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刀下的冤魂
陈 良
道光元年（1821年）初夏，浙江巡抚帅承瀛给归安人陆名扬定下“纠约抗粮”、“把持漕务”、“逞凶拒捕”、“殴官杀差”等罪名，并下令“即行正法，枭取首级，解回犯事地方悬竿示众”。行刑的那一天，不明真相的群众纷纷前往围观，脖子伸得很长很长，争相目睹这个重案要犯模样。殊不知，陆名扬与常人并无异样，看不出像一个凶神恶煞的“积惯地棍”。他面色苍白冷漠，淡定地引颈就戮，听任刽子手取下头颅。
陆名扬心中有很多冤曲，却没有当场喊冤，因为他知道三级官府都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无论怎么喊冤都是白搭。身为一介草民，陆名扬无法为自己申辩，也没有人为他申辩。这案子已然成了“铁案”，他之所以被法办，罪有应得，一点也不冤。在清代官方档案文献中，陆名扬被改名为吴明扬，并被描述为“积惯地棍”、“首恶渠魁”，“吴明扬籍隶归安，素不安分，先于嘉庆十年间听从沈大昌盗砍吴翀等家坟树多次，该犯并窝留锯卖，闻拿逃避，事后潜回，改姓陆明扬。十六年八月，因雇工沈阿毛偷窃什物，吴明扬逼令自经，即将尸棺烧毁，地保邻右俱畏不敢言。嗣后，该犯逾肆凶横”，“欺制愚民，把持公事，已及十余年之久。该犯居住十八区地方附近民人，或赖其包庇，或被其威胁，类多听从指使。”
按照官方说法，陆名扬就是一个负有前科、凶横残暴、欺制愚民的“积惯地棍”。还有，吴明扬这个名字，就含有吴越人反清复明的意思，暗示其人包藏祸心。不过，这个名字是被“刀笔吏”所改，而非陆名扬自己所为。看来，官府要抹黑一个草民，也是煞费一番苦心。尽管官府可以一手遮天，把陆名扬塑造为劣迹斑斑的“积惯地棍”，但是遮天的手指间难免不露缝隙，透过一线阳光，也能窥见一些真相。清代学者、书法家包世臣（1775—1855）曾实地探寻过陆名扬案原委，并写有《书三案始末·陆名扬》一文。在包世臣笔下，陆名扬则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好人，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归安）十八区民德名扬甚，又念其公廉，一切鼠牙雀角，皆就名扬平曲直。名扬剖析平允，乡人悦服，称曰‘名阿爹’。阿爹者，老人尊称也。”官兵下乡搜捕，陆名扬没有逃跑，为了不让“一身累一村”，他主动自投于把总。解到省城，帅承瀛亲讯，“名扬到部堂时，风日尚晴丽，及反接出署，天忽沉黑，对面不见人，竟日不解。”陆名扬处死后，“归安、乌程、德清三县居民，醵金为都土地庙以祀名扬，以正法信至日开光，买香楮祭奠者，为之空市。”
同是一个人，在两种文本里却判若两人。那么，陆名扬到底是不是罪人，还是让事实说话。纠约抗粮，就是纠集民众抗拒缴纳漕粮，这在清代可是重罪。帅承瀛给陆名扬定此罪是基于前任巡抚陈若霖的文牍，陈若霖的文牍源于湖州知府方士淦的文牍，方士淦的文牍来自归安知县王寿榕的原禀，而王寿榕的原禀则出自湖州府署钱粮师爷王五手笔。据包世臣记载，将陆名扬改为吴明扬，说他“违禁演戏、邀约抗粮”，都是这位王五师爷的捏造。嘉庆十四年（1809年）陆名扬曾抓住时任归安知县徐起渭为肆意浮收而伪造“八折收漕”朱牌的把柄，迫使其“定约”——“开仓之第四日，专收十八区额漕万五千余石，平斛一石，作漕九斗五升，绝‘捉猪’、‘飞斛’诸弊”。清代漕粮一般以实物征收，也可以银子代替。漕粮征收时还有一系列附加费，以弥补贮运过程中的损耗。附加费没有法定额度，征收多少完全由地方官吏掌控，很多州县官吏都喜欢在附加费上做文章，趁机发一笔横财。陆名扬抓住知县的把柄，杜绝了乱收费，周边地区“群起效尤”，无疑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但是，这样也断绝大小官吏的生财之路，“府县恨名扬甚，而无可如何，每于上游前诉苦累，辄指名扬”。徐起渭等前任知县遵守与陆名扬达成的“定约”，无疑损失不少灰色收入。王寿榕不愿被“定约”牵制，想要除掉陆名扬这块绊脚石，又拿不出他犯罪的证据，就只好刻意抹黑他，随意罗织罪名。
至于说“逞凶拒捕”，那是被迫反抗行为，而“殴官杀差”并不属实。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十一月时任浙江巡抚陈若霖奏称，府县捉拿吴明扬，“该犯竟敢鸣锣纠众，持械抗拒，将德清县差役殴伤多人”，“并用竹篙、农具戳打船只，该府方士淦坐船亦被戳漏进水”。翌年四月，新任巡抚帅承瀛接手此案，官方又这样的记述：“鸣锣纠众，两次拒捕，戳翻差船，淹毙差役两命，并戳翻该管知府坐船。”官府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激起陆名扬和村民的反抗，双方发生冲突在所难免。问题是，官府故意隐瞒或扭曲某些情节，从而制造陆名扬的假象。根据包世臣的记载，知府的坐船是被吏役挤翻的：“士淦携吏役二百余人，坐船至菱湖，过桥入滨，尚未至十八区界，从役见岸上有居民百余户，乘机抢掠。居人各持秽桶泼拒，役奔小船，四窜避秽。士淦座船笨重不可转，吏役争上士淦船，士淦船沉溺几毙，府役死者二人。”后来出版的《府（县）志》也证实了包世臣的说法，其中并没有“戳翻该管知府坐船”情节，知府大人“失足坠于水”，二名差役混乱中溺水丧命。
陆名扬无疑是被冤杀的。耐人寻味的是，使之成为刀下冤魂的帅承瀛却是地道的清官。说他是清官，有两种意思，一是清廉不贪财，二是清明不昏庸。《清史稿》在其本传中称赞：“承瀛治浙数年，以廉勤著。”道光四年（1824年），帅承瀛丁忧回籍，他名下经费的积余有八万两，衙吏告诉他，依照以往惯例，这银子可从库房提取，归其个人所有。帅承瀛拒绝提取这笔款项，把它捐了出来，一半用以疏浚湖泊，一半用以资助贫苦的读书人和鳏寡孤独者。帅承瀛曾多次任钦差大臣，负责查办山西雁平道福海、陕甘总督先福等人的贪腐案，并巡按山东处理徐文诰案。徐文诰案是清代有名的冤案，徐家遭到盗贼抢劫，县太爷不去捉拿盗贼，反而设局坑害徐文诰，其中黑幕重重，冤情多多。帅承瀛受理此案，调派省府县官员三堂会审，终于使案情水落石出，徐文诰得以昭雪沉冤。有趣的是，包世臣的《书三案始末·徐文诰》也记述了此案。
同是一个清官，能昭雪冤案，也能制造冤案，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关于陆名扬案，《清史稿·帅承瀛传》有一段记载：“承瀛初至浙，诛名扬，后乃知由於官吏之酿变，深悔之。”帅承瀛深感后悔，说明他意识到自己错了，错就错在被前任和下级官吏所蒙蔽，换句话说，就是犯了官僚主义错误，没有深入调查研究，没有做到实事求是。
当然，若要深究的话，也不能全怪帅承瀛，清官尚且出现如此错误，说明制度安排上有问题。清制规定：“粮从田办，赋以额征。额外多取，是为浮收，额外派征，则加赋矣。”1712年康熙皇帝就将税赋数额固定下来，强调“永不加赋”。表面看，清代农民的法定税负比较低，但实际税负却非常高，因为法定的税负只是上缴中央的皇粮国税，而大量的地方吏胥衙役都未列入财政预算供养，加上官员的薪俸和养廉银一般难以维持各种开支，所以地方政府主要靠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陋规”方式取得财政收入，州县官吏差役的个人收入也多依赖“陋规”。朝廷对陋规收费的容许及制度上缺乏约束，那么陋规收费几乎都由州县官员掌控，人们只能寄希望于他们合理地、有节制地收取。如果政治清明、官吏清廉，民众的负担相对较轻；如果吏治腐败、横征暴敛，民众就会不堪重负，从而激起民愤、民变。历代王朝难逃“周期律”的宿命，就是因为未能妥善解决民众负担问题，最终酿成官民对立、官逼民反的恶果。
其实，陆名扬式人物的存在，有利于化解上述矛盾。如果容忍陆名扬代表民众与官府博弈，双方形成协商对话的机制，是可以找到兼顾双方利益的平衡点，让彼此各得其所、相安无事。问题在于，这样的治理模式在中国古代是不可能出现的。所谓“民惟邦本”，只是将民众视为城邦的资本，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根深蒂固的理念乃是“皇权至上”、“官尊民卑”。所以，旧式官僚是不屑于与民众平等协商对话的。虽然古代乡村也有士绅精英，但他们往往充当官府的耳目或助手，而很少代表村民与官府博弈。陆名扬敢于抵制“陋规”，敢于与官府博弈，必定招致官府厌恶憎恨，也必然遭到含冤被杀的下场。
在古代，背负“纠众抗粮”罪名处死的冤魂何止陆名扬一人。即便遇到清官，他依然在劫难逃。由此看来，清官固然可敬，也并非万能，真正可靠的不是好的制度与机制。
——原载2017年第6期《群言》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