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略论朱子学之主要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7 次 更新时间:2017-07-25 21: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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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学术有一特征,亦可谓是中国文化之特征,即贵求与人同,不贵与人异。请从孔子说起。孔子自言其为学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人之为学,能于所学有信有好,称述我之所得于前人以为学,不以自我创作求异前人为学。故孔子曰:“甚矣,我衰也,久矣不复梦见周公。”则孔子之学,所日夜追求梦寐以之者,为周公。孟子亦曰:“乃吾所愿,则学孔子。”周公孔孟一线相承,遂成中国之儒学。

   孟子又言,舜“与人为善”,“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中国人认为,能与人同即是善,大同即是至善。为学即是学为人,而为人大道则在人与人之相同处,不在人与人之相异处。

   其实不仅儒家如此,即墨家亦然。墨主兼爱,视人之父若其父。称天志,尚同。又曰:“非大禹之道不足以为墨。”墨子在古人中举出一禹,正如孔子在古人中举出一周公。墨子正亦如孔子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继儒墨而起者,有道家。其持论则更求同不求异。老子曰:“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故在古人中特举一黄帝。其人愈古,则愈不见其与人之相异处。则道家亦同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此下儒道两家,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学术思想之两大主流。所以说中国之学术特征,即其文化特征。

   汉儒表彰五经,罢黜百家,独尊周孔。但到魏晋,道家复起,乃有孔子老子将毋同之说,成为一时名言。佛教东来,与儒道鼎足成三,孔子老子释迦遂同为中国人所崇奉。

   宋代理学家起,辨异端,一尊儒,然仍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与前无异。惟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不贵自创论,自立说,而著书非所重。孔子作《春秋》,乃是一部史书,则仍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则孔子平日之言论行事,由其门人弟子写录流行,直到其三传四传以下之后学手中,乃汇编成书。当距孔子之卒百年以上矣。墨子亦未自著书,亦由其门人后学传述其说而成书。

   《孟子》七篇,固由孟子亲身与其弟子如万章、公孙丑之徒,编撰成书。其体裁亦大致与《论语》相似,亦只记孟子平日言行,与特地著书,有系统,有组织,自辟一番创论,自表一番特见者仍不同。只有庄老,因其隐退,不似儒墨广集门人弟子,相聚讲学,乃由其私人闲居自撰成书。如《庄子》之内篇七篇,《老子》上下篇,乃特创了由学者自己编撰成书之一例。惟《庄子》多寓言,避世立说。《老子》书名则托之庄周书中之老子,亦寓言,并不详著者之姓名。此下复有会通儒道,写成专篇,如《中庸》《易大传》,则更不知出于何时何人之手。又如《小戴礼记》,所收《大学》《乐记》《礼运》诸篇,作者姓名皆不详,时代亦无考。要之,皆尽在庄老成书之后。则中国学人实皆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并无私人自创作,自表现,自成名之心理存在。即此下之道家,亦不重私人一己之著书立说,观其此下之发展而可知。

   中国学人极少由其私人一己来著书立说之事。有之,则除史书外,如屈原之作《离骚》,乃为后世文学集部之祖。其他因事成篇,如西汉初年贾谊之《陈政事疏》,董仲舒之《天人对策》等,皆与私人一己著书立说有不同。惟董仲舒于实际政治上无发展,乃写有《春秋繁露》。扬子云在新莽受禅时,下帘寂寂,著有《法言》《太玄》等书。然《春秋繁露》乃阐发《春秋》义,《太玄》《法言》乃模仿《易》与《论语》,皆明表师承,与自创作自立说仍不同。下至隋代,王通写有《文中子》一书。然其书乃由后人编篆,书名亦后人所定。其书主要内容,仍在勒定一传统,依然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自创作自立说,则较董扬为更显。此三人皆儒家中之杰出人,其著书立说犹如是,其他则更可类推不详论。

   除史学文学外,更要者则为注释古经典,为汉儒最崇高之事业。郑玄网罗百家,括囊大典,集两汉经注之大成。此下如王弼注《周易》,注《老子》,何晏注《论语》,郭象注《庄子》,甚至如曹操一世豪雄,亦注《孙子兵法》。佛教东来,中国高僧翻译印度经典外,更重注释。唐代《五经正义》注外有疏,即承释氏来。如天台,如华严,中国人在佛教中自创宗派,亦遵守一部经发挥,不尚自著书自立说。禅宗则惟有语录。其实《论语》非即孔子之语录乎。

   宋代理学家起,惟周濂溪张横渠有著书。实则濂溪《易通书》即为说《易》。横渠《正蒙》,其书名亦本于《易》,仅以正童蒙,非前无古人,自创新说也。二程则不著书,伊川毕生最大著作为《易注》,亦非自著书。朱子继周张二程,集宋代理学之大成。其最大著作,为《论》《孟》集注《学》《庸》章句之四书。其次为《近思录》,仅分类纂集周张二程四家语。又于濂溪《太极图说》及横渠《西铭》特有注。除注《诗》注《易》外,于史学,亦只本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纲目》。于文学,则注《离骚》,又为韩文考异。甚至又注参同契。古今学人著作,论其浩富,朱子当首屈一指。但无一书自抒其创见。其门人编集语录,则有一百三十卷之多。自所为诗文集亦逾百卷,则皆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随感随应,自然流露,与精心结撰有系统有组织刻意著成一书,以表现其自我一己之独得与创见者,大不同。是则,即就朱子一人,可证中国学术史一特征,贵能上同古人,不贵能自创新说矣。

   然所谓上同古人者,乃以己上同,非除古人外无己。孔子倡为己之学,而最恶乡愿。生斯世,为斯世也善,乃不知有己。就空间就时间论,天地生人惟己为独一无二。各有一己,而己与己不相同。孔子之不能上同于周公,孔子已自言之,曰:“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是也。《论语》所记岂不多是孔子之言?惟孔子则谓,我上承周公,一切意皆传述周公之意而已。孟子学孔子,何尝不自有一己。子贡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而孟子倡为性善论,显非孔子语。然孟子不自谓此乃我自创语,谓我之所异于孔子者在此。此则孟子之所以为孟子也。孟子又曰:“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则我之所学于前古圣人者,乃学此同然之心耳。本此心以立言,则所言自亦与古圣同。其不求异可知。

   《易传》《中庸》言性,亦言天道。然皆兼采道家言。但《易传》《中庸》之作,则一承孔子。不谓此乃我之新创,不谓乃我会通儒道两家而自创新说。并其著书人之姓名亦隐而不彰。彼亦自谓此乃古人意非我意,而实有其一己之意之作为会通和合,则固无疑。

   周张二程四人之为学,亦各有其一己,亦互有其相异。而朱子会通和合之,以成宋元明三代理学一大传统,与先秦孔孟以来之儒学会通和合,以成儒学之新传统。今欲研讨朱子学,其最大难题,乃见朱子仅若网罗旧说,称述前古,而其自己则若不见有新创特见,可以自异于前人,而确认其为朱子一人之学。实则若果有之,自中国人观念言,则亦朱子一人之学而已,又何足贵。

   司马迁著为《史记》,乃上承孔子之《春秋》,非自我作古也。然曰:“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明之通之岂不在己。中国称门人受业为弟子,此如一家人。子子孙孙相承为一家,学问亦当有传统,故谓之一家言。中国全部二十五史必推司马迁为鼻祖,斯亦诚如一家言矣。岂一己独创,前无承,后无继,一人之学,何得谓之家。且如其父司马谈为《六家要旨》,其子迁则尊孔子,列为世家,则迁之意显异于其父,而迁不以为讳,亦不特自表白。后人亦不于此等处持论立说,惟治史学,则大体必求上同司马迁,如是而已。

   今人治朱子学,每喜分别其与前人之相异处。实则朱子亦岂不知前人有相异,如二程有四大弟子,杨龟山仅占其一,李延平则得龟山之传。朱子乃亲受业于延平之门,其对延平可谓备致尊仰,然而朱子之发明二程,又岂限于龟山延平之一脉。又如后人每以程朱连言,尤多以伊川与朱子连言。朱子之推尊伊川,亦固甚至。伊川《易传》,朱子引其说入《近思录》者何限,然朱子自为《易本义》一书,定《周易》本为古人一卜筮书,此则与伊川意见岂不大异。而朱子则并不在此一节上显作分别。即就《语》《孟》集注言,所注之异于二程者又何限,惟朱子为学精神重在会通和合,寻求古人之共同处,不在独抒己见,表明其个人之特异处。今果专向此方面探索,则不免有失朱子为学精神之主要所在矣。

   或问如上所言,理学家又何必主辨异端。盖求同必有辨异,辨异亦以求同。而二者之间,则终以求同为要,辨异为次。先秦如墨,如荀,辨异过于求同,皆不为后世所重。吕览、淮南,集宾客为书,而主会通和合,其见重乃转有胜于墨、荀。而如《易传》《中庸》,亦已会通儒道为言。濂溪横渠著书,多据《易》《庸》。即二程,亦多会通儒道。至如释氏禅宗,理学家采及其意者亦不少。朱子亦明白提及华严。今人乃据此等处疑理学家亦多出入释老,不知此正理学家长处,非理学家短处。会通和合,以求共同之一是,始是理学家所用心也。

   象山反朱子,而朱子则曰,象山多用力在“尊德性”,己则多用力在“道问学”。因戒其门人,当采他人长,以补自己短。勿轻相争。然象山之死,朱子终说死了一个告子。则朱子虽不同意于象山,而必求勿失其所长。其子释老亦类此。及明代阳明起,从陆反朱,作为朱子晚年定论,亦谓朱子卒从同于象山。此亦可谓中国学人尚同不尚异之一证。

   而朱子学之最易受后人之怀疑与争论者,则为其《大学格物补传》之一章。朱子以己意来补古经传之缺,此则大违中国学术传统述而不作之大义。虽朱子自谓乃取程子之意以为之,然又何得径取程子意以补代古人意。朱子此处所指之程子乃伊川,非明道。故后人反朱子必反伊川。《易传》《中庸》虽明白多采道家义,但言必称孔子,则不易起后人之争。故清儒之主汉学反宋学,则必以考据与义理并称。朱子之《大学格物补传》,仅得谓义理当如此,而考据则无凭,即不易为后人接受。此亦中国学术之传统性如此。故可谓中国一学者,其所学,实乃为一部中国学术史。而不贵于学术史外自创一套新学术。亦可谓此一部学术史,乃创始于孔子。而整理此一部学术史,最有成绩者,则为朱子。此即余之所谓尚同不尚异。此亦如耶教不得在耶稣外自创新说也。

   清初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三人,其学皆承宋明理学来。亭林力斥阳明,不稍假借。梨洲则终于阳明有偏袒。船山晚年又一主横渠,而于程朱有微辨。然此三人皆意在求同,不在求异。又必上同于古人,不求异其一己,则无以异也。

   窃谓中国之有孔子,犹如西方之有耶稣。朱子则如耶教中之马丁路德。其于儒学中之最大贡献,则为编有《论》《孟》集注与《学》《庸》章句之四书,以上驾于汉唐相传之五经之上。而唐代之《五经正义》,递传至宋以后,乃成为《十三经注疏》。愈会通,愈和合,以愈见其共同之一是。此乃中国之学术特征,亦即中国之文化特征。

   乾嘉时代之清儒,提倡汉学,则如耶教中之天主教,力反马丁路德之新教。而在中国,则新教终盛于旧教。如同光以下,曾国藩为圣哲画像记一文,陈澧为《东塾读书记》一书,其论学亦皆尚同不尚异,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决不高抬一己,以求杰出于前人。则可谓千古一致之最相同处,无他异也。此二人之为学,皆义理更重于训诂考据,而宋代理学精神亦更胜于汉代经学精神。要之,朱子之风则更甚于其他之诸儒。此风迄清末而犹然。

   但孔子在中国决非一宗教主,其所信、所好、所述皆在古,同属人类,而非高出人类之上帝。故亦不高抬一己,以出于前人之上。中国学术如是,文化亦如是,而孔子之在中国,其地位乃若有更超于耶稣以上者。今日吾人果能从此一点上来研究朱子之学,则庶最能获得其主要精神之所在耳。

   来源:钱穆,宋代理学三书随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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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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