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今天我们该如何纪念邓小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6 次 更新时间:2017-02-21 10: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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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  

   2017年2月19日,是当代中国最杰出的领导人邓小平逝世20周年纪念日。

   不管今天有多少人,或在官方组织下,或自发地纪念这位彻底改变中国和13亿中国人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我们都依然牢牢记得这个小个子的世界级伟人。

   这一事实本身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清一个事实:我们仍然生活在邓小平的时代。

   这就使得我们今天的纪念由回顾变成了展望:作为他的后继者,我们如何将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所开创的伟业推上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

  

如何实事求是,如何解放思想

  

   这要求我们首先回归邓小平本身,虽然改革开放已近40年,邓小平逝世也已20年,但这位世纪伟人所留下的丰厚政治遗产至今非但丝毫没有过时,而且依然蕴含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在我看来,“大胆”和“求实”,是邓小平政治品格中最鲜明的两个特点。反映到他的施政上,邓小平生前说得最多的两句话——“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便是他的政治遗产之立足点。

   用官方话语来说,“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此话一点也不为过。

   当中国百年现代史走到20世纪70年代末时,留给邓小平的是一个经济社会濒临崩溃、各种矛盾随时都有可能总爆发的危险的烂摊子。更为棘手的是,邓小平还继承了一个被极左路线的条条框框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思想和舆论环境。

   但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邓小平凭借着其超凡的勇气和智慧,将中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命运从危机的悬崖边上挽救回来,并一路走上高歌猛进的正确发展道路。

   因为现实政治的需要,邓小平自己也画了不少框框。但将近40年后回头再看,令我们印象深刻的,不是他所画下的那些框框,而是他突破前人和自己所画的一切框框的勇气和智慧。这就是邓小平的“大胆”、或者说“解放思想”的一面。

   然而,邓小平“大胆”和“解放思想”绝非不负责任的天马行空,凭空想像。邓小平的所有看似冒险的突破,无不建立在对社会现实脚踏实地的了解和深入细致的分析基础上。这就是邓小平“求实”或“实事求是”的一面。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从来没有,也绝不会从书本知识或固有的意识形态出发,关在办公室里“设计”出一套看似完美无暇的政策方案。

   邓小平推行的所有改革,几乎全都是民间局部自主探索取得成功的经验经过总结和提高后,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层次上的全面铺开。因此,这些改革举措必然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深厚的民意基础和切实的可操作性。

   而邓小平的“大胆”和“解放思想”体现在:只要经过调查研究认为这些突破创新是有益的、可行的,他就会全力推动国家制度、法规、政策的调整,以便为它们保驾护航,哪怕这种调整需要牵涉到再多的关系、冒再大的风险。

   基于这种“实事求是”的分析,邓小平在其生前“大胆”地提出了中国的基本国策,如果作一个简单粗略的概括的话,可以用以下三句他自己说过的话来表达:

   在国内问题上,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

   在国际问题上,韬光养晦,为国内的改革开放赢得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不能称霸,中国也没有称霸的本钱;

   在台港澳问题上,坚持和平统一方针,“一国两制”50年不变,50年后更加不可能变。

   上述这三条,放到当前焦躁纠结的国际国内和台港澳形势中去看,难道不是一点也没有过时,且仍然具有极其鲜明的针对性吗?

   邓小平还曾一再强调,“改革”与“开放”是密不可分的。

   今天那些对所谓“中国模式”自信满满的人士可能会认为,这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急需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的缘故。对他们而言,“开放”的使命到现阶段已经完成。

   但邓小平绝不会这么认为。他清醒地认识到,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仅仅是最表面的东西。邓小平曾多次明确指出,中国要全方位地学习外来的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模式,乃至整个制度体系。

   至于中国学习的主要“老师”,邓小平也说得一点都不含糊,就是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对外开放,某种程度上为中国改革确立了一个坐标体系。它从另一个侧面使改革的目标更为清晰可辨:跟上并融入当今世界最先进文明的脚步。

   我不认为,40年过后,上述这些教诲已经过时。

  

追问什么是改革开放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代伟人邓小平所留下的丰厚政治遗产中最重要的,毫无疑问就是改革开放本身。甚至可以说,这笔宝贵遗产中的其他部分,都是为服务于这个中心而存在的。

   但在今天,我们却格外有必要思索和追问“何为改革开放之真义”这个看似常识性的问题,因为这对于当下及未来的中国有着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相对而言,“开放”不是一个太容易产生歧义的概念,但“改革”却不然。如果我们将所有对现状(现行体制)的改变都视作“改革”的话,那么这个词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也背离了邓小平的初衷。

   实际上,邓小平当初提出“改革开放”政策时,当时人们对什么是“改革”、什么是“开放”,有着非常清晰的定义和高度的共识。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许正是由于40年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改革”这个概念本身在不少人——包括很多决策者——心目中的定义正日益模糊,并不时遭到曲解。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经常可以见到打着改革旗号的反改革举措,令人颇感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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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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