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和政策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8 次 更新时间:2017-06-19 20: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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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  


第一部分

经济增长的根源:投资推动抑或消费拉动

  

本文载《财经研究》2016 年第2期

  

   本章导读:现代主流经济学不区分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更不区分消费的类型,而是将所有支出都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甚至将消费乃至奢侈性消费当作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与此不同,古典经济学将投资支出视为经济发展的根本,从而对奢侈性消费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究其原因,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组织,核心议题是国民财富的增长;显然,组织运行的有效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取决于社会分工水平和生产迂回程度,而这都以不断积累和投入的资本为基础。相反,现代主流经济学仅仅关注当下的个人福利或效用,仅仅关注已经存在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从而看不到奢侈性消费和破坏性支出本质上的浪费性和损坏性。同时,古典经济学的投资支出不同于凯恩斯经济学,它依赖于没有消费掉的剩余产品及其在生产中的投入,而不是从民众转移的税收或从未来转移的国债;因此,古典经济学的投资推动增长观有助于认识现代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现象。

  

   一、引言

  

   在经济增长的动力根源上,包括马克思经济学在内的古典经济学与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存在根本性差异:前者致力于解决物质财富的匮乏,不仅从劳动投入角度来建立价值理论,而且从基于劳动分工角度构建了经济增长的供给推动论;后者则主要关注个体需求的满足,不仅从效用最大化角度来建立福利理论,而且从当下的有效需求不足来构建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理论。相应地,“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与其说是新古典经济学(包括凯恩斯经济学),不如说是古典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经济学),因为他根本上侧重于通过促进分工深化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而提高潜在产出水平。为了清楚地认识这一点,本文对相关议题作一思想史的梳理,集中剖析古典经济学注重资本积累的理论基础,并以此来审视一些为大多数人熟视无睹的社会经济现象。

  

   二、奢侈性消费的思想史审视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和消费理论:(1)边际效用学派认为,消费体现了个人的自由选择以及对个人福祉的追求,消费水平也成为社会繁荣的标志,从而致力于寻找使既定生产要素得到最佳配置并使消费者满足最大化的途径,研究既定目的和手段选择之间的关系;(2)凯恩斯经济学认为,消费支出构成了社会总需求的主体,是决定社会就业量的基础,也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从而研究如何激发个人消费以防止经济萧条,必要时以公共支出来加以弥补。正是受到这些理论的鼓吹和影响,就促生了各种刺激消费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以致追求消费之风逐渐主导了现代商业社会,乃至萌生出追求炫耀性消费的有闲阶级。

  

   那么,现代主流经济学为何如此重视消费呢?一般地,这既有社会环境的因素,也有经济思想史的渊源。就社会环境因素而言,(1)西方社会不断推出的技术革新所创造的产品已经超越了在目前社会分配结构下人之欲望的上升幅度和速度,先有产品的生产再引导相应的消费已成常态,因而如何借助广告等媒体来刺激个体的消费欲望之上升就成为重要课题:(2)现代消费已经脱离了简单的生理需求而成了社会性需求,而社会性需求则与知识、信息、趣味以及社会风气有关,因而通过研究消费的变化也就成了促进有效生产的关键。就经济思想史渊源而言,(1)为了提高国家竞争力和促进财富创造,重商主义就大肆鼓吹进行公共工程项目的投资以及奢侈性消费以减少“过多的人员”,这启蒙了凯恩斯,并成为现代各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特色;(2)重商主义后期的孟德维尔更是以讽喻诗形式为当时的奢侈风气辩护,将奢侈行为视为推动社会繁荣昌盛的力量,而将俭朴行为视为导致社会衰退的原因;(3)桑巴特则分析了奢侈消费对资本主义成长的影响,发现大规模的工业主义首先发生在奢侈业,从而认定资本主义正是由奢侈行为所推动。

  

   不过,在经济思想史上,对奢侈性消费持赞美和鼓吹的学者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是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情形的观察家和肯定者,主要有孟德维尔、马尔萨斯以及桑巴特等人。这些学者的认知来源有二:(1)从伴随资本主义崛起而盛行的奢侈消费现象中总结;(2)对早期基督教禁欲伦理观的反动。例如,针对当时受到严重贬斥的个人逐利行为和奢侈消费行为,孟德维尔写道:“奢侈驱使着百万穷汉劳作,可憎的傲慢又养活了一百万穷汉”,“在这种情况下,穷人也过着好日子”;而一旦“随着傲慢和奢侈的减少,一切艺术和技巧都相继消失”,整个社会将一片萧条。[1]同样,有感于17世纪末在欧洲广泛出现的不断增长的财富带动的奢侈品需求,桑巴特强调,“奢侈促进了当时将要形成的经济形式,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所有经济‘进步’的支持者,同时也是奢侈的大力倡导者。它们唯一担心的是害怕奢侈品的过度消费会损害资本积累。”[2]甚至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也承认,“奢侈品鼓励了消费水平的提高,刺激了工业的发展,促进工业新产品的发明创造并投入大批量生产。它是我们经济生活的动力源之一。工业的革新于进步、所有居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都应当归功于奢侈。”[3]

  

   与此同时,从古典经济学兴起直到边际效用学派崛起之前的学者大多都对奢侈之风持反对态度,代表性人物有魁奈、莎夫兹伯里、哈奇森、斯密、李嘉图、穆勒、巴斯夏、西斯蒙第、李斯特等。他们的认知来源也主要有二:(1)社会经济发展从商业流通到工业制造转向使得学者们察觉到了奢侈性消费带来的严重后果;(2)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使得学者们得以从价值创造和分工拓展的角度剖析到资本积累的作用。例如,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真正鼻祖的重农学派创立者魁奈强调农业的生产性以及其他行业对农业的破坏,并将在一个极其贫困的国家中为贵族服务的奢侈物品生产视为非生产性的。再如,古典经济学开创者斯密主张对奢侈品课以重税,要求在高度公路对奢侈品运输征收比普通货运更高的费用,对“富人的懒惰和虚荣”征税,对酿酒厂课以重税以抑制烈性酒的消费以引导人们饮用有益于健康和保持充沛精力的啤酒和麦芽酒。[4]同样,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穆勒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资料集中以及资产阶级的奢侈生活进行了谴责,认为他们的收入与生产活动并没有必然联系。

  

   可见,在究竟如何理解奢侈性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上,不同学者的理解显然是不一样的。而且,这种不同认识还呈现出明显的历史阶段性:边际革命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多对奢侈性消费行为持批判态度,边际革命以后的主流经济学家则越来越重视需求并高度肯定奢侈性消费的社会作用。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认知差异呢?这又涉及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任务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早期资本主义面临的根本课题是:投资不足对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障碍。基于这一课题,古典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根本上依赖于投资支出,生产性劳动和剩余产品的投入则是经济增长的根本要素,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社会需要大量的剩余产品积累,并且配置到有利于扩大再生产的地方。相反,后期资本主义面临的根本课题则是:社会需求不足对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制约。基于这一课题,现代主流经济学不再区分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更不区分消费的具体内容,而是将所有支出一视同仁地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尤其是,受周而复始经济萧条的影响,它将消费乃至奢侈性消费当做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只有当私人消费需求不足时,才由政府施加替代性的公共投资需求。

  

   问题是,究竟是投资支出还是消费支出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根源呢?事实上,根据皮凯蒂的资本主义第二定律:β=s/g;其中,β是长期资本与国民收入之比,s是储蓄率,g是增长率。[5]一般地,如果β是稳定的,那么,较低的储蓄率必然伴随着较低的增长率。例如,目前欧美发达国家的储蓄率s几乎都在6%以下,那么在皮凯蒂设定的β大约为6的情形下,相应的增长率g就不会超过1%;相反,东亚国家的储蓄率s往往在20%左右,相应的增长率g就可以超过3%;进一步地,目前中国社会的储蓄率s甚至高达50%,从而往往可以实现超过8%的增长率g。如果考虑到β在不同社会的差异,那么,由于储蓄率s的差异将会伴随着更为显著的增长率g。例如,发展中国家的β往往要比发达国家为小,假设当前中国社会的β是4,那么,在50%的储蓄率s下就可以实现12.5%的增长率。显然,储蓄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机制就是转化为投资,从这点上看,是投资支出而非消费支出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根源。正是基于财富生产和创造的角度,古典经济学家极为重视资本积累而贬斥奢侈性消费。

  

   三、如何看待奢侈性消费:破窗理论的审视

  

   巴斯夏虚构了一个场景:一个店主的儿子不小心打碎了一扇窗户玻璃,此时引来了一群围观者,他们对打破玻璃而造成的财产损失表示惋惜,对店主不得不花钱来修复窗户表示同情。但是,一群老练的经济分析家却异口同声地说:“不论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天下总有人会得到好处;人人都得过日子呀,如果玻璃老是不破,要玻璃工干什么呀”;而且,他们还 “说打破玻璃是件好事,说这能使资金周转,说由此可以导致整个工业的发展”。[6]因为店主不得不重新购买一块玻璃,而玻璃商又可用这笔钱去支付给另外的人,如此循环。因此,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这个看起来是有害的破坏行为,创造了需求,引发了资金周转,从而刺激了经济发展增长。而且,当时还有学者宣称,“如果烧毁巴黎,那将有那么多房子要重建,会带来多少生意啊。” [7]很大程度上,这种观点也可以看成是原初凯恩斯经济学,破坏性消费通过乘数效应而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正是受这种流行观点和凯恩斯学说的影响,人们就津津乐道于所谓的“破坏创造财富”说,并进而推广到洪灾、地震、战争等。例如,国内有学者就大肆宣扬,“洪水有利于经济建设”,“1998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35%。”[8]相应地,在9·11事件发生后,这些经济学人同样可以说,这次恐怖袭击可以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会带来建筑业、市政建设的繁荣。实际上,这种千篇一律的安慰已经形成为一种理论,并指导着我们绝大多数的经济制度和实践。当前中国社会就存在非常多的“玻璃工”,很多“窗户”造出来就是为了打破的,从而不断促进地方GDP的增长。同时,鉴于破坏性行为和奢侈性消费之间的极大相似性,社会上就流传开“奢侈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基本动力”之类言论和信条,如“聚藏钱财会使民族的血脉枯竭”,“大人物的奢侈可以使小人物生活得更舒服”,“纨绔子弟毁了自己却富了国家”,“穷人的面包就是富人的浪费做成的”,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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