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宗教学研究四人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4 次 更新时间:2022-10-06 01: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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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立天: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

   何光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

   赵敦华: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

   卓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编者按]:“中国宗教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是应《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学报编辑部之邀、由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发起的一次小规模的学术讨论。虽然参与讨论的学者不多,但所涉及的问题却相当广泛和深入。参加讨论的四位学者均为我国宗教学界的领军人物,他们各自所在的单位更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重镇,这就使这次讨论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代表性。

   宗教学研究在我国尚属于一个新兴学科,公众对此还不是很了解,甚至存在种种误会,如以为研究宗教就是为宗教信仰辩护,甚至就是宗教信仰的实践形式之一,或以为它只是少数人在书斋中研究的一种死学问,与现实人生无关。对此,这次讨论首先着眼于让公众更加了解宗教学研究的性质、功能与特点,彰显其严肃的学术品格和强烈的现实关怀。

   在这次讨论中,四位学者对宗教学研究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以及与此相关的在研究课题、研究人员构成乃至研究方法选择等方面有别于西方宗教学研究的特殊性都一致地予以很大关注。基于这样一种学术本土化的反省意识,四位学者中最年长的方立天教授再一次提出建构宗教学研究的中国学派这一重大议题,并得到其他学者的积极回应,虽然对于究竟何时、怎样才能形成宗教学研究的中国学派,乃至如何命名这种可能出现的学派,大家的意见不尽一致,但达成的共识是:中国的宗教学研究应当朝着形成学派的目标勉力为之,在此过程中应当充分借鉴和学习西方宗教学研究的成果,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

   在我国,宗教学研究迄今为止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该领域少数专家学者关心的问题,至多也只是在相关专业引起一些反响。如何让宗教学研究不仅仅局限于专门研究的范围而进入一般思想史的视野,从而使它由少数专家学者的专门知识变为思想界的公共知识,进而能够为一般思想的建构发挥作用,也是这次讨论的一个重要的初衷。这次讨论所秉持的严肃的反省精神(澄清宗教学研究自身的立场)和诚恳的开放态度(面向一般思想界),其宗旨都在于此。就此而论,这次讨论只是一个开始,它标志着中国的宗教学者第一次以群体的形象向一般思想界和公众表达共同建构思想家园的诚意。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由此出发,更加关心宗教学内部以及它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对话。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的宣方副教授协助我们策划并主持了这次学术讨论,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一、宗教学研究及其中国语境

   方立天:宗教学是以客观的理性的态度和方法研究各种宗教现象及其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人文科学中极为重要的一门科学。宗教是人类最古老的现象,也是迄今最普遍的人文现象。人类的文化、各个民族的文化其最初的形式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宗教现象,并以宗教的方式存在着。当今世界84%以上的人口信仰宗教,宗教是他们很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精神生活方式。因此,对宗教进行科学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赵敦华:正如方老师所讲的,宗教学是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研究各种宗教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是一门科学。在这方面,它与其他科学包括自然科学没有什么两样。宗教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人们一般把1870年麦克斯·缪勒作的《宗教学导论》的讲演视为宗教学诞生的标志,迄今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卓新平:宗教学从其发展的进路来说,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大一统的体系,而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入手的,有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宗教现象学、宗教心理学等。马克思对宗教的研究采用的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宗教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较多地关注宗教的社会功能、作用。在西方宗教学史上,马克思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关于宗教哲学,到现在还是有争议的,因为西方宗教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宗教学被认为是只做一种客观的描述,不做价值判断,据此,它们把宗教哲学排斥在狭义宗教学之外。但是,要认识宗教的本质,就不能不做价值判断,否则,就无法建立起完备的宗教学体系,所以,近些年来,宗教哲学也开始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赵敦华:宗教学研究起步并不早,我国的宗教学研究起步就更晚了。20世纪早期,我国学者开始关注宗教问题,以理性的、客观的态度和方法进行宗教研究,他们同许多宗教内部的学者一道为宗教学在我国的形成做出了贡献。“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国的宗教学研究更多的是强调无神论,在学科分类目录中是没有宗教学的,只有无神论。改革开放以后,学科分类目录中才有了宗教学,这也可看做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一个象征,一个进步。

   方立天:各种宗教,有的已经消亡了,有的则是愈来愈壮大。可以预见的是,本世纪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在我国,比如在台湾地区,宗教、宗教界的作用就很大,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他社会生活层面都发挥了相当大的社会作用,它兴办教育事业(比如办大学),承担了一些政府无力管辖的社会福利事业。中国大陆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有宗教界出面办的医院、资助的希望小学等。我到过普陀山,还因感冒在那里的普济医院(佛教界开办的)看过病,住了一天医院,他们的服务态度非常好,我的病也好得快。

   卓新平:依我之见,宗教学研究包括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两个层面。所谓入乎其内的研究,就是研究宗教会怎样发展,它在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定位和社会作用,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宗教自身如何不断地改革完善,等等。这些研究首先是宗教界、宗教本身所关注的问题。当然,作为宗教学研究者,我们也要关注这一方面的问题,同宗教界的学者、宗教领袖以及信教群众就此进行交流、对话。

   对于宗教学学科自身来说,更多地恐怕应是出乎其外层面的研究。所谓出乎其外,就是跳出单纯某一宗教的立场和视角,从普遍的角度来研究各种宗教。出乎其外层面的研究,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主要关注的是:什么是宗教学,宗教学自身的历史、问题与发展,中国的宗教学同西方宗教学是什么关系,宗教学作为一个学科体系主要包括些什么内容,它对于社会、尤其是对于学术的发展产生了什么作用,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如何,等等。这是纯学术性层面的研究。第二个层面是对宗教性的关注和研究。比如,宗教之为宗教的特性,宗教现象有什么特点和规律,信仰与宗教是什么关系,等等。这是从精神气质层面对宗教的探讨,不管是不是研究宗教学的,大家都普遍关心这类问题。近年来学界关于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聚讼纷纭,其实就涉及如何理解和界定宗教。第三个层面的研究是对宗教社会性的研究。比如,宗教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宗教与国际局势发展的关系,等等,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对一些具有社会性、群体性以及战略性问题的研究,涉及的面也比较广。这方面的研究注重现实,从问题意识来说,它不像宗教性那么深,但的确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和敏感问题。宗教学研究对这类问题不能回避,而必须直面它,对其进行严肃的、科学的探讨,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更多地是从社会性这个层面和角度来关心、关注宗教问题的。

   因此,在中国,宗教学研究主要涉及以上三个层面的研究。应该说,它比西方的宗教学研究涵盖的面要广,是以宗教学为主的、跨学科的研究,不仅涉及不同的学科,而且受到不同机构、人群的关注。我想,我们今天的谈话可能以后面这三个层面为主展开更合适些。

   方立天:新平讲宗教学的内涵包括学术性、宗教性和社会性三个方面,我很赞成这种观点,但是否可以把学术性进一步扩展为文化性?合适不合适?这个问题我一直在考虑。事实上,许多宗教现象是具有很强的艺术性的,在观赏者的眼里它是艺术品,如宗教绘画、雕塑、建筑等。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文化性包含了学术性,学术性里边又以哲学最为重要。这可以说是宗教学研究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思想文化的方面。除此之外,研究宗教的历史性也很重要,只有通过历史的研究,我们才能更深刻地了解宗教的本质、规律。

   赵敦华:还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跨学科的研究。方老师认为学术性应以哲学性为主,对此我有一点不同意见。以哲学性为主可能比较符合我们国内的研究情况,但从国际的范围来看就未必如此了。

   卓新平:是这样的,方老师的说法与国内的情形比较一致。从宗教学在我国的实际发展来看,在我国从事宗教学研究的学者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研究历史出身的,因为宗教学研究需要了解各具体宗教发展的历史;一类是研究哲学出身的,因为对宗教的本质、社会功能、定位等做出分析判断,对于宗教学研究更是不可或缺的。上述情况也形成了我国宗教学研究的特色或侧重,尤其是哲学的特色或侧重更明显、更典型些。我认为,学术性也好,宗教性也好,社会性也好,都是从问题意识出发,都具有文化性的意义,之所以突出学术性,是想特别强调它对于宗教学学科发展的意义。

   方立天:两位说得很有道理,但这里还有个学科分际的关系。因为在大学里,宗教学一直是放在哲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国内搞宗教学研究的学者多是从哲学系、哲学专业转过来的。这有好的一面,就是研究者有比较深厚的哲学底蕴,思辨性较强,学术成果的理论水平也比较高。但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敦华强调的跨学科的特性体现得不够,面不够宽,其结果就是从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角度或层面的研究还十分薄弱。

   现在国家计量局确定的学科标准中,宗教学是独立于哲学以外的一级学科,但在教育部的教学培养标准中,它还是二级学科。这种分类客观上制约了宗教学按照自己的学科特点去做跨学科的发展。

   卓新平:其实如果了解宗教学的发展历史,就不会把宗教学归到哲学之下作为一个二级学科了。

   方立天:的确,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过去我们研究宗教常常要遭人误解,甚至要冒一定的政治风险。1962年,为了研究佛学,我到中国佛学院进修,回来以后就有风言风语,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有人贴大字报,问我为什么到那种“牛鬼蛇神”成堆的地方去。我们今天从事宗教学研究,舆论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仍需要改进。即使在今天,在中国人民大学,有的人见到我仍会说:“瞧,神学家来了!”(笑,摇头)

   卓新平:记得当年我在准备报考宗教学专业研究生时,我所在的那所大学的校长就问我:“你怎么想去研究宗教呢?想当和尚啊?”一直到1981年我们研究生毕业,宗教所要开联欢会,司机带着我和另一个研究生去商店买点糖果什么的,开发票的售货员问开哪个单位,司机脱口而出:“开宗教所。”售货员马上就问:“你们是和尚啊?”司机赶紧指着我和那位同学说:“他们俩是,我不是。”(笑)

   赵敦华:有的人,包括一些领导干部,一听说研究宗教学,就认为是要扩大宗教的阵地和社会影响。看来在这个问题上还需要做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

   方立天:我想,这里面有两个相关联的误会:一是把宗教研究者与宗教信徒混为一谈,二是把客观的宗教研究与基于信仰的研究混为一谈。现实生活中,经常有人一听说我研究佛教,就问我:“你信吗?”还有人认为我从事佛教研究一定懂得修持、修炼,有的博士生打电话给我:“方老师,听说您对佛教有研究,我想跟您学修持。”真令人哭笑不得。宗教研究学者并不一定要有宗教信仰,他们不是为了宗教信仰而研究宗教,而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宗教进行理性、客观的审视、研究。学术研究工作者是学者,不是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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