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青:基于文化图式的跨文化互动分析

——以藏族青少年群体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6 次 更新时间:2017-07-28 14:08:38

进入专题: 文化图式   藏族文化   跨文化互动   文化冲突  

陈小青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研究特定文化群体跨文化互动的认知过程的方法,并将其应用于解读藏族青少年在内地的跨文化交际行为。首先,从文化图式的基本特征出发,在方法论层面对现有研究路径进行比较;采用认知人类学的文化图式及其动机理论,结合社会心理学的图式提取规则构架研究路径。其次,在上述理论基础上,得出如下研究程序:以田野调查和语言分析来获取特定文化群体的文化图式;基于文化成因分析图式间连接和传递的层级结构;依据图式及其连接关系,在给定跨文化情境下对群体互动(包括冲突)进行解释体系描述。最后,根据研究程序,获取本土藏族青少年的社会交往文化图式及其层级结构;对广州高校藏族学生跨文化互动典型案例加以分析,描述出藏族学生的认知解释程序;据此还对此类跨文化互动交流困难的成因加以分析,并给出解决建议。

   【关键词】文化图式   藏族文化   跨文化互动   文化冲突

  

一、引言

  

   探究文化、思维与行动的相互作用是认知社会科学(cognitive social science)①的基本任务,其基本理论问题之一是:隶属于个体心理的认知如何导致社会行动,从而跨越主体间性进入超个体的社会文化互动。迪马乔(Paul DiMaggio)在其1997年的经典文章中提出了一种文化图式和社会环境信息相互建构的文化观,并将它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出发点(Di Maggio, 1997)。文化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到人的认知、语言乃至逻辑(参见鞠实儿,2010),从文化与认知视角探析群体的行动,尤其是跨文化互动十分具有必要性。目前,认知人类学的文化图式流派已形成一套相对成熟的方法,以获取文化特殊性的认知结构。然而,如何从认知结构的角度解释社会互动?这一理论问题的解决,还有待于相关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藏族认知和藏汉间跨文化互动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但是,学界关于藏族认知的研究成果较少,且大多为心理学量表式研究,因而,尚无法提供有力的理论和方法去理解藏文化成员的认知与(跨文化)互动。

   本文从文化与认知视角出发,采用文化图式方法描述文化群体的认知结构,以文化图式的连接传递关系解释相关群体的社会互动,在此基础上探讨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案。具体说来,主要任务有三:其一,基于对图式、文化图式、图式到社会行动等一系列概念和理论的分析,提炼解决问题的方法;其二,使用上述概念和方法研究藏族群体的文化图式;其三,在前述图式和理论的基础上,尝试刻画藏汉跨文化互动的认知解释模式。通过完成上述任务,将文化图式理论的解释力应用到社会行动和跨文化互动领域;以理论与经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探讨当前相关学科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在实践层面则提供藏文化的社会互动规则,以促进民族和谐。

  

二、文化图式和社会行动


   图式(schema,schemas,schemata)②,是一种高级的概念结构或框架,人们用于组织过去的经验并帮助解释新情境 (Gureckis & Goldstone, 2010)。它是一种心理结构,人们用来组织他们关于社会世界某个主题域的知识;这种心理结构会影响人们所注意、思考和识记的信息(Aronson et al., 2015:54)。认知人类学家引进认知心理学的图式概念并改造为适宜结构性地表征文化知识的方式,即文化图式(Shore, 1996:45)。

   作为认知科学的重要概念,图式理论被纳入到文化认知相关诸学科领域,用作思考人们认知和行为的基本工具。其中,社会心理学已经对图式在社会认知领域的基本工作原理做出了许多研究,并日益关注图式的文化特性(Aronson et al., 2015:70-71);而认知人类学则立足于文化整体性经验,思考图式的文化建构及其与行为的关系,并且发展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和方法。本文将通过对图式、文化图式和基于图式的社会行动等概念的理论分析,阐述凭借文化图式的层级连接和传递来解释群体跨文化互动的路径。

   (一)从图式到文化图式

   图式最早由康德(Immanuel Kant)作为人类所具有的一种“纯形式”的认识能力而提出。现代心理学对认知功能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图式这一心智结构的存在(Bartlett, 1932, 1958; Piaget, 1952)。上世纪80年代,认知心理学、脑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使得图式及其工作机制的相关理论得以完备化。认知心理学家雷梅哈特(David Everett Rumelhart)(1980)详细阐释了图式及其机理,并把图式称作“认知的建筑模块”(building blocks of cognition)。根据雷梅哈特的定义,图式是“记忆中储存的表征一般概念的数据结构”,其本质是知识的单元结构,可以表征不同抽象等级的知识。图式之间以“图式-子图式”嵌套的等级结构共存,并按抽象程度的高低可分成高级和相对低层级的图式;相应地,图式的基本工作机制包括自上而下的概念驱动和自下而上的数据驱动两种传导方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认知心理学家们进一步证实,人们大脑中知识的存储是领域依赖的,图式按不同经验领域储存在长时记忆中,并在自身限定的知识域里与环境信息相互作用(Hirschfeld & Gelman, 1994)。图式十分频繁地被人们用在日常信息的处理中,人们对新信息的解释编码、对旧信息的记忆,以及在信息缺失情景下的推理,都无时不受到图式的影响(Fiske & Taylor, 1991:121)。换言之,图式是人们日常大多数情况下无意识自动化思维所使用的工具。

   在此基础上,文化特性作为图式的一个重要特征不能不被加以特别关注。个体从所赖以成长的社会文化生活中获取图式;反之,图式也是文化对个体产生影响的重要途径。社会心理学越来越主张:文化通过图式逐渐构架能够影响我们理解和解读这个世界的方式的心理结构;因而,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所拥有的关于自身和世界的图式具有实质不同,文化所让其成员习得的图式强烈地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识记(Aronson et al., 2015:70-71)。正是依据图式的文化性这一特征,认知人类学将图式理论发展成为文化图式(也称文化模型)理论。文化图式理论特别注重从图式生成的文化经验基础和群体共享性出发,来理解人们认知世界的框架。丹德拉德(Roy G. D’Andrade)最早把文化图式定义为:“一文化群体内成员间交互地共享的认知图式”(D’Andrade, 1987:112)。奎恩(Naomi Quinn)(2005)认为,图式是经验基础上建构并储存在记忆中的关于世界的一般知识模板,是人们共享的稳定的解释日常经验的模式;它隐藏在日常话语中,不言自明地被认为是“正确而合理”的。霍兰德(Dorothy Holland)和奎恩较为全面地将文化图式定义为:“某一社会中的人们所共享的、预设的、‘想当然’的生活世界框架,是人们用于解释世界和据以作出社会行动的重要工具”(Quinn & Holland, 1987:4)。根据上述定义,文化图式就是特定文化群体中共享的具有典型性的认知结构和行为模式的缩影。比如,藏族文化中藏传佛教信仰支配下的核心观念及相关社会交往理解模式,就是具有这种特征的文化图式。

   (二)文化图式的研究径路

   文化图式的特性使得其可被用做中介工具来描述特定情境下行动者如何受到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如何解释周遭世界并据以行动。在这一目标下,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图式理论方法从各自的范式视角和旨趣开展研究,并获得一系列结果。

   社会认知心理学对图式的使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揭示了人们使用图式的一些基本机制和规则(如Higgins, 1996;Fiske & Taylor, 1991)。其中,可提取性(accessibility)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则。可提取性是图式在人们头脑中所占据的优越范围,决定了信息进入图式解释程序的速度和难易度(Higgins, 1996;Wyer & Srull, 1989)。过去经验、眼前目标、临近经验都会影响可提取性(Aronson et al., 2015:56-57)。这些规则提供了人们如何使用图式和采用何种图式对环境事件作出解释判断的基本知识。然而,源于学科范式,心理学对图式的考量往往出自个体而最终用于解释个体,偏重微观层面的、横截面上对事件和行动的解释;对文化情境性的考量和适用性不是它所关心的重点。因而,对于本文目标,即理解不同文化群体间交流的认知机制,还须在它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借助更有解释力的方法。

   文化图式理论从群体性的、长期性的社会行动的视角出发,对图式如何成为人们的动机和目的从而促成行动,进行了专门的探讨(D’Andrade & Strauss, 1992)。丹德拉德(D’Andrade, 1992:29-31)在图式的并行处理机制(Rumelhart et al., 1986)的基础上,对图式之间的传递结构以及图式的动机功能进行了论述:第一,图式是人们经常使用的、记忆中存储的、稳定的、用于解释信息的模式,其可由细微的线索激发而运行解释过程。第二,能够行使目的功能从而诱发行动,是图式的一个重要属性。第三, 图式按其与人们的动机目的是否相关而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层级:高层级的图式如爱情、成功、事业,往往内嵌了动机和目的,对人们的行动具有指向力(directive force);相对低层级的图式,如婚姻、工作,因为能引发高层级的图式工作,而具有部分动机推动力;最低层级的图式是关于具体事物的,如记事本、玻璃水杯、生日,这一层级的图式几乎没有可能引发行动,除非特别地与某些较高层级的图式发生关联。第四,图式之间依据执行解释的传递(passed on)关系而构成层级结构(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这一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目标-手段连接。高层级的图式与相对低层级的图式之间以手段-目的关联(means-ends goal linkage)的形式相互连接;低层级的图式在环境线索输入后开始进行解释,并向上传递(passed on)到较高层级的图式,最后到达最高级别的动机目的图式,解释最终完成,并促成行动。此外,施特劳斯(Claudia Strauss)(1992)和奎恩(Quinn, 1992)等人的研究还指出:与自我理解密切相关是一个图式是否成为目的图式的关键因素,自我理解往往指导认知主体对人们的交往方式的理解,因而常常具有情绪和动机功能。

   本文的目的在于对跨文化互动情境下特定文化群体成员的认知解释体系进行刻画,并利用这一体系解释藏族青少年的跨文化交往行动。根据这一目标,在吸取社会心理学有关成果(如,图式可提取性原则)的条件下,采纳认知人类学关于文化图式与行为动机理解的研究路径,更符合本文的研究视角和需要。

   (三)基于文化图式的跨文化互动描述与解释方法

根据以上关于文化图式和研究径路的讨论,本节主要借助认知人类学的文化图式理论,获取文化图式,并根据它们之间的层次结构来解释跨文化互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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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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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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