位之后,只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一个普通的专业。哲学家过去的公众形象是智者和贤人,现在却是这样一类专业人员:他们使用专业术语,乐而不疲地争论只有本派别才感兴趣的问题,局外人却不知所云。卡尔纳普曾揶揄形而上学家在"没有音乐才能的音乐家",他们现在更接近于不赚钱的律师。哲学家确有律师那种互相攻击之能事,但在更多的时候,他们以邻为壑。相对主义于是蔓延于一切领域:真理观、意义观、价值观、论理学、科学观、方法论,等等。相对主义的结果不是百家争鸣的繁荣,而是各行其是的芜杂;不是彼此对话的宽容,而是划地为牢的狭隘。

   从共时性的观点看,世纪之交的时候,物理学、数学和哲学这三门主要理论学科都发生了危机。所不同的是,物理学和数学不同程度地克服了危机,而本世纪的西方哲学却一直没能摆脱危机的阴影。究其原因,哲学危机的性质比物理学和数学的危机更为严重,它所面临的是失去自身研究对象的危机。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上的危机,尚可通过库恩所说的"范式转换"来解决,但如果一门学科失去了其它学科不可取代的独特的研究对象,那么,它也就没有必要在继续存在下去了。我们谈到,西方哲学在失去了三大传统主题---上帝、心灵和世界之后,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困境。正如本书力图展现的那样,现代西方哲学都可以看作为摆脱哲学危机而作出的努力,而努力的方向即是寻求新的研究对象,开辟新的哲学领域。

   本世纪西方哲学发展的阶段性大致与哲学对象和领域的更新是一致的。具体地说,"二战"之前的"哲学革命"阶段在逻辑、语言、数学和科学的相互关系之中开辟新的哲学领域,"二战"之后的哲学把社会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语言交流作为哲学关注的焦点,七十年代以来的哲学在文化领域开拓新的哲学对象和跨学科的新领域。但是,上述努力都遇到难以逾越的困难,因此都未能使西方哲学摆脱危机的困境。不过,这些努力的方向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值得记取的。我们在下面对本世纪西方哲学试图摆脱危机的四个发展阶段分别作一概述,看一看从中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和结论。

  

"二战"之前的"哲学革命"阶段


   本世纪初肇始的两大哲学运动---分析哲学和现象学虽然分属不同的传统和阵营,在其后的发展中更演化为互不对话、甚至相互对立的各种不同派别、学说和倾向,但在本世纪初的理论条件下,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创始人不约而同地关注着同样的问题。他们研究的共同课题包括:(1)数学基础问题,(2)反心理主义,(3)逻辑性质问题,(4)语言意义问题。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为数学博士,其处女作是研究数学基础问题的《算术哲学》。在其开创现象学的著作《逻辑研究》的导论部分,他对心理主义进行了详尽批判,接着阐述了纯粹逻辑的构想,并把语言意义作为纯粹逻辑的重要研究对象和出发点。分析哲学的创始人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都受过严格的数学和逻辑训练,对上述几个问题都有系统的论述。所不同的是,胡塞尔由语言意义问题进入对意识结构的分析,采用现象学方法建立意向性理论,进而建立先验哲学体系;分析哲学家们却采用逻辑分析方法,通过对语言意义的分析,解决或消解传统哲学的问题,实现了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

   更重要的是,两者都企图通过各自的哲学革命来解决哲学危机。他们一方面按照严格科学的要求改造哲学,另一方面,又以哲学为科学的基础提供新的论证和解释。只有的思路实际上并没有摆脱近代认识论的"基础论"和"哲学改造论"的窠臼。更为严重的是,它没从一开始就隐含着一个注定了"哲学革命"失败命运的矛盾,这就是方法与目的的矛盾。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方法的基本特征是还原主义,而还原主义注定不能达到论证科学基础的目的。

   逻辑分析的方法把一般命题还原为简单命题的逻辑函项,与此相对应,经验事实被还原为感觉才来哦的逻辑构造。逻辑分析的终结单位越是精确,它的应用范围也就越是狭窄。"感觉材料"、"逻辑原子"、"简单记录句"的适用范围都只是个人的直接的主观感觉,它们如何能为科学概念和命题的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提供基础呢?在是困扰早期分析哲学的一个关键问题。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动摇于"强化"和"弱化"的标准之间,对原子命题的解释动摇于现象主义与物理主义之间,罗素对自己的逻辑原子主义的理论困难的揭示,维特根斯坦对逻辑主义的自我批评,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最求严格精确性的逻辑分析方法与为科学提供坚实的普遍基础的目的之间的矛盾。

   胡塞尔的现象学遇到类似的困难。他使用现象学还原把意识的一切经验内容都"悬搁"起来,剩余的只是一个纯粹的"先验自我"。为了避免"先验自我"的唯我论内涵,胡塞尔用"交际主观性"说明自我意识的性质,又用"生活世界"说明自我意识构造活动的共同背景和界域。现象学的关注焦点由此从科学基础问题转向了人的生活世界。

  

世纪中叶的哲学投身于社会的阶段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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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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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第一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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