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尧:西方民主化研究的认识论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0 次 更新时间:2017-02-20 10:4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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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尧  

  

   内容提要:20世纪后期发生的全球性政治变革浪潮催生了民主化研究。研究者围绕民主转型的特点和阶段、民主转型的条件、转型之后民主制度的选择、民主如何得到巩固以及如何促进民主的国际化等问题展开研究。西方民主化研究在看待后发展国家的政治转型时,往往将早期民主国家作为范型,以西方民主国家的体制和成功经验为标准来衡量转型国家,将政治转型等同于民主转型,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作为民主化的目标,主张民主化不需要前提条件而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认为民主化就是政治精英设计和推动的结果。这种意识形态化的研究,损害了研究本身的客观性、科学性,对此,我们有必要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反思。

   关 键 词:西方民主化研究/认识论/反思

  

   20世纪后期,国际社会发生了一场几乎席卷全球每一个角落的政治转型浪潮,人们一度对民主化的前景欢欣鼓舞,甚至喊出了自由主义民主全面胜利的口号。相应地,在理论界也诞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民主化研究。从时序来看,西方民主化研究大体上形成了民主转型学(democratic transitology)和民主巩固学(democratic consolidology)两个领域。民主转型学聚焦于威权政权的解体过程,探讨威权政权向民主政权转型的动因、路径、特点以及影响因素等;民主巩固学则关注民主化之后政权巩固的进程、影响新生民主政权巩固的条件和因素等。

   然而,今天看来,大多数转型国家并没有建立起稳定的民主体制,未能走上有效的民主发展之路,而是在经济停滞与政治僵局之间徘徊,少数国家甚至陷入了政局动荡、民主解体的困境。尤其是近年来,许多国家的民主衰落出现了加快的趋势。现在研究者谈论更多的是民主腐蚀(democratic erosion)、民主逆转(democratic reversal)、民主崩溃(democratic breakdown)、民主回潮(democracy in retreat)、民主衰落(democratic decline)等话题。除了新兴民主国家,早期西方民主国家也陷入了困境,表现为政府效能低下、社会不平等加剧、贫富分化严重、民众对政府普遍不满。制度的稳定性正是政治衰败的根源之一,当人们对制度的认知固化、得势精英和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不愿改变现状并对改革充满抵触时,制度便逐渐走向衰败,民主制度也不例外①。

   当全球范围内的国家遭遇民主衰落之际,西方民主化研究也面临尴尬的境地。尽管不少学者承认民主化面临着问题和困难,但大多数研究者并没有放弃自由主义民主的幻想。许多转型国家民主建设不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缘于指导这些国家民主改革实践的理论本身存在问题,西方民主化主流理论在认识论、立场乃至方法论方面均存在根本缺陷。

  

   (一)民主转型还是政治转型?

   在20世纪后期全球政治变革的浪潮中,人们看到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景象,即大多数非民主国家开始向民主国家转型。这在比较政治研究领域中促成了一种乐观的研究范式即民主转型范式。这一范式的基本假设认为:(1)20世纪后期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变革均朝向民主的方向发生转变。(2)民主化按照一个有序的过程展开:首先是政治系统打破封闭状态,开启以政治自由化为取向的变革;紧接着是政治上的突破,前政权崩溃和民主制度建立,实行自由选举;最后是政权巩固,这是一个缓慢而有目的的发展过程。(3)相信选举在民主转型和巩固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选举不仅赋予政府以合法性,而且扩大了民众的政治参与,强化了政府对民众的责任。(4)转型国家的经济水平、政治历史、制度遗产、部族构成、社会结构等,在推动转型或转型过程中并非决定性的因素。第三波民主化可以在那些最不可能、最特殊的地方发生,是政治精英决定了民主化的启动及其结果。(5)第三波民主化转型以整合的、有效的国家为基础。民主化的过程包括政治制度的重新设计,如建立选举制度、改革议会制度和司法制度等,但以一个有效的国家为前提②。

   民主转型范式的假设几乎将所有发生政治变革的国家纳入向民主转型的范围,其依据就是将民主等同于选举,将选举竞争和多党制看作民主制度确立的重要标志③。这一理解具有误导性,因为熊彼特式的经验性民主概念不足以揭示民主的程序性标准,选举不足以证明一个国家已经进入民主国家的行列。如果缺乏自由、公正,实施选举制度的国家也可能是非民主国家,例如选举威权主义或竞争性威权主义的国家。选举政治虽然改变了政治行为者控制国家工具和资源的方式,但没有改变他们的行为逻辑。

   即便在国家层次上实现了向民主的转型,也不能简单地讲已经建立了民主体制。现代民主制应该被表述为许多“局部体制”的混合物,而不是“一种单一的体制”。伴随着民主化的推进,每一个局部体制都服从一种特殊的序列,按照独特的原则,在不同的场合被制度化④。现实的情况是,在大多数转型国家中,即便在中央层面建立了所谓的民主体制,在更广泛的次国家层面上,在地方和基层,转型前的体制基本上未发生变化,仍普遍保留了庇护主义、威权习惯甚至家长制的传统。

   所以,20世纪后期后发展国家所谓的向自由主义民主的转型很难说具有多大意义,在这些国家中发生的仅仅是它们政治生活中经常经历的一种政治变革。那种认为任何摆脱威权主义统治的国家都必然走向民主的观点是误导性的、不确切的。迄今为止,在20世纪后期所有发生政治变革的国家中,只有三十多个国家显示出民主的特征。在其他大多数转型国家中,虽然出现了一些民主政治的迹象,如定期选举、政党竞争、公民社会兴起等,但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民主赤字,如公民权利遭到践踏、代表性不够、司法不公等,这些国家往往被称为混合政体(Hybrid Regime)⑤。许多国家虽然具有了一些民主的特征,但没有进一步推动民主深化,民主的前景暗淡。显然,摆脱威权政体是一件事情,构造民主政体则是另一件事情,全球政治变革还是一个结果不确定的进程。20世纪后期以来后发展国家经历的与其说是民主转型,不如说是政治转型。

  

   (二)民主是政治发展的唯一目标?

   几乎无一例外,转型国家均将民主化作为它们的政治口号。在这些国家看来,民主就是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方式来产生政府的方法。而普遍选举权、政党竞争、分权、法治、责任以及人人自由、平等地参与政治生活,也成为西方民主化研究关于民主构成要素的基本内容。

   正是基于这种对民主的理解,许多后发展国家爆发了史无前例的自由化运动和民主化运动。基于西方民主国家以及新兴民主国家的示范效应,人们纷纷组织政党、走上街头、发动革命,以空前的激情和行动表达对民主的渴望。民主一度被推崇为国家政治发展的唯一目标。然而,近年来,转型国家的民主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2011年,阿拉伯世界爆发了“茉莉花革命”,诞生了突尼斯、埃及、也门等一批西式民主国家。但仅仅两年后,埃及军人重新夺取权力,也门陷入内战,其他伊斯兰国家的民主化同样举步维艰。即使在一些被视作民主转型成功范例的国家如西班牙、希腊、巴西、智利、波兰、南非,也存在严重的治理问题和民众不满。更糟糕的是,在大多数转型国家中,民主并未如人们所憧憬的那样带来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和生活改善。大量研究表明,民主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系。同样,新生的民主政权在减少社会不公方面也并未取得成功。20世纪90年代末,在前苏东国家如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社会公平较转型前严重恶化⑥。英格尔哈特从1981-2006年通过对43个国家相关情况的研究揭示,民主化不一定带来幸福。尽管在民主化初期,人们由于摆脱威权体制而感到“幸福”,但几年后人们的幸福感迅速下降⑦。倘若民主政府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促进经济增长、保障自由和平等、维护法治,民众最终会对民主制度失去信心。

   对此,西方民主化研究只是改变了研究策略,从研究为什么发生民主转型转而追问新的民主政体是什么样的,如何评价、改进民主政体的质量。研究者提出了对民主质量进行测量或评估的方法,以此来解释新兴民主国家乃至其他国家民主化的水平⑧。“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政体IV(Polity IV)、《经济学家》杂志(The Economist)、全球民主动态调查(Global Barometer)等组织以及研究者纷纷建立了对全球国家和地区民主质量的系统调查网络。大多数民主质量研究往往运用某种民主标准来衡量所有国家和地区,批评其他国家未能达到西方的民主标准。例如,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机构(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制定了民主评估计划,目的就是推动、援助某些国家实施民主改革运动。

  

   (三)民主就是自由主义民主?

   西方民主化研究在看待转型国家的民主化时,试图将产生于西方社会的特殊价值和制度普遍化,以早期发达国家的自由主义民主作为转型国家的目标,因而具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在这些研究者看来,转型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理想的、西方化的民主国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是其中的典型,他认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殊途同归,最终均发展为自由主义民主⑨。西方国家更是不遗余力地宣传自由主义民主的普世性,倡导人类政治形式趋同论。

   事实上,自由主义民主并非所有后发展国家的理想选择,由于脱离了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很多转型国家陷入了自由主义民主的泥潭。自由主义民主的产生具有历史特殊性,是在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在政教分离、法治、多元主义、代议制、个人主义等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些因素的结合赋予西方民主发展道路以独特性。如果将某种民主制度如多党竞争性选举制度作为民主的标志,而不惜以牺牲其他制度为代价,将导致人们把某些特定的历史或文化中产生的结果当作尺度来衡量当代民主制的进程⑩。显然,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与西方的民主政治发展经历的是不同的道路。

   实际上,在西方民主内部也有许多不同的具体形式,如北欧的福利主义民主,西欧国家的民主也不同于美国的多元民主。此外,在许多国家中还存在着协商民主、参与式民主、合作民主、共识民主、自治民主等,这些形式的民主绝非自由主义民主所能涵盖。因此,在评价民主时,“无论我们用哪一套度量衡,它都必须要有足够的容量,以便把已出现的分布广泛的各种民主类型都包括在内”(11)。

在当代社会中,自由主义民主本身也面临着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问题。自由主义民主以间接的代议形式、政党竞争性选举为内容,并不能体现民主的实质,这种民主如熊彼特所言,仅仅是少数精英的民主。具体来说,当代自由主义民主存在着几个致命的缺陷:(1)精英主义民主对个人自由的压制。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政治活动的复杂性以及民主对日常生活的控制,严重扼杀了公民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2)社会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包括资源占有方面的不平等,也包括性别、种族、信息获得等方面的不平等。在代议制度下,政治参与的机会明显偏向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阶层。(3)对微观层次民主的忽视。当代民主集中关注国家层面上的民主建构,却忽视了公民个人的民主参与能力以及相应条件的培养(12)。美国学者巴伯更是将自由主义民主称为“弱势民主”。在这种民主中,“自由变得与自私自利难以区别,并且由于冷漠、疏远和道德沦丧而变得腐化堕落;平等变成为市场交换,同时与它本来需要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相脱离”(13)。(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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