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礼之大体:我读《论语·八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1 次 更新时间:2017-08-05 22: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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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论语·八佾》的中心命题是“礼”。孔子及其弟子就“礼”的重要性、“礼”的本质属性、“礼”的基本内涵、“礼”的体现形式、“礼”的历史文化渊源、“礼”与“仁”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扼要、深刻的阐说,对当时“礼崩乐坏”的局面表达了深深的忧虑与尖锐的抨击,希望挽狂澜于既倒,启新生于绝望。全篇主旨鲜明,鞭辟入里,在某种意义上,它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后人会将儒家所推重的教化称为“礼教”,将儒家所倡导的社会治理方式称为“礼治”。

   孔子学说的核心精神是“礼”还是“仁”,这是千百年来学术界、思想界聚讼纷纭的话题。有人认为,“礼乐”精神是孔子及其儒学的核心,“礼治”是孔子所推崇的政治上最高理想。但更有人强调,“仁”才是孔子及其儒学的主体,“德化”“德治”为孔子及其后学汲汲追求的完美政治愿景。与之相应,前者一般认为孔子学说相对体现为守旧、保守的特征,其继承传统重于开拓创新,所以,在他们那里,有关孔子及其儒学的评价通常比较偏低,多予以负面性的指摘。后者通常强调孔子学说相对体现为进步、积极的特征,其超越传统重于拘泥旧制。因此,在他们那里,有关孔子及其儒学的评价通常倾向于肯定,正面性的褒扬是主导的倾向。

   其实,“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在孔子的学说中,守旧与创新,保守与进步是同一个事物的正反两面。守旧在许多情况下,未尝就是负面的东西,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意味着保持事物的稳定性,象征着对传统的尊重与传承,体现为对原则性的坚持与执著;但是,这不能成为拒绝进步、走向封闭与自我僵化的理由。我们今天对孔子崇尚“礼乐”文明做法进行评价,必须从这个视野切入,看看他所倡导的“礼”,是否真正做到了坚持原则性与运用灵活性的统一,适度稳定与合理变化的统一,正确继承传统与恰当开拓创新的统一。而《八佾》篇就是一个可用来具体剖析的最好范本。

   与“仁”相比,“礼”更多地体现为历史上的固有传统。“礼者,履也。”(《说文解字·示部》)如黄克剑先生所言:“中国文化可追溯到夏、商、周三世,是由治理家族推而治理‘天下’的时代,依‘礼’确定人的身份地位以获得一种人伦秩序,使其制度化,遂有了所谓‘礼治’。”(黄克剑:《论语解读》)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对“礼”的肯定和强调,更多的是对传统的崇尚与弘扬。《八佾》篇所要解决的就是面临新挑战、新机遇的背景下,如何重新认识“礼”,如何正确遵循“礼”等基本问题。

   春秋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大变革的形势,固有的“礼乐”文明毫无疑义地面临着新的挑战,以至有人把这形容为“礼崩乐坏”。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危机同时也是转机,若能顺应时代潮流,对“礼”进行实质性的丰富与改造,使之在保持优秀传统的同时,实现新的超越,则可起死回生,再开创新的局面,即所谓“旧瓶装新酒”。应该说,《八佾》篇在继承传统与适时“更化”方面是有着不无独到的认识与切实可行的思路的。

   孔子对当时的“礼乐”文明灾难性遭遇是感到忧心忡忡的,对社会上那些僭越礼制的行径是深恶痛绝的,“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甚至认为诸夏的“礼乐”精神被摧毁,等于是自我退为禽兽,连做“夷狄”的资格都随之丧失了:“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即便是像管仲这样建有丰功伟业的贤人,也逾越“礼制”,为“礼崩乐坏”的泛滥,推波助澜,火上加油,又遑论普通人了:“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因此,孔子对“礼”的现状极度不满,对“礼乐”精神遭否定、被弃之如敝履至为愤慨,乃是显而易见的态度。

   于是乎,孔子他主张重新倡导“礼制”,振衰起敝,匡世救俗,来改变“天下无道”的现实局面。孔子是卓越的思想大家,具有厚重的历史意识。他知道,要振新“礼治”,必须回归历史,回归传统,穷本溯源,从而返本开新。而历史文化资源的借鉴与利用,则必须是有具体载体的,是可资参考的。“礼”虽延续三代,但是“夏礼”“殷礼”毕竟时代遥远,文献严重不足,并不是最好的借鉴与利用对象:“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因此,只有“周礼”才是最好的资治载体,周代的“礼乐”文明,集古典“礼乐”文明之大成,在春秋时代要重振“礼治”,确立和谐秩序,可利用的最佳历史文化资源,就是“周礼”:“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但是,在孔子看来,“礼”虽然是不可须臾缺失的文明载体,然而,“礼”的具体内核则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而予以新的丰富与完善。这个新的丰富与完善,就是要引进和注入“仁”的积极因素,从而使“礼乐”文明实现升华,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即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换言之,对“礼乐”的遵从与弘扬,不能简单地流于形式,而是要溯源返本,回归“礼之本”:“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这样,孔子就在很巧妙的方式下,完成了“礼乐”文明的改造与转型,确保了以“仁”为核心的“礼乐”获得新的生机,能够迎接各种挑战,更好地去实现政治有序、纲常和谐、天下有道的终极目标。

   很显然,在“礼”与“仁”的关系上,孔子所强调的是形式与内容的相统一。“礼”更多地体现为形式,“仁”更多地反映为内容。“礼”说到底,是从属于、服务于“仁”的。内容更重于形式,没有“仁”,则“礼”不免流于空泛,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的“礼”,所倡导的“礼”,从本质上说,已不是传统“周礼”的简单重复,而是注入了“仁”这个新因素、新生机的“礼”。故孔子激赏子夏“礼后乎”的见解,明确提出“绘事后素”。就这个意义而言,孔子不愧为“圣之时者”,他能够与时俱进,使传统的“周礼”在新的形势下脱胎换骨,获得生机。

   当然,孔子的思维不是单向的、线性的。他在充分肯定内容的主导性同时,也没有贬低或否定形式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合理、恰当的形式还是必要的。没有“礼制”这个载体,那么“仁”就无所附丽,无所依托。为此,他反对简慢合理的“礼典”、“礼节”。《八佾》篇对孔子重礼尊礼的细节多有描述,如“如太庙,每事问”;又如他反对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做法,“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再如他提倡“事君以礼”,等等。这就反映了孔子从不轻忽必要的形式的立场和态度。这种既重视内容,又不抹杀形式的做法,可谓是孔子辩证思维、理性精神的具体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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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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