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口雄三:阳明学的勃兴与新局面的形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2 次 更新时间:2018-06-24 12: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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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口雄三  

   龚颖 赵士林等 | 译

   目录

   一、阳明学兴起之前对朱子学的修正

   1、理气一元论的兴起

   2、新的格物论

   3、对实践主体的重视

   二、阳明学的兴起

   1、对朱子格物说的批判与“心即理”说

   2、对定理的批判——实践主体的确立

   三、由“心即理”到“致良知”

   1、理障

   2、不学不虑之良知

   四、新的圣人观

   1、满街皆是圣人

   2、“知行合一”与“事上磨练”

   五、阳明学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1、开创新局面

   2、对朱子学的修正和阳明学的兴盛

   3、明初的朱子学徒

   4、真挚的道学实践

   5、阳明学的立足点

   6、与民众站在同一地平线上

   7、道学大众化的社会背景

   8、重构乡村秩序的课题

  

一、阳明学兴起之前对朱子学的修正


   阳明学与朱子学之间的差异不只在于朱子学倡言“性即理”,阳明学宣扬“心即理”,阳明学还对朱子学的以下几个重要命题进行了修正:第一,在对理气论的认识方面朱子学主张理是气的存在根据这种二元论式的立场,阳明学则将理视为是“气之条理”,采取了一元论性质的立场;第二,在对“格物”说中“格”字问题的解释上,朱子学主张要“格”(训作“至”)物之理,阳明学则认为不能以“至”训“格”,应当作“正”字解,王阳明说:“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换言之,朱子学的目标是学以至圣,阳明学则认为人自身所具之本性即能使人人做得“圣人”。

   然而,阳明学对于朱子学的这些修正并非王阳明本人突发创制之物,在阳明学出现之前实际上已存在着方面的动向。

   1、理气一元论的兴起

   首先举出元代吴澄(字幼清,号草庐)的例子。他曾说:“理者,非别有一物在气中,只是气为主宰者即是。无理外之气,亦无气外之理。”“理在气中,原不相离。”吴澄在这里虽然依旧保留了理对于气的主宰,但在强调理气的相即性、一元性方面实为先驱性发言。清初黄百家(黄宗羲之子)对吴澄的上述言论评价道:“理在气中一语亦须善看。一气流行,往来过复,有条不紊,从其流行之体谓之气,从其有条不紊谓之理,非别有一理在气中也。”至少在黄百家看来,吴澄言论是出自将理视为气中之条理这种一元论性质的理气观的。吴澄在他的人性论中还曾说“气质中之理谓之性”,“盖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两‘性’字只是一般,而非由两等性也。”“天地之性,浑然全备,具存于气质之中。”这些言论是对朱子学二元论式的人性论进行修正的早期体现。由此可知,不只在理气论方面,在人性论方面吴澄也是明代出现的一元论倾向的先驱性人物。

   2、新的格物论

   在格物论方面,明初的黄润玉(字孟清,人称南山)曾说:“格物‘格’字,当训合格之‘格’……则物理具于吾心。学者以吾心之理,格合事物之理,是曰格物。若训为至,则为物至而后知,至不成文义也。”这里试图将“格物”解释为将事物之理格合于心之理。在这一点上,它可算是王阳明“格物说”的先驱。将上述言论收入《明儒学案》的黄宗羲对此特加案语称:“大学之此说,已在新建伯(指王阳明)之前”,这从一个层面说明黄润玉次轮作为阳明学派格物说的先驱,或许是黄宗羲见到的这方面的最早例证。此外,与王阳明大致同一时代的、以宣扬性恶说著称的王廷相(字子衡,号浚川)也论述道:“格物之解,程朱皆训‘至’字。……朱子则曰‘穷至事物之理’,是至字上又添出一‘穷’,圣人之言直截,决不如此。不如训以‘正’字,直截明当,义亦疏通。”王廷相并没有留下与王阳明进行过交流的记录,而且他是一个本质上与阳明差异很大的思想家。即便如此,王廷相对“格物”的解释与阳明式格物解之间存在的这种相似绝不仅是偶然的巧合,我们由此可以窥知在当时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对朱子学的格物解释感到不满足的批判性思潮。

   在圣人观方面,元末明初的宋濂(字景濂,号潜汉)曾说:“世求圣人于人,求圣人之道于经,斯远矣。唯不思我可圣人也,我言可经也。”这些都说明他认为圣人性是个人主体的活动相关的,也就是说,他不是要把圣人当成一个追求目标使之外在化,而是完全把它当成一个自身主体深化的问题使之内化。由此可以总结出这个时期的特征之一就是张扬精神。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如张元桢(字廷祥,号东白)曾说:“人即天理所生之物也,如花木之接、水泉之续。然实皆得生物之心以为心者也。苟非得是心,则是身无以生矣。是心也,即天理也。”这里以生生为心,以新为理的“心即理”的论述,几乎与阳明所言完全相同。为此,黄宗羲在这段话后面加案语说:“已先发阳明‘心即理也’之蕴。”潘府(子孔修,号南山)曾说:“五经皆史也。《易》之史奥,《书》之史实,《诗》之史婉,《春秋》之史严,其义则一而已矣。”这段言论虽说与此处论旨稍有距离,但也可看成是王阳明“六经皆史”论断的先行之言。

   3、对实践主体的重视

   由上述实例我们可以概括出一个共通的倾向:朱子学被称为道学,在“道”的问题上,这一时期的人们重视作为道之实践主体的自我,换言之,即重视与实践性、当下性相关的现实性自我。(“五经皆史”的思想看似脱离了此处论旨,但以经为史,使绝对的权威相对化,这就是不在自身之上设置超越性权威,在这一点上二者其实是一脉相通的。)

   关于理气论,把理看成是气之条理,这就意味着只承认理是现实存在的形象的正确状态,而不去设想在形象之上的超越性实体。这一点与人性论问题直接相关,即不去设想一种作为的人的应然性本质的本然之性(即天地之性),并将其作为实体性存在高悬于作为现实性形质的气质之性之上,只承认本然之性是内属于气质之性的。在格物说方面,它不把应当“穷至”的物之理设定与自身之外的“彼岸”,而是把自身与各种事物打交道的方式置于“此岸”(当下正在打交道之处)加以是正。而在圣人观方面,不是将圣人置于彼岸而是设定在此岸,不把圣人置于超出现在的自身之外的地方使其成为目的性存在,而把圣人视为内在于当下自身的应然性本质之显现。

   换言之,上述这些先于或平行于阳明学而兴起的修正朱子学的动向,其实是出现在那些将朱子学即道学作为自身的现实性课题切实加以实践的地方。

   如此说来,这是否就意味着朱子学是一门非实践性的观念之学呢?并非如此。朱子学虽然讲主敬静坐、格物穷理,但它重视实践躬行,在学问修养上甚至可以说是带有某种严格主义倾向的,因此我们不能说它是非实践性的学说。

   那么,这些修正朱子学的动向究竟因何而生呢?关于此问题的讨论暂留待后述,在确认了阳明学兴起之前的一些先驱性动向后,下文转入对阳明学的论述。

  

二、阳明学的兴起

  

   1、对朱子格物说的批判与“心即理”说

   王守仁(号阳明),浙江余姚人。由于此人之学即阳明学不同于朱子学的“性即理”说,而是标榜“心即理”的命题,所以人们称朱子学为性理学或理学,称阳明学为“心学”,然而,这一称呼未必能揭示此学说之本质。因为王阳明后来把他的“心即理”说进一步深化为“致良知”说,在此基础上晚年的阳明又将心之本体认定为无善无恶,他的思想言论前后有一定的变化,根据这种演变的具体状况来说,阳明之学与其称之为“心学”,不如称之为“良知之学”,这一称呼可以减少误解。至少应明确一点,即王阳明并不是为对抗朱子学式的“理”而去主张“心”。

   王阳明提出“心即理”的命题,并不是要从存在论意义上批判“性即理”的命题(在他对朱子学的批判中见不到对“性即理”的学说的批判),而是要在实践领域批判和克服朱子的格物论。他说:“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为二也。”在阳明看来,“格物”即“穷至事事物物之理”这一朱子学的格物穷理说使理外在于事事物物之上,而且还由于重视穷理迫使人心抛弃内在之物,转向外部世界,也就是使得原本内在的心之理事实上遭到忽视而去追逐外在的事事物物之理,其结果必然是,在外界的事事物物面前,发动我心之理这一应有的主体性活动被舍弃了。阳明用“析心与理为二”一语表述他对朱子格物论的这种批判。

   然而实际上,阳明批判朱子在格物中舍弃心之理,这是他对朱子的误解。一方面,朱子本人反复论述万人之心皆具理;另一方面,“性即理”命题中的“性”也是指“心统性情”,即由心统领之性,即性是人心之中作为理被赋与的本然之性,“性即理”与“心即理”并不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对立之说。朱子绝没有把心与理二分为各自孤立、互不相关之物。不仅如此,甚至应当说在朱子学中,事事物物之理与心之理是相互贯通、交流的,从理上说是内外如一的。而且,朱子学所说的“事事物物”,也不是单纯指阳明曾终日守候欲格其理的庭前竹这类自然之物。朱子所言,小至日常的起居动作,大至施政策略,从家庭内务到社会生活诸行为的各类行动以及需要应对的各类事情都包括在这个“事事物物”之中,因此,“事事物物之理”也就不单是指关于朱子如何如何等的自然科学方面的物之理,而更是指在处理上述各类“人事活动”时的妥当安排,换言之,“事事物物之理”最终是关乎人所应有的正确的存在方式这个问题的,所以行为人的内心状态毫无疑问地会直接与各类行为、事务发生主体性关联。因此,朱子同时重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格物穷理;另一方面是以主敬静坐为必要条件的涵养心之理。在朱子看来,心之理是警戒心受制于情和欲。正确地判别事事物物之理以及践行理的主体。换言之,虽说是要探究并掌握事事物物之理,但如果脱离心之理,“事事物物之理”就不可能具有任何实践性意义,也就丧失了作为理的存在理由。王阳明声称他曾经竭力想要通过“格庭前竹”达到“穷事事物物之理”的目的,这显然是对朱子学方法论的反讽式的描述,更严重一点说,他的表述事实上构成了对朱子思想的歪曲。阳明之所以采取这种表述方式,只能说明他要批判朱子学,表达自身主张的愿望是多么强烈。

   2、对定理的批判

   ——实践主体的确立

   王阳明的中心主张是,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他都否认事事物物之理是被先天赋予的、是先于心之理而存在的,他更是彻底否认事事物物之理在实践上或方法论上具有任何优越于或高明于心之理的地方。

   王阳明说:“朱子所谓格物云者……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他将“事事物物之理”特意改称为“定理”。“定理”是朱子自己使用过的词语,但这个“定”字在朱子那里不是“一定不易”的“定”,而是指“必然”、“盖然”之意,正如“寒必衣”、“饥必食”一样,只是在必然性、盖然性的意义上指着普遍适用于千万人之意。

   但是,对于王阳明来说,这一点正是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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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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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会学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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