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昌华:顾宪成与晚明东林党之形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43 次 更新时间:2017-02-06 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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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昌华 (进入专栏)  


与了解李三才一样,笔者最先了解顾宪成与东林党也是得益于刚进大学校门就读到了新出版的被迫害中共高干邓拓的文集《燕山夜话》,其中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事事关心》,即是讲的顾宪成与东林党之事。


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号泾阳,世称泾阳先生,也称东林先生,明南直隶常州府无锡县泾里(今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张泾镇)人。万历八年进士。虽然为官时间不长,并且最高官职也只是吏部文选司郎中,为正五品,但为官期间敢于发声与勇于坚持己见。触犯皇威被削去官籍回原籍为民之后,仍一边讲学一边论政,在家乡联络同志创办东林书院,并且不忘经营自己早年在朝期间所开创的团体基业,试图对现实朝政的特性与走向产生影响,是晚明政治史与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明史》中有传。[1] 前些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白寿彝主编十二卷本《中国通史》中也有专门的《顾宪成》一节论述其事迹。[2] 二者均列也是明后期重要历史人物、官至漕运总督凤阳巡抚、加官至户部尚书的李三才之前。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的自序中说“东学西学,道术未裂,南海北海,心理攸同”,是讲的诗的问题。实际上,在政治体制方面,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上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某些近似的想法与实践。只是他们未最后成功而已。在这里,笔者拟在扼要述及顾宪成生平的基础上,主要考察顾宪成的创党活动,顾宪成的政党思想,以及揭示东林党作为一中国中古后期的政治集团,其所具有的与英美政党相近的近代政党性质与意义。


一、顾宪成生平


顾宪成出生于一个有文化且有见地的商人家庭。在其所写的《先赠公南野府君行状》中,说其父亲顾学(字文博号南野)“生而倜傥负气,不耐博士家言,独游于诸稗家。喜罗氏《水浒传》,曰:即不典慷慨多伟男子,风可寄愤浊世。又喜南华《庄子》,曰:即不经潇洒自在,不受人间世诸约束,孔孟之后固应有此。居闲与客论天下事,往往抗手掀髯长太息。里人壮之,推为亭长……里人为邑长吏输税,遂偕里人北游天子都。”[3] 另外,顾与沐在所编其父亲顾宪成的年谱中则讲,“公(十三四岁时)日课多有余,稍去而游于诸子百家。见赠公好阅南华及龙江林三教诸书,请问。赠公曰:凡读书不论何书,要在立意处探讨,不然即六经者皆糟粕也,亦奚以为?公颂其语终身。”[4]


对于顾宪成及其弟弟顾允成的教育培养,父亲顾学倾注了心血。其经常讲的话是择师“必欲得文行兼备之士”。[5] 而顾宪成则早慧,质地纯洁,上进心强,有主见而又志向远大。


顾宪成六岁即就塾。八岁读《论语》、九岁读《孟子》,十岁读《尚书》,十一岁时读韩愈的文章。


在读韩愈文章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可以说明少年时代的顾宪成心地的纯净与禀赋的耿直。


读韩愈的文章《讳辩》时,少年顾宪成问老师,自己父亲的名字也在避讳的范围吗?老师徐晴湖先生不经意间作了肯定的回答。答者无意,问者却有心。由于父亲名学,从此以后顾宪成便每遇到“学”字时就婉转避之。有不得避者“辄郁郁不乐”。徐先生看了之后又不好马上否定自己原来的回答,便对其父亲说:你儿子不是个平凡人物。但他现在还是学习的初级阶段,像你的名字“学”,哪能去避讳呢。宋代蕲王韩世忠叫他儿子不要讳忠的故事你可学习一下,对你儿子讲讲,就说你的名字不用讳。顾学听后笑了,便喊过顾宪成来对其讲道:我的名字学字你不用避讳。你要讳了就是忘了学习。忘了学习就是忘了我。这个道理你要懂得。从此以后,顾宪成才不再避讳学字。[6]


其十五岁的时候家庭经济状况发生变化,“贫不能延师”,被迫就邻塾。但每晚归来必构灯夜读,午夜不休。天下大雨大人喊睡觉时,顾宪成虽然口里应着但并不下睡,而是用布幔把灯光遮住继续默诵。如此读书常常通宵达旦。当时在墙上写下的鼓励自己的对联是“读得孔书总是乐,纵居颜巷不为贫。”


当时的顾宪成曾“嘐嘐然不可一世。尝疑先师孔子不应泛取,硁硁一项人。”[7] 虽然这样的做法受到了大人的批评,但表明他是一个充满自信而又有独立见解,并且敢于讲出自己心里所想的少年。


自少年时代起,顾宪成即有逸群的写作天赋。十二岁时老师叫习撰对联,塾生做不出者多请其代笔。十六岁时习举子业,开始作应考的八股文章。别人长时间才能做到独立为文,而他不几天就掌握了要领。东里云浦的陈以忠官至知州,是顾学的朋友,经过时以《论语.先进》中孔子的话“如或知尔则何以哉”为题来考顾宪成,顾没用多长时间就交了稿。陈看后击节叹赏,夸顾宪成的文章写得好。陈并且对顾学讲:你儿子从相貌上看很像宋代文豪欧阳修,不信来日看。因为陈的逢人就“津津道说”顾宪成的写作才华,其当时“已名隐然动一邑矣。”[8]


二十一岁成为庠生(即所谓的中了秀才)。二十二岁又被选拔进入常州府知府施观民创办的龙城书院读书之后,顾宪成更是“以文名世坊间。所刻诸论,皆其历试冠军之作”。[9] 期间写文章的具体情况与写作心得,顾宪成曾自记一则曰:“余客鹅湖,每操笔为文,到半吐半茹处辄觅一小船放之湖心,听其所如。四望烟波缥缈,鸥鷺出没,咫尺杳然,有千里之势,不觉栩栩欲飞。归而偃卧竹榻少选,起而徐理残牍,淋漓满纸,顾诚不知何如,亦往往自得也。”[10]


但是,他不只是像一般的举业士子只做写手写匠,而是有自己的思想与学术追求。在成为庠生之前,顾宪成二十岁时拜张淇(字子期、号原洛)为师。在父亲顾学眼里,张淇即学行兼备。一见面,张淇即对顾宪成及其弟弟顾允成讲,“非区区举业可了,须努力寻向上一著。”顾宪成此后便努力按照老师的说法去做。张淇是黄宗羲《明儒学案.南中王门学案一》中所提及历史人物薛应旗的弟子。薛应旗的孙子薛敷教后来成为东林书院的骨干人物,为东林八君子之一。


张淇为顾宪成兄弟授课的特点是一方面“授书不拘传注,直发其中所自得者”,另一方面又要求务必“潜心(儒家经典)章句”。[11] 正是两点的结合,才激发出了年轻顾宪成的“与其禁欲以养心,不如养心固本”之说。


成了庠生之后,张淇已经到了云浦陈家坐馆,顾宪成兄弟仍“负笈以从”。时武进令谢某赠所刻《阳明文萃》,顾宪成读得很投入。张淇看到后便带顾氏兄弟进一步到自己老师薛应旗家受业。薛老先生是嘉靖十四年(1535年)进士,曾官至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对顾宪成兄弟的到来非常高兴,唤出自己的孙子薛敷政和薛敷教来与顾宪成兄弟缔交,并亲持《考亭渊源录》以授。薛敷政和薛敷教与顾宪成兄弟一样后来也都考中进士。


顾宪成于万历四年27岁时中举,万历八年31岁时考中进士。中进士后先是在吏部本部做实习的办事进士,不久授户部主事,万历十年年底又调回吏部。至十一年的秋天请假回家之前,先后在吏部任过稽勋司主事、考功司主事与文选司主事。


期间张居正擅权专制,有病京官皆讨好,为之画名祈祷,顾宪成看不惯,不参与其事。有同官怕他吃亏为代签名字,顾宪成也不干,他“手削去之”。[12]


万历十一年秋至十四年秋是顾宪成请假家居时期。其间除了读书之外曾受无锡县令李元冲之邀到县学讲学。就是在此讲学期间,后来成为东林书院台柱子人物的高攀龙前往听讲被折服,而终身师事顾的。


回到北京之后,顾宪成先是任吏部验封司主事,接着于万历十五年正月署吏部稽勋司员外郎。亦即,成为与现在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局代理副局长相类似的部中层领导。在不久二月的京察中,有诬其同官、后来成为著名学者与封疆大吏的吕坤于执政者,并且所诬之事正好符合被处治的条文,顾宪成“力白其诬,得免。”[13]


但是,只代理了吏部稽勋司员外郎两月有余,就因为上了《恭陈当今第一切务事疏》而被降级贬出京城,到了偏远的湖南等地任职。


事情是这样,丁亥年即万历十五年是京察、亦即对京官进行考核之年。历来朝中的各派势力往往用以来借机打击异己,扩张自己势力。这次也不例外。作为负责京察的主要部门吏部的官员,顾宪成看到这次京察中出现的问题之后便以奏疏的形式向上反映,并提出了“各务自反”的解决方案。亦即,提议争斗各方都应反省自身存在的问题,力戒相互冲突与相互斗争。但是,如有研究者所言,“这封诚恳平实的奏疏却给顾宪成带来了‘肆言沽名、好生轻躁’的评价和‘着降三级、调外任用’的结果。”[14]


被贬出京城之后,顾宪成先后出任过湖广桂阳州判官、浙江处州府推官、福建泉州府推官。


五年之后,顾宪成于万历二十年因“举公廉寡欲天下推官第一”而被调回吏部,先是任考功司主事,旋升验封司员外郎。万历二十一年七月又升任验封司郎中。同年八月调考功司,十月底又调文选司。


但这次重新回北京之后,在吏部任职的时间也不长。万历二十二年五月,首辅王锡爵将谢政,万历帝命会推新阁臣以代。时任文选司郎中的顾宪成与其他朝臣商议之后列王家屏等七人上报。王家屏以前曾于万历十九年秋担任过内阁首辅,二十年三月为促使神宗早立储君而辞职回乡。王因争国本之事为万历帝所厌,下旨重拟。重拟之后,吏部再次上报的阁臣候选人名单中仍将王列入。名单中还有致仕吏部尚书孙鑨和左都御史孙丕扬,神宗便以后者不是翰林出身与前例不合为借口,指吏部徇私,在他们的奏疏上朱批了“司官降杂职”五字。很明显,矛头就是对的顾。顾宪成被降为杂职之后,吏部尚书陈有年等认为有责任的话主要责任也是在他,便上疏论救。神宗被激怒之后,顾不但未官复原职,而是又以“忤旨罪”被削籍为民,顾宪成从此彻底结束了前后断断续续十一年的仕宦生涯,其时年才45岁。


回到家乡之后,顾宪成以著书与讲学为业,直至万历四十年63岁时终老。


期间,在他的倡议下,于万历三十二年由常州府与无锡县官方支持,包括个人捐款在内,集资修复了宋代学者杨时在无锡的讲学场所东林书院。书院修复之后,成为其与弟弟顾允成,以及在国本、京察、矿税等历次政争中被贬在籍官僚士大夫如高攀龙、钱一本、姜士昌、安希范、薛敷教、史孟麟等讲学的重要场所。他们并且每年在此举行吴中士人的论学大会。


万历三十七年末至三十八年,顾宪成又曾在李三才入阁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给阁臣叶向高与时任吏部尚书孙丕扬写信,肯定李三才的为政与为人,支持李三才入阁,因此引发过其与地方大员李三才结党——组织东林党以干朝政的热议。


关于东林党结党干预朝政的议论,在明代此后的几十年里不曾中断。清后期的许善长虽然是站在污蔑东林党人的立场上讲话的,但在反映此历史上却是真实的:“明末东林党祸惨酷尤烈,竟谓天子可欺,九庙可毁,神州可陆沉,而门户体面决不可失,终至于亡国毁室而不悔,虽曰气运使然,究不知是何居心也。”[15]


二、顾宪成与东林党的创建与发展


顾宪成的所以成为我们前面提及的晚明政治史与思想史上之重要人物,与其几十年不间断的创党与发展党有根本性关系。就像白寿彝总任主编的《中国通史.明时期(下)》中所言,“他一生致力于政治团体‘东林党’的创建和发展,是晚明党争中至关重要的人物。”


顺便说明一下,顾宪成所创建的党,与胡适先生1947年7月《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一文中所说的近代欧美甲党有相类似之处。东林党没有确定的人数,也没有党籍可以查考;二是我们这里所言的顾宪成创党,更多的是指他的不断联络同志、培养新进,与不断聚合离散的同道人之举。


以上已提及,主要是在李三才入阁事件前后,部分言官开始讲顾宪成与李三才结党。另外,《明史.孙丕扬传》中也讲:“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16] 但实际上东林党的事情并非如此的简单。就像本人以前在《李三才与万历皇帝爪牙的博弈及其意义——由李三才诗碑等泰山题刻说开去》所指出过的,顾宪成与李三才、赵南星、姜士昌、邹元标等东林党的骨干成员,他们自青年时代就是志同道合的同志。他们之间就已结成了关系紧密的政治派别。以后,他们也都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同志与战友。


尤其是顾宪成与李三才,二人相交甚早并过从紧密。早年曾在京城的一个政府部门中任职,并且同住一舍。李三才是万历二年进士的,不久成为户部主事。顾宪成万历八年中进士在吏部研修之后,不久也到户部任职。二人其间曾一起参与了《万历会计录》的编纂。


万历十一年,因上疏弹劾阁臣张四维和申时行儿子的科场事,魏允贞与李三才先后受到左迁外官的处分,顾宪成曾奋不顾身,为之求情于与自己有座主门生之关系的申。


万历二十二年六月被削籍为民之后,顾宪成曾避暑北京通州张家湾,直到该年九月天气凉爽之后才回其江南老家。有研究者称,顾这段时间是应李三才之邀住在李张家湾的家中休息来。研究者这样的说法可信。比如,顾曾在《与吴怀野光禄》的书信中写道:“淮抚旧居燕中,今现居张家湾。南北缙绅往来所必由。始亦多信人言为实,及是过而阅焉,辄为哑然而笑曰:何图阿房郿坞?仅仅若此。”[17]从此话中可以看出,顾宪成对李家情况相当熟悉。


关于二人在户部期间思想观点的一致,以及二人与其他东林人密切关系的形成,顾宪成年谱中有这样的记述:万历“九年辛巳三十二岁在户部本科。主一切章奏……时丁丑(万历五年)建言被杖诸君子若继山沈公思孝、定宇赵公用贤、南皋邹公元标,皆絓察籍。公与同舍修吾李公三才、养冲姜公士昌,深为不平。明年侪鹤赵公南星入署,语辄扼腕。自是数公遂与朝局党论相终始。”[18]


在以上“自是数公遂与朝局党论相终始”记载基础之上,有研究者指出,“正是在户部和吏部任职的这几年,顾宪成先后与赵南星、李三才、姜士昌等人共事,并对沈思孝、赵用贤、邹元标等人的气节和行为表现出了赞许和钦佩之情,随引为同气……也就是这一段共事的经历,以及他们之间相互称许、相互支持的行为,为后来的所谓东林集团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后来的东林党人只不过是在此基础上对人员的进一步扩充和程度的进一步密切加深而已。”[19] 甚是。


我们前揭的顾宪成首倡修复无锡东林书院,联络同志在其中讲学,并且每年于其中大会吴中士人。这是学术活动,同时也是政治活动。一事而二意。顾宪成的此类活动开展甚早,始于其中进士之后的为官初期。


亚里士多德讲,“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意思是说人是天生离不开政治活动的种群。顾之做法符合此亚里士多德法则,而其弟弟顾允成所言当时情况,“今人讲学任是天崩地裂他也不管……在缙绅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传食诸侯一句”,虽然秦代以来两千余年在中国不曾发生根本变化,但却是人类社会的畸形状态,违反人性。[20]


顾宪成与福建漳浦刘庭兰(字国征、号纫兰)、河南南乐魏允中(字懋权、号崑溟)是同年进士。最初几年在北京任职时,他们都对时政非常关心。他后来在《哭刘国征文》一文中回忆说,“当是时,天下滔滔,上下一切以耳目从事,士习凌迟,礼义廉耻顿然欲尽,吾三人每过语及之,辄相对太息或泣下。”[21]


另外,顾宪成还在《小心斋札记》中回忆此时的有关情况说,“相国(申时行)一日入阁,张江陵问曰:闻新进士有三元会,知之乎?每日取邸报,递相评骘,自以为华衮斧钺具在其手,此皆贵门生也。相国曰:不知也,是为谁?江陵因举予及魏崑溟、刘纫华三人以告,盖予三人并举乡试第一,故谗者从而为之辞云。相国笑曰:皆迂腐书生耳。江陵发问时意甚不平,致是稍解。”[22]


请假返乡的万历十一年至十四年期间里,顾宪成也不曾忘论学交友与培养后进。《顾端文公年谱》的万历十一至十四年间各条中,记有其回家的“出都之日书约魏公懋权,会于临清,偕行至张秋,访孟我疆,论学两日”;“抵家后,同邑安希范来问学”;“丁长孺元荐是岁读书泾上,公假馆而训督之”;“宜兴王永图年十四岁,公携归,抚而教之”;“讲学泮宫”等内容。


被削籍为民回家、修复东林书院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顾宪成与在籍弟弟顾允成则是创办同人堂课士,同时会南浙诸同人讲学。


《顾端文公年谱》的万历二十五年条中记道,顾宪成课士同人堂期间“弟子云集”,“昼则书声琅琅如也,夕则膏火辉辉如也,过者停舟叹羡,即行旅皆欲出于其途”。期间受学而后来成为知名历史人物的有缪昌期、马士奇、张可大等。缪昌期死于与宦官魏忠贤的斗争,马士奇死于李自成攻破北京之时,张可大死于与吴桥兵变的叛军作战。


万历二十六年八月,顾宪成曾会南浙诸同人于无锡惠泉(今无锡市惠泉公园),在会上作《质疑编》。是时吴中盛行太仓人管志道的人性无善无恶之说,而管的说法由于“实专宗佛氏”而常导致人行为上的犬儒主义。顾于是在《质疑编》中用孟子的人性本善之说对之进行驳斥。另外,顾还在此次会上讲道:“君子友天下之善士,况于一乡。我吴中尽多君子,若能联属为一,相牵相引,结天地之善脉于无穷,岂非大胜事哉。”[23]


顾与沐所编年谱万历三十二年条中的如下内容,既是顾宪成早年努力联络同志进行创党历史的记录,也是东林书院恢复后该党力量进一步壮大的体现:十月“九日十日十一日大会诸同人于东林书院,作东林会约、东林商语”;在此前,“八月,之淮安。修吾李公方抚淮兼总漕运。于时朝讲久废,矿使四出,封疆渐危,公不胜忧虞。尝言:李是豪杰、位上人,庶几责以弘济时艰。故不远千里就商。盖其生平实有相信者。札记曰:‘余往在都下,见许敬庵(许孚远)便自觉放处多,见李克庵(李桢)便自觉轻处多,见孟我疆(孟秋)便自觉浓处多,见吕新吾(吕坤)便自觉腐处多,见张阳和(张元忭)便自觉偏处多,见邓定宇(邓以赞)便自觉浮处多,见魏见泉(魏允贞)便自觉怯处多,见魏崑溟便自觉低处多,见刘纫华便自觉鬆处多,见孟云浦(孟化鲤)便自觉粗处多,见唐曙台(唐伯元)便自觉躁处多,见赵侪鹤(赵南星)便自觉局处多,见邹大泽(邹观光)便自觉浅处多,见姜养冲(姜士昌)便自觉嫩处多,见李修吾便自觉小处多。今二十余年往矣,果有瘳于万分一乎?抑犹然故吾乎!日月如驰,衰病交集,静言思之,尚复何待!此余所为寤寐反侧而不敢以晏然者也。’”[24]


顺便指出,上述记载除了体现当时东林党组织活动的意义之外,还如我们以前在文章中所指出过的,首届东林大会的召开与当时的封疆大吏李三才的支持有直接关系,东林与李三才二者一体密不可分。


三、顾宪成的朴素政党理论


除了结交同志、加强联络与培养新秀等组织层面的创党活动之外,顾宪成还有自己的政党理论,这也可以看做是其创党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用某团体的话讲来,是思想与理论建设。


近代西方,有美国杰佛逊的“基于人性,一个自由和深思熟虑的社会必须有反对党”的提法。[25] 在我国近代,则有梁启超的“政党者,人类之任意的继续的相对的结合团体,以公共利益为基础,有一惯之意见,用光明之手段,为协同之活动,以求优势于政界者也”的论述。[26] 在中国中古后期的顾宪成那里,已经有了与之相类似的朴素政党理论。


修复东林书院之后,万历三十三年,顾宪成与弟弟顾允成又曾于书院旁的苏家巷拓地建成教书堂,将原来二人在老家课士的同人堂移入,名其曰丽泽堂。在其中“月课多士。未进者得拔第一,文誉立著,辄青其衿,故士皆争自奋起,所奖成孤寒甚众。”[27]


丽泽堂与东林书院一样,也是前人用过的老名字。比如北宋后期诗人王之道的书屋叫丽泽堂,[28] 南宋思想家吕祖谦与其弟弟吕祖俭先后主持的浙江金华著名书院丽泽书院原来也叫丽泽堂。[29] 但是,顾宪成却赋予了它新的更广阔的内涵。在为之而作的《丽泽衍》中,顾宪成重点讲了交友与群的重要性。更进一步,交友也就是结成团体组织,人们在其中互相激励,思想上互相帮扶。


其在《东林商语》的《丽泽衍》中写道,丽泽是出于《易.兑卦》之词,“丽泽,兑也”,又讲“兑,泽也”,兑卦的行状是两个泽(两个长的横上面排列两短横)相连之状,两个泽相连则水脉相通,“生理津津”,水流溢出,此乃大“说(高兴)”;“君子观其象而以朋友讲习,讲是研穷讨论功夫,习是持循佩服功夫。曾子曰:以文会友,言讲也。曰:以友辅仁,言习也。朋友讲习,互相滋益,生理津津。有说道焉。此人心本然之兑,恰与造化同符也。请衍其说。自古未有关闭门户,独自做成的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离群绝类,孤立无与的学问。所以然者何?这道理是个极重极大的勾当,须用大家帮扶,方可得手。”[30]


顾宪成在《丽泽衍》中接着说,交友相结是人成其为人的一项内在之需。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中有“专主”,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兄弟之序中有“专属”,特定的主从关系在其中存在。但是,说到朋友和讲习,则有着超越朋友个别关系的普遍性关系存在。那就是,即使有对于君、亲、兄弟、妻子不能说的事,但是对朋友可以说。即使有对于君、亲、兄弟、妻子不能论的事,但是对朋友可以论。因而,一个人如果没有朋友关系,就不能完成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的关系:“君臣之相与也,以敬胜。父子、夫妇、兄弟之相与也,以爱胜。胜则偏,偏则弊,亦必以朋友之道,为之调燮乎其间,乃克有济。”


思想家孟子有过善士要友善士的片段论述,并且强调的重点在与古人交友。孟子曾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简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31]


顾宪成在《丽泽衍》中对之曾重点转移并进一步发挥,成了主要是当代天下士人之间的相互砥砺结交与弘扬正气:“群一乡之善士讲习,即一乡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乡矣。群一国之善士讲习,即一国之善皆收而为我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国矣。群天下之善士讲习,即天下之善皆收而为我之善,而精神充满乎天下矣。其悅当何如哉。”


顾宪成这里的“群天下之善士讲习,即天下之善皆收而为我之善,而精神充满乎天下”向往,在当时的东林党人身上确有体现。就像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所讲的:“顾泾阳(与高攀龙等)复东林书院,讲学其中,每月三日,远近集者数百人,以为纪纲世界,全要是非明白。小人闻之恶之,庙堂之上行一正事、发一正论,俱目之为东林党人。”[32]


顾宪成的朴素政党理论一方面强调友与群的极端重要性,就像后来某团体的强调组织起来的重要性一样,但其主张又不是如我们前面所提及胡适《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一文中所说的近代乙型政党,只许自己独占政权而不许别人染指。比如,当他一位在政府任要职的友人去信商讨要剪除“异类”时,顾宪成的回信是“在急于主张独是,不必急于抉摘众非;在急于联属同心,不必急于剪除异类。要使彼之有以自容,而与我无所致其毒。”[33]


另外在此顺便提及,顾宪成的政治体制思想除了上述的朴素政党理论之外,还有中央政权的权力分离与相互制衡,以及放开言路等主张。


顾宪成年谱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事情。万历二十一年其任吏部验封司郎中时,吏部尚书在缺,新任左侍郎赵用贤署吏部事,首辅王锡爵属推罗万化出任。罗当时是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顾宪成不同意。他认为,“内阁者,翰林之结局,冢宰者各衙门之结局。今天下势折而入内阁矣,况可并冢宰据之乎。”[34] 便与选郎刘四科一同找赵用贤去理论。赵被说服后去找王。最后,王锡爵因为讲不出反驳顾宪成的更多道理来,吏部尚书人选只好改变,任用了余姚人陈有年。


关于言路问题,顾宪成的《“万历疏钞”序》中如下的话非常有名:“国家之患,莫大于壅。壅者上下各判之象也,是故大臣持禄不肯言,小臣畏罪不敢言,则壅在下。幸而不肯言者肯言矣,不敢言者敢言矣,究乃格而不报,则壅在上。壅在下则上孤,壅在上则下孤,之二者,皆大乱之道也。”


顾此言甚是。一个言路不通、没有思想与言论自由的国度,不是真正的文明富强之国,极易倾覆。


余论


对于顾宪成,以及其所创东林党的评价,除了政敌阉党与个别别有用心者之外,明末以来一直较高。对之进行回顾,有利于加深对我们上述史实的理解。


《明史.顾宪成传》中,著者以赞赏的笔触写道:“宪成资性绝人,幼即有志圣学。暨削籍里居,益覃精研究,力辟王守仁‘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说。邑故有东林书院,宋杨时讲道处也,宪成与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欧阳东凤与无锡知县林宰为之营构。落成,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辈讲学其中,学者称泾阳先生。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宪成尝曰:‘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故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嗣后攻击者不绝,比宪成殁,攻者犹未止。凡救三才者,争辛亥京察者,卫国本者,发韩敬科场弊者,请行勘熊廷弼者,抗论张差梃击者,最后争移宫、红丸者,忤魏忠贤者,率指目为东林,抨击无虚日。借魏忠贤毒焰,一网尽去之。杀戮禁锢,善类为一空。崇祯立,始渐收用。而朋党势已成,小人卒大炽,祸中于国,迄明亡而后已。”


同属于官方性质的清《四库全书.泾皋藏稿》提要中写道:“明末东林声气倾动,四方君子小人互相搏击,置君国而争门户,驯至于宗社沦胥犹蔓延诟争而未已。春秋责备贤者,推原祸本,不能不遗憾于清流宪成其始事者也……惟宪成持身端洁,立朝大节多有可观,且恬于名利,论说亦颇醇正,未尝挟私见以乱是非,究不愧于儒者。”


清初陈鼎在《东林列传》自序中写道:“前朝梁溪(无锡)诸君子讲学东林垂五十年,天下靡然从之,皆尚气节、重名义。及国亡帝后殉社稷,公卿百职,以及士、庶人、百工技艺、妇人女子,皆知捐躯效节,杀身成仁。讲学之功效,在五十余年之后亡国有光,于明为烈。”


明末抗清民族英雄吴应箕(字次尾、号楼山)为东林人勇于社会担当,敢于前仆后继,勇于为正义现身的无畏精神所感动,在生前草就的《东林本末》中写道:“东林者,门户之别名也。门户者,又朋党之别号。夫小人欲空人国,必加之以朋党,于是,东林之名最著而受祸为独深;要亦何负于人国哉!”;[35]“天启乙丙之间一阉作孽,不过刀锯余息,乃能使天下衣冠之徒回面污行,事至不忍言,而累累相接,騈首就诛,卒以其死力捍之,使圣贤读书之种不绝,而为留未竟之绪,以待今日圣明再驭者。此谁为之?则东林之流风余韵,犹能系人宗社如此也。谁为党人不可为哉?”[36]


本文前揭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明时期(下)》中,则说“顾宪成为人耿直,很有主见,不肯委曲求全,一旦认准的事,就会坚持到底……(任户部主事时)一次,张居正有病,朝士们争先恐后为他求神祈祷,唯有顾宪成不肯去。一位好心的同僚怕顾宪成由此遭张居正忌恨,便悄悄替他在来宾名单上签了字。顾宪成得知此事后,一点不领情,硬是跑去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这种刚直不阿,不事权贵的性格决定了顾宪成今后的仕途充满曲折、坎坷。”


吴应箕以上讲“谁为党人不可为哉?”很明显,其与顾宪成一样,也认识到了组织起来的巨大社会作用。由此,笔者想到了前些年同是复旦大学教授的樊树志与李庆的关于东林党与非党的论战。


当时,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樊树志先生曾连续发表文章阐发自己的东林非党论。[37] 而先是在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后来又到日本金泽大学任教的李庆则在商榷文章中发挥其搞古文献出身的特长,用大量东林人他们当时就在书信、谈话或文集中自称党人的事实,对樊的东林党诬称说进行了反驳。李庆并且在举出了他们有联络与社会活动的基础上指出,东林即党,东林人是处于特定发展阶段上的政党。[38]


就像笔者以前在《李三才与万历皇帝爪牙的博弈及其意义——由李三才诗碑等泰山题刻说开去》一文中所指出过的,本人赞同李庆教授的东林人是政党的观点。但同时指出,“东林党作为政党与相近历史时期的英国政党辉格党等相近似,他们有自己的政治纲领;有自己的组织活动;为了争取执政权而集体努力;争取执政权时不是诉诸暴力,而是诉诸舆论和争取多数人,已经是具有近代性的比较成熟的政党了。”[39]


另外,由吴应箕的以上“谁为党人不可为哉?”之语,笔者还想到了谭嗣同、蒋梦麟的与我们本文前述钱钟书的文艺认识有普适性相近的如下普适性论述。


谭嗣同在给人的书信中讲:“何为大义?明乎学术、治术之当然,合乎地球万国之公理,可永远行之而无弊”;“何为公理,放之东海而准,放之西海而准,放之南海而准,放之北海而准。东海有圣人,西海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也。犹万国公法,不知创于何人,而万国遵而守之。”[40]


蒋梦麟在《西潮》中回忆说:其年轻时“每当发现对某些问题的中西见解非常相似,甚至完全相同,我总有难以形容的喜悦,如果中西贤哲都持同一见解,那么照着做自然就不会错了……我开始了解东西方的整体性,同时也更深切地体会到宋儒陆象山所说的‘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的名言。”[41]


总之,生活于明后期万历年间的政治家、思想家顾宪成,其的创党活动与朴素政党理论与世界其他先进民族的政党活动与政党理论在主旨上有相近之处,放到当时的世界格局中衡量的话,也有一定的先进性。有人讲洪秀全等是近代中国先进的中国人,但洪与其都不是。而早其200余年之前的顾宪成,给我们民族提供的有价值的新东西多多,顾才是当时真正先进的中国人。


[1]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三一《顾宪成传》。

[2] 白寿彝总编:《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期.明时期(下)》第三十二章第一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记得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1999年出齐时,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曾致信祝贺。

[3] 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二十一《先赠公南野府君行状》。

[4] 顾与沐编:《顾端文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5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

[5] 顾与沐编:《顾端文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5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页。

[6] 顾与沐编:《顾端文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5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7] 顾与沐编:《顾端文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5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

[8] 顾与沐编:《顾端文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5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

[9] 顾与沐编:《顾端文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5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

[10] 顾与沐编:《顾端文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5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11] 顾与沐编:《顾端文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5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页。

[12]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三一《顾宪成传》。

[13] 顾与沐编:《顾端文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5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

[14] 刘军:《顾宪成与晚明东林运动——传统士大夫政治研究》,南开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第16页。

[15] 许善长:《碧声吟馆谈尘》卷四《论八股》。

[16] 《明史》卷二百二十四《孙丕扬传》。

[17] 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五《与吴怀野光禄》。

[18] 顾与沐编:《顾端文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5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19] 刘军:《顾宪成与晚明东林运动——传统士大夫政治研究》,南开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第15页。

[20] 顾与沐编:《顾端文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5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21] 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二十《哭刘国征文》。

[22] 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十七,中国基本古籍库清康熙年间刻本《顾端文公遗书》。

[23] 顾与沐编:《顾端文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5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页。

[24] 顾与沐编:《顾端文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5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88-289页。

[25] 刘祚昌:《杰佛逊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42页。

[26] 万昌华:《中国行政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

[27] 顾与沐编:《顾端文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5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92页。

[28] 王之道的《丽泽堂》诗曰:“焚香读易欲何求?只恐西邻未识丘。千里交游思命驾,一龛灯火喜迎秋。胸中云梦应天算,天上风雷得遍搜。莫问明时老岩壑,伊周元不羡巢由。”很可能,顾宪成用丽泽堂来命名自己的教书堂,受过王之道此诗的启发。据顾谱,其万历十二年家居时读易甚是仔细,曾对《易大全》一书批阅再四。另外,顾斯时用王诗中的话讲来,也是处在“明时老岩壑”的状态。

[29] 关于吕祖谦的教学场所叫丽泽堂,朱熹的组诗《奉同张敬夫城南二十咏》之五即是讲的它。该《丽泽堂》诗曰:“堂后林阴密,堂前湖水深。感君怀我意,千里梦相寻。”

[30] 严毂等编:《东林书院志》,卷三。

[31] 《孟子.万章下》。

[32]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东林学案一.高攀龙》。

[33] 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五《答友人》。

[34] 顾与沐编:《顾端文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5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页。

[35] 吴应箕:《东林本末.序》。

[36] 吴应箕:《东林本末》卷下《会推阁员》。

[37] 樊树志:《东林非党论》,《复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东林书院实态分析:“东林党”论质疑》,《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38] 李庆:《“东林非党论”质疑》,《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3期。

[39] 万昌华:《李三才与万历皇帝爪牙的博弈及其意义——由李三才诗碑等泰山题刻说开去》,爱思想网2016年11月29日。

[40] 谭嗣同:《与唐绂丞书》,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64页。

[41] 蒋梦麟:《西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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