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万岁山兴废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6 次 更新时间:2017-05-16 16: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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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  

  

   偶翻资料,看到清初文人陈维崧一阕名为“艮岳”的《满江红》,文字不长,照录如次:

  

   宋室宣和,看艮岳、堆琼砌璐。也费过、几番锤凿,两朝丹垩。花石纲催朱太尉,宝津楼俯京东路。晋铜驼、洛下笑人忙,曾回顾。

  

   花千朵,雕阑护。峰万状,长廊互。使神搬鬼运,无朝无暮。一自燕山亭去早,故宫有梦何由作?叹世间、风物剧催人,成南渡。(《陈维崧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页75-76)

  

   艮岳,即万岁山,或连称艮岳寿山,别号华阳宫,是宋徽宗倾力打造的一座“一号工程”。如果按动工时间——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计算,距今恰好900周年。北宋定都东京汴梁,历经九个皇帝,在其167年历史上,有识之士曾多次讨论首都安危问题。明人李濂的诗句:“无险难为国,云何此帝州?图燕真失策,徙洛是良谋。”(《汴京遗迹志》,中华书局,1999年,页441)即是对此事的描述。但在当时,定都何地,“在德不在险”的说法占了主流。宋辽澶渊之盟后,奠定了北宋的百年和平。徽宗皇帝是个太平天子,既无恢复燕云十六州的雄心壮志,也没有防患于未然的忧患意识,整天沉溺于他的瘦金书、花鸟画的艺术宫里,他虽然也知道开封此地“广野平陆,当八达之冲,无崇山峻岭襟带于左右,又无洪流巨浸,浩荡汹涌,经纬于四疆”,并不适合作为一国之首都,但他一厢情愿地认为,大宋国都“垂二百年于兹,祖功宗德,民心固于泰、华;社稷流长,过于三江、五湖之远,足以跨周轶汉,盖所恃者德而非险也。”(《挥麈录》,中华书局,1961年,页72)他以民心的当然代表自居,以为凭借民心士气,众志真能成城,首都固若金汤。这个治国理政乏术,画工书艺超群的皇帝,他担心的并不是缺乏山川险阻,地理屏障的京城安危,他只为汴梁周围有河无山感到遗憾,加之一些术士的煽惑怂恿,于是,他下决心在首都东北(艮为八卦之一,代表东北方位,艮岳即由此而得名,在今开封内城之东北隅)打造一座假山,当然是一座艺术之山。

  

   北宋作为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富庶、文化最昌明、艺术最繁荣、科技最发达的国家,打造一座豪华的假山,在经济方面完全没有问题。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页277)这并非中国人自说自话,美国耶鲁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乔纳森·斯彭斯这样评价宋朝:“上一个中国世纪是11世纪。……上一个千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宋朝的首都在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人口达百万,是世界最先进最繁荣最庞大的城市。”(2000年1月1日《新闻周刊》)由于国家财力强大,建造这座假山的材料也就非常讲究。北宋朝廷几乎搜罗了疆域内所有的“异花奇兽,怪石珍禽”,在首都近郊垒叠、雕刻了这座假山,这座假山可说是一个乾坤、社稷、天下、江山的微缩版,是一处极大地满足了徽宗皇帝艺术心理的“一号工程”。然而,这个“一号工程”只是形象工程,并非政绩工程,政绩工程多少与国计民生有关,比如隋之运河与明之长城(目的与作用另当别论),这个艮岳只相当于秦之阿房宫或清之圆明园。虽然也在彰显国家实力与财富,但其功能主要供朝廷显贵用来消费与享乐。

  

   陈维崧词中的“花石纲催朱太尉”,“使神搬鬼运,无朝无暮”,指的就是徽宗主政期间启运花石纲,营造万岁山的重大事件。齐王好服紫,一国紫衣贵。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在任何朝代都有揣摩上意,投其所好的政治投机者。只因“徽宗颇垂意花石”,于是就招来了蔡京、朱勔这样的投机分子。蔡京作为丞相太师,一方面,制造虚假的盛世景象,另一方面,又制造奢侈合理的理论。“时承平既久,帑庾盈溢,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视官爵财物如粪土,累朝所储扫地矣。”(《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页13724)“丰、亨、豫、大”四字来自《周易》,按照蔡京的解释,“丰”:丰盛;“亨”:亨通;“豫”:安乐;“大”:阔绰。意思是说,我国已经进入物产丰饶、天下太平的盛世,作为一国之君,要学会享乐,善于消费,否则就违背天意,反而对国家不利。天子当然不应违背天意。而朱勔开始向徽宗“取浙中珍异以进”,正是蔡京“点拨”的结果。“至政和中始极盛,舳舻相衔于淮、汴,号‘花石纲’”。(《宋史》,页13684)朱勔筹办花石纲,“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他打着服务朝廷重大项目,保障皇帝一号工程的幌子,假公济私,中饱私囊,为搜集奇木异石,暴力强拆,无偿征收,无所不用其极,“所贡物,豪夺渔取于民,毛发不少偿。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玩,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识,未即取,使护视之,微不谨,即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彻屋抉墙以出。”(同上)保障花石纲的畅通无阻,成为当时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一切要为花石纲的运输开绿灯,“尝得太湖石,高四丈,载以巨舰,役夫数千人,所经州县,有拆水门、桥梁,凿城垣以过者。既至,赐名‘神运昭功石’。”(同上书,页13685)这块石头安放在艮岳的突出位置,并被徽宗封官赐爵,名曰“盘固侯”(《汴京遗迹志》,页59)。现在看来是否极其荒唐?《水浒传》中的杨志原本是朝廷命官,只因押运花石纲在黄河翻船,从而失去了官职。可见,花石纲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不论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必要的,因为一切都要服从于国家重点工程。身居九重的皇帝毕竟高屋建瓴,不知何时,徽宗皇帝发现了花石纲的弊端,于是采取断然措施,以兴利除弊,“帝亦病其扰,乃禁用粮纲船,戒伐冢藏、毁室庐,毋得加黄封帕蒙人园囿花石,凡十余事。”(《宋史》,页13685)只是对太不象话的行径予以禁止,然而,艮岳工程却不能停,仍然“听勔与蔡攸等六人入贡。”(同上)蔡攸者,蔡京之子也。所谓禁止云云,形式主义而已。

  

   陈维崧词中的“堆琼砌璐”、“花千朵,雕阑护;峰万状,长廊互”,描写的是艮岳的壮丽奢华。这艮岳有多大呢?明人李濂叙述道,“周回十余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介亭,分东西二岭,直接南山。……北俯景龙江,引江之上流注山涧。”(《汴京遗迹志》,页55)宋人张淏记录了艮岳千奇集聚,万美会齐的盛况,“大率灵璧、太湖诸石,二浙奇竹异花,登莱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异木之属,皆越海渡江、凿城郭而至。”(《艮岳记》)他在描写其中景物时,这样写道:“竭府库之积聚,萃天下之伎艺,……奇花美木,珍禽异兽,莫不毕集,飞楼杰观,雄伟瑰丽,极于此矣。”(同上)徽宗皇帝不仅是艮岳工程的总构想师,也是这一工程的总督造师,况且他本人也是历代帝王中一等一的艺术家,因此,没有谁的文字比他本人的《御制艮岳记》更能精确地概括艮岳胜概了,“东南万里,天台、雁荡、凤凰、庐阜之奇伟,二川、三峡、云梦之旷荡,四方之远且异,徒各擅其一美,未若此山并包罗列,又兼其绝胜,……”他甚至将艮岳与“泰、华、嵩、衡等同”起来。(《挥麈录》,中华书局,1961年,页75)他感叹道,“真天造地设,神谋化力,非人所能为者。”(同上)艮岳作为奢侈已极的皇家园林,如同后世的圆明园一样,与平民百姓没有任何关系,艮岳的毁灭,即使在宋朝也谈不上什么“国耻”,要说耻辱也只是“赵家人”的“皇耻”。偏偏由于金兵攻占首都汴梁,平民百姓才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一皇家园林。蜀僧祖秀在兵荒马乱之中有幸进入艮岳,他后来写了一篇《华阳宫记》,记述了亲眼所见的艮岳景观,“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与排墙避兵于寿山艮岳之巅。时大雪新霁,丘壑林塘,粲若画本,凡天下之美,古今之胜在焉!祖秀周览累日,咨嗟惊叹,信天下之杰观而天造有所未尽也!”并感叹道,“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胜,于斯尽矣!”(《东都事略》,齐鲁书社,2000年,页912)

  

   “宣和四年(1122),岁在壬寅,夏五月朔,艮岳告成”(《挥麈录》,页75),是艮岳竣工的确切日期。艮岳作为“一号工程”,徽宗皇帝赵佶作为最高领导人率领文武百官出席了竣工典礼,并亲自撰写了《御制艮岳记》(不知是否他人捉刀),并诏令朝廷御用文人献上赞美诗赋。《挥麈录》收录了李质、曹组二人奉旨创作的长赋各一,并有艮岳百咏诗一组。李、曹二人的行径向为后世文人所诟病。其实,在任何时代,都有这种谄媚权力,吮痈舔痔的文人。他们二人是奉旨行事,不得不尔,甚至在许多时代,此类人大抵都是“自干五”,不待召唤而行之。如此说来,李曹二人并不显得特别卑鄙。

  

   李、曹二人的歌赋,只是极尽词藻之铺排,文辞之渲染,在艺术上并无多大价值。在李质笔下,“岂若兹岳,神模圣作,总众德而大备,富千岩兮万壑。何小臣之荣观,忽承诏而骇愕。”(同上书,页78)大体反映了他的心理。他在歌颂皇上的同时,极力贬低自己,他拜读了《御制艮岳记》,竟然“仰奎文之圣述,如震栗乎春雷。”而他作为读者,“虮虱之臣不敢久以伏读兮,一再诵而心开。”(同上书,页76)朝廷官员虽是皇帝家奴,但自称“虮虱之臣”,也算是“伟大谦虚”!曹组在文采上更胜一筹,他赞美艮岳,“人间天下,飞潜动植,率在其中,不可殚极。”(同上书,页84)他歌颂皇上,“天子神圣,明堂颁制,视四海为一家,通天下为一气。考其迹则车书混同,究其理则南北无异。”(同上)这一说法其实自相矛盾,三山五岳就是皇上的园林,搞这样一个微缩景观还有何必要?

  

   在巍巍皇权面前,面对皇袍上的瑕疵,亲聆皇上的口误,目击皇朝的秕政,群臣们或因恐惧而无视,或为谄媚而虚誉,或为遮掩而曲解,似乎才是正常的政治氛围。在朝廷上下歌舞升平,颂歌盈耳之际,却出现了一位大煞风景的人物,此人名为邓肃,职位只是一名太学生。李质、曹组刚刚呈上一组“艮岳百咏诗”,邓肃竟然也献上了十一首“花石诗”,而他的诗与现场气氛是如此不搭调,与皇上的心情是如此不协调。他批评那些邀宠献媚者,“区区官吏,辄以根茎之细,块石之微,挽舟而来,动数千里。窃窃然自谓其神刓鬼划,冠绝古今,……”他不无讽刺地写道。“臣今有策,欲取率土之滨,山石之秀者,花木之奇者,不问大小,尤可以骇心动目,毕置陛下圃中,若天造地设,曾不烦唾手之劳。”(《栟榈先生文集》卷之一)他在诗中抨击朱勔之流鱼肉乡里,甚至对皇帝的昏庸也深藏劝喻:“守令讲求争效忠,誓将花石扫地空。”“饱食官吏不深思,务求新巧日孽孽。”“岂同臣庶作园池,但隔墙篱分尔汝。”“但愿君王安百姓,圃中无日不东风。”(同上)其耿耿忠忱,跃然纸上。一个叫林孜的人指出,邓肃“诗文类其为人,读之毛发森悚,神情奋激,视彼软靡谀妄之词,真不啻若粪壤尔。”(《栟榈先生文集序》)然而,在赵家政权充满了虚浮、谄媚的风气之下,“忠诚不绝对”即意味着“绝对不忠诚”,已经习惯了“千士之诺诺”的“政治正确”,不可能有人轻饶了“一士之谔谔”的逆臣妄议。邓肃的奏章与诗文显然触怒了徽宗,好在宋朝有太祖善待文人与谏臣的临终嘱咐,邓肃并未被关进牛棚或打入秦城,只是被逐出太学,贬回故里而已。\r

  

艮岳竣工仅仅五年,徽宗皇帝也许尚未踏遍艮岳的山石亭桥,听闻边关烽火,情势紧急,他匆匆脱下皇袍,躲到幕后,把其子赵桓推到前台,自己当上了太上皇。靖康元年(1126)冬,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金国,铁马冰河,长途奔袭,兵临城下,“金人犯阙,大雪盈尺,诏令民任便斫伐为薪;是日百姓奔往,无虑十万人,台榭宫室,悉皆拆毁,官不能禁也。”(张淏《艮岳记》)钦宗皇帝刚登基,允许军民人等进入皇家园林就地取材,抵御眼前的危险成为第一要务,以致现场一塌糊涂。艮岳遭到彻底破坏,是在金兵攻占东京前夜,“及金人再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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