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非:帝国的分裂:美国独立战争的起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7 次 更新时间:2017-05-29 22: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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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非  

  

   郑非,上海政法学院

  

   埃德蒙·柏克是十八世纪英国的重要政治人物,也是北美独立这一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当然,现在他更多以保守主义先驱闻名),有一次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时,他愤然抨击道:

  

   “个别人、甚至一伙人行为无状,因而扰乱国家的秩序,是事诚然有之;国民在重大问题上与政府分歧,从而扰乱一庞大帝国的若干政区,也时时而有。但依我对这类事情的看法,则两者的处理方式,无论从情理还是从策略上讲,都有极大的区别。把刑法的常规概念,运用于这场重大的社会纷争,依我看是浅陋的,是书呆子的作风。”

  

   本书(《帝国的分裂:美国独立战争的起源》)的写作可以说就是为柏克的这句话做注脚。

  

  

   北美自大英帝国独立是十八世纪的一重大事件。后人,尤其是我们,多把它宣扬成一场“民族解放战争”。下面我将指出,这种看法是不真实的,而且严重的削弱了这件事( 北美独立)本身的历史意义。

  

   这里有几个指标可以用来衡量北美在大英帝国治下的境遇。首先是身高。美国著名的计量经济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在1980年代早期对美国的历代身高水平做过一项研究——在英法七年战争期间,入伍的北美士兵的平均身高大约是1.73米,同时期的不列颠士兵在这些北美人面前大概都是“二等残废”(他们的平均身高是1.66米左右)。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数字(1.73米)不起眼,根据陈叔倬、李其原两位对清代中国人身高的研究,同时期的中国男人的身高也就是1.60~61米左右。2015年最新的报告显示,当代中国男人的平均身高也才到1.67米。我们都知道身高部分反映营养水平(自己的和祖辈的),间接反映生活水平。这个身高数据实际上表示普通北美人至少营养水平都不错,比不列颠人要过的好。

  

   当然,有人可以说,吃得好并不等于北美人没有受到压迫,这只能证明北美的食物比不列颠来的便宜、丰富,考虑到北美的自然条件,不足为奇。这里有另外一个数据——北美人的税负水平。假如以一个普通不列颠人所承受的税负指数为100的话(5.76美元),一个北美人才缴纳2到4的税收(0.1到0.22美元)。换句话说,北美的税负是不列颠的1/25到1/50。当然,假如北美人的收入很低,那么一小点税收也可能成为很严重的负担,所以我们接下来还要看北美人的收入水平。根据美国经济史学家的估计,一个普通北美人在1775年的人均收入是60美元(如果用CPI来衡量,这笔钱相当于2015年的1920美元)。这笔收入可并不低,即使放到1989年,也可以把世界上一半国家甩在后面——用经济史学家们比较谦虚的说法来讲,北美人从未真正的穷过。以这种收入水平来衡量北美税负的绝对值,就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小数字——三百税一到六百税一。标标准准的轻徭薄赋。

  

   等等,也许有人会想,即使英国的税收的再轻,也不能断定英国对北美就没有压迫啊,我们都知道英国对北美制定了许多贸易、产业限制法规(即航海法令),也许这些法规对北美人造成了相对剥夺呢?如果没有这些法规,北美人会变得更富有也说不定。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托马斯在1965年对北美在英帝国治下的(直接加间接的)经济得失做了一番计算,计算的结果是1763年之前基本没有损失,1763到1772年间每人损失0.26美元(1770年达到峰值,人均损失0.41美元)。经济学们的共识是,这些限制法规几乎没有对北美造成损失。这一方面是因为北美人少地多,本来就不适于发展许多产业。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抱怨说这些限制其实是凭空想象、徒劳无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英国的这些法规在很大程度上执行不严的缘故。英国还额外的给了很多津贴,负担了北美的防务费用,鼓励了北美的航运业发展。七算八算,英国人是吃亏的。

  

   咱们加总一下以上几个数据,一个北美人在英帝国的统治之下,每年的损失(税收+贸易损失)差不多是三毛到七毛之间。这个负担怎么也不能说高。当然,假如这个负担不是平均分配,而是集中在某些人或某个阶层之上,那倒也是有可能激起怨气的。但是,人们一般认为,在航海法令下,南部种植园主(尤其是烟草种植者)承受着大部分负担,但是在整个独立运动中,相对新英格兰来说,南方各殖民地是不够积极主动的。

  

   我们这个假设的异议者可能反驳说:“好吧,也许英国确实没有在经济上压迫北美,但在政治上呢?”这个问题很好回答——相比起西班牙帝国将其南美领地划成四大总督区、总督的意志就是殖民地的法律而言,英帝国在北美的统治可谓松松垮垮、支离破碎。公允的说,可以叫做“一国两制、美人治美”。一国两制体现在北美在英帝国内享有特别自治地位,帝国只负责管理外部事务;美人治美则指的是各殖民地的官吏由北美人自任(英国有时候也会空降总督,但总督职权有限,极受本地挟制)。用柏克的话来说:“在其所有的内部事务中,(北美)有着自由政体的每一特征……实际上她是独享内部之统治权的……与人类之通常的状况相比,则也算得上幸福,算得上自由了。”

  

   “那么,也许是文化上的问题?也许北美人发展出了特别的民族、地域认同,而不为英国人所忍受?”

  

   不好意思,这个也不是事实。一直到1776年独立宣言发布之前,北美大陆会议的口号都是“恢复我们作为英国人的自由”。从当时人们的言论上来看,也没有什么“民族主义”迹象,倒是相反,许多日后的革命者口口声声宣告自己的爱国之心与英国认同。比如弗兰西斯·霍普金斯(Francis Hopkinson),他是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之一,也是美国国旗的设计者。他在1766年说道:“难道我们不属于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吗?身在美洲的我们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英格兰人,尽管我们被大西洋的波涛重重隔开,但我们的忠诚依旧。”约翰·亚当斯,美国的第二任总统,在给妻子阿比盖尔写私信的时候,骄傲的说,新英格兰不仅要比美洲其他殖民地优越,也要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高出一筹。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里的居民都是纯粹的英国血统。假如说上面这些人都是政客,可能言不由衷。那么1776年6月21日马萨诸塞的一个小镇托普斯菲尔德(Topsfield)的居民在一份要求北美独立的决议中写道:“那时(几年之前)我们还把自己看做是大不列颠国王的快乐子民,那是我们父辈的国土,也是我们的母国。我们曾认为,捍卫大不列颠王室的尊严既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利益所在。我们总是出自自愿这么做的,既用我们的生命,也付出我们的财富。”这大概就是一般老百姓的心声。这样的言论不胜枚举,就不赘述了。

  

   总之,英国在北美“横征暴敛、肆行压迫”导致北美反抗这种说法,是说不过去的。这个其实在美国革命爆发的时候,就几乎是一个共识——北美的保皇主义者彼得·奥利弗(Peter Oliver)批评说:“这是地球上从未有过的最胡闹和不自然的叛乱。”而美国建国之父之一埃德蒙·伦道夫也承认:“(美国革命)没有直接的压迫因由,不是基于仓促的感情之上……(实际上)是理性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北美人还会造反,搞“分裂主义”呢?这就是一个需要我们好好回答的问题。

  

  

   在造反问题上,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智慧是“官逼民反”。数千年以来,官吏横暴、民不聊生于是天道陵替,是中国历史上一再上演的历史周期,久而久之,似乎成了我们在考察重大社会冲突乃至国家分裂问题上的固定视角。但这个视角不是没有问题,它太过狭隘,太过短视,只着重于具体的利害冲突,忽视结构性的紧张因素与互动策略上的问题。简单的说,如果有人觉得造反只会是“官逼民反”,反过来说,也意味着认为“官若不逼,民就不该反,不会反”。这个“智慧”,把“人民”的冲突约减为“人民币”的问题,在很多场合下其实都是不行的。比如北美独立这个例子。

  

   要想知道北美人造反缘由,前人珠玉在前,这里有几本书可以推荐给大家。首先是伯纳德·贝林的《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这本书叙述了美国革命思想是如何从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的思想资源中浮现的,十八世纪中叶英国的政治与社会动荡又是如何触发了殖民地人士的“危机”想象,从而点燃了革命的导火索;接下来是杰克?格林(Jack P.Greene)的《美国革命的宪法根源》(The co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和约翰?菲利普?里德的《美国革命的宪法史》(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这两本书探讨了英帝国的宪法争议、来源与发展,以及各路人马对帝国宪法结构的不同认知;最后是罗伯特·图克和大卫·汉德瑞克森(Robert W. Tucker, David C. Hendrickson)的《大英第一帝国的衰落》(the Fall of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一书,这本书着重介绍了英帝国统治阶层对其北美政策的评估以及其策略,尤其描述了英国内阁的犹豫与被动。

  

   这里有两个旧观念需要我们先转变一下:1,不要把北美的独立只看作是殖民地对帝国的反抗,而应该看出,美国革命其实也是一场英国内战。北美独立不是战争的起因和目的,而只是内战的结果;2,不要再单纯从英美关系的角度出发考虑北美独立问题,而应该把英帝国的整体内部政治、社会环境纳入视野。

  

  

   如果说北美独立是一场英国的内战,那么这场内战的起因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穿越回十八世纪中叶的不列颠,我们会发现这个国家处于明显的不稳之中(当然,没有1789年的法兰西那么恐怖),它还没有“走出革命”。伯纳德?贝林在研究这个时候的政治宣传小册子的时候,曾经惊愕的发现,这些小册子的作者真的觉得,整个国家都处于严重的政治威胁之中(过去我们的印象是,光荣革命解决了大问题,但当时的人们似乎不这么认为)。贝林指出,“在这些语汇背后存在着真实的恐惧、真实的忧虑以及一种真实的危险意识”。是的,尽管光荣革命受到如此众多的赞誉,但却也留下了许多政治隐患,这些隐患将在这一时刻引发持续不断的政治与社会动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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