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改革开放40年来的美国史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4 次 更新时间:2019-03-05 10:36:24

进入专题: 世界史   美国史  

李剑鸣  

  

   同其他学科和研究领域一样,近40年来国内美国史研究的种种变化,无不与改革开放的进程息息相关,同步共调。20世纪70年代末期启动的改革开放,随之而兴的思想解放,以及中美的正式建交,对美国史研究的兴起都是至为有力的杠杆。在80年代的思想和学术风气中,我们的研究者不仅拂去了覆盖在美国历史上的浮尘,而且开始就许多以往未曾触及的重要问题展开讨论,并着手编纂大型的美国通史和美国历史词典。在90年代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中,美国史研究更有突飞猛进的发展,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学术水准逐步提升。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加之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兴起,国际交流更趋活跃,美国史研究也获得了新的生机。回顾40年来的历程,对于我这种亲历整个时期的研究人员来说,真不免感慨万千,浮想联翩。

   就我的知见所及,虽有改革开放的东风之助,但美国史研究在这40年的历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前期,哪怕是某一点细微的进展,都是在克服许多困难、排除各种干扰的情况下取得的。以美国在许多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美国史在诸国别史中最易于同政治风向、外交变化乃至人们的好恶形成联动,以致学术和其他问题的边界总是纠缠不清。我们的研究者不得不面对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对于具体问题的理解也须冲破某些思维定式的桎梏,而一些挑战成说的新探索和新见解,还难免受到猜忌和误解。另一个突出的不利因素在于研究条件简陋,资料严重匮乏。有很长一个时期,国内各研究机构的美国史藏书为数不多,通常比较老旧,原始材料尤其稀缺,而且交流和分享也甚为不便。当时的国力也不足以支持较多的学者出国做研究,要去美国往往需要借助于境外的资助。就更大的学术环境而言,整个中国史学都处于重建和转型之中,本土理论资源相当缺乏,外国史研究的积累尤其薄弱。因此,美国史研究难以从本土学术和思想中汲取充分的滋养,这对它的成长和成熟更是一种根本性的制约。

   但无论如何,美国史研究一直在朝着乐观的方向发展。在启动和奠基的阶段,黄绍湘、刘绪贻、杨生茂、丁则民、刘祚昌、邓蜀生等老一代学者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大多在1949年以前留学美国,回国后经历了政治和思想上的本土化,改革开放的时代则带给他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于是,他们唤醒早年学术训练的积累,发挥老当益壮的精神,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尽最大的努力来建设中国的美国史学科。一方面,他们以自己的研究和著述来确立学术标准,并示后学以轨则;另一方面,他们大力组建学术梯队,扩充研究资料,成立学术团体,培养研究人才,推动国际交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内美国史研究的基础完全是由他们奠定的,离开了这个基础,后来的发展和进步也就根本无从谈起。在人才培养和代际交替方面,老一代学者更是做了极富成效的工作。目前,他们当年指导的研究生大多正当壮年,而且接过了人才培养的接力棒,把一批又一批年轻学者送入这个领域。这无疑是美国史研究保持活力、稳步前行的基本保障。

   在这40年里,我们的研究者始终在进行两方面的思考和摸索:一是如何使美国史研究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有益因素;二是如何通过与美国史学界的交流、合作而不断提升研究水平。中国的开发和建设需要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技术,需要加入世界市场,需要和平而开放的国际环境,这无疑是举国上下的共识。美国以其发展速度之快,综合国力之强,国际影响之大,很自然地在这些方面成为最受重视的国家。美国史研究者无疑也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迫切希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出力,因而普遍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关怀。这正是他们从事专业工作的热情和力量的一个源泉。与此同时,他们也深知国内研究基础薄弱,在理论和方法上存在很大的局限,于是特别注重同美国史学界进行交流。他们倾力译介美国史学著作,邀请美国学者前来讲学,远赴大洋彼岸从事研究。另一方面,美国方面所提供的各种资助和机会,美国学者的热情帮助和支持,以及美国史学资源的开放和利用便利,都给国内美国史研究的成长带来了巨大的助益。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的美国史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品格,在国内史学界也大体上树立了自己的学术形象。虽然研究者大多满怀强烈的现实关怀,十分看重课题的现实意义,但是他们对历史和现实的区分、学术和政治的边界,也有着越来越清醒的认识。他们的问题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来自历史和现实的碰撞,但是在解读史料、构筑解释框架和提炼论点时,他们则首先考虑学理和历史语境,倚重脉络清晰而可以把控的理论和方法。也就是说,他们越来越自觉地以历史主义来稀释“现时主义”。在面对具体的研究题材时,越来越多的学者以探究史实、提供可靠而可信的知识为首位的考虑,而不再采取道德化或情绪化的姿态来批判和谴责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且,他们密切关注欧美史学的前沿进展,努力拓展研究领域,发掘新的题材,尝试新的方法。他们也越来越重视问题、材料和理论之间的适配性,并尽力在本土需要和国际对话之间寻求平衡。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具备理论和方法的自觉,努力调用多种多样的理论工具,尝试构筑富有新意的解释模式。在这40年里,许多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并借鉴现代化、跨国主义、全球主义和文化研究等理论和方法,大力批判美国例外论、种族主义、文化优越论和霸权主义等思想取向。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基于中国文化本位意识,力图开掘中国学者在视角和解释资源上的长处,极力促使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形成某种特色。他们相信,中国学者有身在“山”外之利,凭借本土文化的铺垫,基于中国人的视角,可望取得不同于美国学者而又能为他们所看重的成果。还有学者提出了美国史研究的“中国特色”的命题。不过,各种形式的文化隔膜、“西方主义”和其他偏见,也对历史地理解美国、学术地处理具体题材,造成了很大的妨碍。

   毋庸赘言,美国史研究水平的逐渐提升,离不开资料方面的革命性改善。在主要依靠纸质文献的阶段,多数学者都深为资料匮乏所苦,材料的单一和单薄乃是多数论著的最大软肋。自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网络和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加以许多大学投入资金购置数据库,出国研究的机会也明显增多,于是资料匮乏的问题得到了根本性的缓解。现在,我们的美国史论著在所征引文献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十分惊人的变化。一部专著的参考书目往往多达数百种,有的甚至在千种以上。资料种类则包括研究文献和原始材料,而且后者所占比重大为上升,有些论著所用史料还有一定的多样性。

   诚然,同其他研究领域一样,美国史的研究人员良莠混杂,学术水平参差不齐,所出论著泥沙俱下,片面追求数量、低水平重复乃至抄袭和剽窃的事例也不罕见。但是,从总体上看,近40年所取得的进步仍然是足可称道的。据有关统计,在研究人员、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出版专著以及在权威期刊登载论文的数量方面,美国史在诸国别史中均居于首位。另外,成立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学术活动的组织和协调方面形成了稳定的机制。这个学术团体定期举办会议和评奖,组织国际交流,推动信息和资料的分享。

   就具体的研究而言,最显著的地方在于领域不断拓展,路径时有更新,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论著逐渐增多。在最初阶段,政治史、外交史和劳工史几乎构成了美国史研究的全部。直到近期,政治史和外交史依然是美国史研究中最丰产的园地。起初,政治史学者关注的是重要的政治事件、政治制度和政治人物,后来逐渐扩展到政治文化、公共政策、底层抗争、身份政治、权利革命等题材,并借助政治学、法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极大地提升了对具体课题的解释力。外交史曾长期采取政治史的研究路径,侧重探讨联邦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有些学者受到欧美史学中“文化转向”的启发,开始关注文化与外交的关联以及文化作用于对外关系的方式,探讨外交理念和国际关系思想的演变。另外,在国际史、跨国史和全球史勃兴的潮流中,外交史研究的空间维度也开始超出美国的国土疆界,扩展到更大的范围,讨论具体问题时的视野也更加开阔,更加多维。同外交史相关的一个重要发展,在于冷战史研究。尤其是在“新冷战史”兴起时,中国学者不失时机地融入了这一前沿的趋向。

   另一些史学的经典领域,如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和史学史,虽然也出现了一些有分量的论著,但整体上仍然比较薄弱,还有很大的拓展余地。不过,这个时期我们的研究者在欧美史学的启发下,开拓了一些新的领域和题材。尤其广受称道的是,美国城市史研究从无到有,在不长的时期内形成了有规模的学术团队,研究题材也从城市物质空间扩展到人文空间,从美国城市延伸到多国城市的比较研究。还有一些年轻学者开始涉猎环境史、生态史、疾病和医疗史等新兴题材,并推出了一些颇受关注的论著。尽管这些研究难免带有尝试阶段的稚嫩,但所显示的可能性仍然是令人鼓舞的。

   在回顾和评估40年来的美国史研究时,我们还可以选取几个相互联系的比较视角。从纵向来比较,在1978年以前,国内的美国史研究虽已有起色,但基本上属于编译或编写的范畴,而且深受非学术性因素的支配;到了1978-2018年这个时期,自主研究的成分逐渐增加,具有学术创新意义的论著也慢慢多了起来;而且,2018年的状况较之1978年时也不啻有天渊之别。在横向的维度,美国史研究固然不能与同一时期的中国史研究相比,因为两者在传统、规模、研究方式和影响力等方面,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不过,较之世界史其他研究领域(尤其是其他地区和国别史),美国史在成果量和认可度上都是居于前列的。

   不过,如果把国内的美国史研究与美国史学相比较,我们的心情立刻就会变得沉重起来。诚然,国内的情况与美国大不相同,而且我们的研究方式和旨趣也有自己的特点;可是,无论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在学术的水准和影响方面,我们同美国史学无疑有着巨大的差距。我们很少提出有意义的新问题,更缺乏重新界定研究领域的能力,甚至还没有达到进行有效的国际对话的程度。国内学者中固然不乏了解国际史学前沿的人,但很少有人能真正从事前沿性的研究,更遑论在问题和方法上引领研究的潮流。美国外交史和冷战史在国内应是比较成熟的领域,这主要得益于美国的材料较多且易于获取,而在中国材料方面也有一定的“近水楼台”之便。但是,从问题、方法和解释模式的角度看,我们在这方面也很难说真正进入了国际学术的前沿,因为即便是最出色的论著,大抵也是追随“文化转向”和“新冷战史”等美国史学趋向的产物,至多只能说是“预流”而已。

那么,做这样的比较岂不是自挫士气而徒增烦恼吗?其实未必。对一个明智而心态开放的学者来说,通过这种比较不仅能看到差别和差距,避免沾沾自喜和故步自封,而且有助于理性地思考本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前景。我们知道,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按照研究领域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开放的国际性研究领域,比如古典学、埃及学、亚述学、拜占庭学、中世纪史、二战史和冷战史等。在这些领域,虽然欧美学者长期居于领先地位,但毕竟不属于任何国家的专擅,多国学者一直都在参与和合作。正是在这些领域,国内从欧美留学归国的人最多,其研究活动和成果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性。第二种是半开放的区域和国别史,因所涉及的区域和国家在国力和学术资源上存在限制,自身的研究没有产生很大反响,于是欧美学者乘势而入,捷足先登,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并确立了范式和标杆。诸如非洲史、拉美史、东南亚史、印度史、中亚史、中东史等,都属于这个类型。按理说,欧美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学者借助本土学术的支撑,也可以参与其中。不过,目前中国学者在这些领域的水准和影响都有待提升。第三种是对西欧(主要是英、法、德、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美国、俄国和日本历史的研究,所涉及的国家均有着深厚而博大的史学传统,占据丰富的学术和出版资源,在语言和文化上又大多具有亲缘关系,彼此交流切磋,相辅并行,不仅在这些领域研究成绩斐然,而且往往引领国际史学的潮流。在这些领域,其他国家的学者想要取得发言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世界史   美国史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世界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5365.html
文章来源:《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