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东亚的审读与傅高义的人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5 次 更新时间:2017-06-19 20: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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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虹 (进入专栏)  

  


   原编者按

   傅高义曾说,“尽管美国是冷战的领导者,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们却不属于激愤的冷战斗士之列”。正因为此,他的东亚研究跳出冷战思维,深入中日社会、文化的肌理,以第一手资料记录下它们的社会变迁与现代转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个人成为沟通东亚和美国关系的桥梁。周晓虹与傅高义交往深厚,文章对傅高义的人生经历、研究历程和著作宏旨都有细密梳理,可以让我们理解傅高义那一代的美国人如何审视并解读东亚。

  

  

   我与傅高义相识的时候,他已年近七十。一九九九年秋季,我和一起来哈佛访问的舍友李大华一起选修了傅高义在社会学系开设的中国研究的Seminar课程,现在想来,那时他在哈佛任教的时光已经进入倒计时,而我们可能是他课堂上的最后一批外国学人。

  

   因为自己的专业是社会学的缘故,更因为当时正在撰写《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一书,这以后,就像我常常会去Francis街65号看望丹尼尔·贝尔教授一样,我也常常会去叩开不远处的Sumner街14号傅高义教授的家门,或邀他去哈佛广场上那家著名的燕京饭店小酌,听他聊哈佛大学社会学的历史,尤其是凭结构功能主义君临天下的帕森斯教授的其人其事。早在读研究生期间,傅高义就选修过帕森斯的美国社会研究课程,这不仅影响到他后来选择以社会学为志业,而且后者的社会均衡的观点还左右了他最初对中国社会的研究。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帕森斯在英国和德国接受社会学教育后回到美国,通过翻译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九三〇)和撰写《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九三七),一方面将韦伯和欧洲社会学引入美国,另一方面则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扛鼎人物。一九四四年,他接替俄国人索罗金出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两年后即将社会学系改名为社会关系系(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将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囊括殆尽。一九七三年在帕森斯退休之前,强调整合与均衡的结构功能理论在米尔斯、达伦多夫、古尔德纳等人的持续批判下,尤其是面临六十年代后半期美国社会的风雨飘摇,已经开始式微。用那时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的傅高义的研究生赵文词的话说,当时最能言善辩的研究生都以讽刺帕森斯为能事。在这样的背景下,七十年代初担任系主任的霍曼斯将社会关系系改回社会学系,社会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则各自回了同在詹姆斯楼的人类学系和心理学系。一时间帕森斯苦心经营起来的“帝国”土崩瓦解,到我一九九九年去哈佛访问时,只有James Hall西侧的图书馆还保持着“社会关系图书馆”的名称(二〇一二年我再去哈佛访问时,连图书馆都改了名)。难怪傅高义会告诉我,那时刚刚退休还常常去系里拿信的帕森斯会拿着拐杖戳着地板大骂霍曼斯,把系里的行政人员吓得大气也不敢出。

  

   帕森斯退休的时候,傅高义已经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十年。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傅高义一直给弗洛伦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系著名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的妻子)做研究助理。一九五七年,后者告诫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并意欲以研究美国社会为志业的傅高义:如果你想深入洞悉美国社会,“就应该负笈海外,在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并浸淫其间”。第二年,二十八岁的傅高义偕前妻苏珊娜(Suzanne Hall Vogel)和他们刚刚一岁的儿子前往东京,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异国之行。

  

   在东京期间,傅高义和苏珊娜请当地小学校长配合挑选了六个家庭,每周进行访谈,为时一年。随着时间流逝和交流的增多,双方超越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六个研究对象家庭的主妇组成了“傅高义会”(来源:凤凰网)

  

   在东京市郊真间町(学名M町)的田野研究的过程中,他开始意识到“在大公司或政府机构工作的工薪雇员(salary man)家庭和小农场主或独立商人家庭之间倒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家庭模式上的差异与更广泛的教育和社会问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一来,原先他博士论文中有关家庭与儿童心理健康的议题被后来的日本新中产阶级即工薪族的议题所取代。

  

   收集完田野资料返回美国的傅高义最初到耶鲁大学任教,然而不久之后他就找到了重返哈佛的机会。进入六十年代,因为麦卡锡主义在政治上逐渐失势,而美国人也清晰地意识到社会主义中国将作为一个重要的对手长期存在,曾作为“危险领域”的中国研究又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此时,在福特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持下,哈佛、哥伦比亚、华盛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以及康奈尔等大学的中国研究如火如荼;而“战后在美国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创造了当代中国研究”的费正清也再一次慧眼识珠,使得傅高义一九六一年有机会以博士后研究员的身份返回哈佛,而他的社会学背景也开始成为费正清等人实现将传统汉学改造成当代中国研究的契机。

  

   进入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傅高义一面跟着赵元任的女儿赵如兰学习汉语,跟着费正清等人学习中国历史、政治与文化,一面利用在日本收集的田野资料撰写《日本新中产阶级:东京郊区的工薪族和他们的家庭》。一九六三年,几乎在这本著作出版的同时,已经起了中文名并留任哈佛的傅高义动身前往香港,研究一九四九年后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尽管当时的美国弥漫着冷战的氛围,主流意识形态视中国为对手,但傅高义及一批年轻的中国研究学者在费正清的影响下却对中国抱以同情的态度,用他的话来说:“尽管美国是冷战的领导者,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们却不属于激愤的冷战斗士之列。”作为地域研究的中国研究是冷战的产物,但大多数研究者了解与研究中国的目的却是为了中美间的交流而不是对抗。

  

   如果说上述立场决定了傅高义对中国研究的态度,那么社会学的训练则使他脱离了关注中国之命运一类的宏大叙事,转而研究离香港较近因而能够获得相对丰富的文献和口述资料的广东。在香港除了约谈访谈对象(多数是来自广东的移民或偷渡客)外,他开始系统阅读《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一年后回到美国后还继续阅读哈佛大学购买的一九四九年后完整的《南方日报》。“土改”、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几乎所有一九四九年后发生的历史事件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和变化都引发了傅高义的高度关注。一九六九年,在“文革”达到顶峰之际,《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一九四九至一九六八)》出版。至此,傅高义成为全美能够同时驾驭中日两种文化并因此能够洞悉整个东亚局势的不二人选,他将费正清和日本研究专家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一译赖世和)开创的哈佛东亚研究传统近乎完美地继承下来。

  

   在费正清的影响下,傅高义成为中美关系变化的积极推动者。他参加了冷战期间建立的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的工作,并和费正清一道为先前的哈佛同人基辛格出谋划策。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后,中美关系获得实质性改善,傅高义也有机会进入自己研究了多年的中国大陆。一九七三年,傅高义跟随美国国家科学院资助的代表团访问中国,从此之后,访问中国成为他的日常生活和研究的一部分。也是在这一年,四十三岁的傅高义接替退休的费正清出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不久中心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在东亚乃至全球的地位,决定了它们成为傅高义学术人生的“双推磨”。一九七五年,刚刚陷入中美关系变革大潮之中的傅高义,又接受日本基金会的邀请和资助,去日本采访战后商界和金融界的领军人物。尽管自一九五八年之后,傅高义几乎每年都会去日本访问,在一九六五年开设中国社会课程的同时甚至更早,他也开设了日本社会的课程,对这个岛国的一切几乎了如指掌,但一直到完成这次研究归国时,他才第一次对美国的制度和整个社会的优越性发生了怀疑,而日本这个原先他一直带着优越感打量的“他者”开始以惊人的成就使其“大为惊异”:“得天不厚的日本,怎么能把美国人都束手无策的一大堆问题,处理得这样头头是道呢?”经过深入的探究,傅高义发现日本的成功与所谓国民性或勤劳、克己等传统美德无关,而得益于其独特的组织能力、措施和精心计划。一九七九年,《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出版。

  

   在《日本第一》出版之时,有着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中国已经在邓小平的推动下进入后来令全世界瞩目的改革开放。一九八七年,在广东的近七个月内,尤其是在省内周游的十周里,傅高义走访了全省的十四个地级市和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全省一百个县他去了七十多个,拜访了三十多名县级以上的官员。两年后,《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出版。如果说这本著作和二十年前的那本《共产主义下的广东》前后相继,正好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广东当代史,那么这本涉及广东改革开放的动因、性质、过程及前景的著作,开始将研究的视野从全能型的国家转向“过渡中的社会”。尽管这本书出版之前已经发生了风波,对中国改革开放富有信心的傅高义还是坚信:“如果政治环境能够给予广东人民更多的机会,那么在今后的岁月中,他们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其实,在研究广东的同时,傅高义的眼光已经从日本和中国投向整个东亚。八十年代初,哈佛大学要求资深教授们为学生开设公开课,傅高义开设的课程为“东亚产业社会”(East Asia Industrial Society),他将自己的研究扩展到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着重讨论后发型产业社会的特点。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出版两年后,《亚洲四小龙:东亚现代化的扩展》(一九九一)一书出版。尽管“亚洲四小龙”的说法成于七十年代后期,但只是在傅高义的著作出版后,这一概念才成为讨论新兴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的典范。现在看来,此番对韩国的涉猎,为他最近几年与高丽大学金炳周教授合作主编的《朴正熙时代》(二〇一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九十年代,傅高义对中国、日本和整个东亚社会的洞悉,已经使其成为美国最为著名的亚洲研究专家。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九九三年在哈佛大学的同事、后来提出“软实力”一词的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出任克林顿政府的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时,自然就会邀请自己的老朋友傅高义出任东亚情报官,为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提供材料与分析背景。不过,这样的“从政”机会对一个六十三岁的人来说似乎有些晚了,所以仅仅两年后,傅高义再度返回哈佛,接替人类学家华琛(James L. Watson),(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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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7年6期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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