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昌华:清代乾隆年间彭家屏禁书案的历史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4 次 更新时间:2020-10-24 21:2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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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乾隆年间彭家屏禁书案的历史考察

万昌华

  

   摘要:政治高压、意识形态全控的清代乾隆朝是个人人不敢讲真话的不正常社会。乾隆二十一年被洪水大灾之后,河南之夏邑、商丘、永城、虞城等县,连岁未登,积欠已久,灾地未涸未种者居多,穷黎景况更有不堪入目者,于彼处收买童男二才用钱数百文,在这样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在籍江苏布政使彭家屏作为当地的名门望族,亦即人们所讲的贵族,与众不同,敢于道出实情,实属难能可贵。其精神可佩可赞。其因之被处死,家产被籍没,甚为人所同情与悲悯。

  

   关键词:爱新觉罗·弘历  彭家屏  禁书案  夏邑  

  

   上个世纪末的最后一年里,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知名美国汉学家孔飞力的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以下简称《叫魂》)。[①]书中显示,清朝最高统治者爱新觉罗·弘历并不是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及有关历史题材文学作品中所标榜的那样,不是什么明君,乾隆时期也是不什么盛世。当时的中国,生民度日甚是不易,艰难竭蹶;官场以讨好上峰为指规,下上相欺,弄虚作假;最高统治者在精神状态上也不正常,敏感而多疑,如有人所已经指出过的,有“统治合法性焦虑综合症”。

   孔飞力《叫魂》书中所述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是弘历统治中期之事,那么,其在位前期的状况如何?应该说,弘历在位前期也是生民度日甚是不易,艰难竭蹶;官场弄虚作假,下与上相欺;其本人也已是敏感多疑,已经患有统治合法性焦虑症候。有关此点,发生于“叫魂系列冤案”之前十一年,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的彭家屏禁书案,即具有代表性。

   一、彭家屏的家世与生平

   在具体述及本案之前,有必要将此案主角彭家屏的家世与生平,作一简单介绍。

   虽然彭家屏后来居住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城内西门一带,[②]但其本是今河南省夏邑县王集乡彭大楼村人。如果从该村现存古代彭氏祠堂推算,作为望姓大族的夏邑彭家,到彭家屏时已一个半世纪。如果从当地彭氏家族的家谱史料来看,则该家族到彭家屏时的时间更长,已有250年历史。

   2020年中秋时节,笔者慕名从商丘市乘长途汽车至夏邑县城,再乘出租车向北20华里来到彭大楼村,参观该村的明代彭氏祠堂。看到祠堂位于该村的老胡同内,始建于明代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距今已410余年,是夏邑县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该祠堂坐北朝南,长10余米,宽约7米,高在6米以上,青砖、青瓦、高脊,内部大梁为多层重叠梁,房的顶部无脊檩,墙上放梁处有立柱支撑,地面铺有青砖,与本人儿时所记的山东省新泰市宫里镇镇里村明代万氏宗祠相近,是典型的明代晚期北方建筑。另据夏邑彭氏族谱记载,彭大楼村彭家是1505年从南边五里的司道口镇迁来。相对于彭大楼村,司道口是大村,现在亦如此。现司道口有居民6000余人,彭大楼村只有1300余人。

   来彭大楼村的第一代人彭悠久,有经营酒铺与做私塾教师的经历。但第二代起,彭家就有“功名”之人不断。彭悠久长子彭中美,嘉靖己酉(1525)乡试第一,曾受业于浙江永康名儒程文德,被程文德称为“北方名儒”。彭中美之子彭好古,弱冠之年举于嘉靖丁酉(1537)乡试,后任直隶新城县知县,再任陕西同官县知县。

   彭好古共生八子,次子彭健吾为万历癸未(1583)进士,六子彭端吾为万历辛丑(1601)进士。彭健吾曾任陕西泾阳等县知县。彭端吾则是一代名臣鸿儒,为官之始授予中书舍人,擢为山西道御史,最后官至太常寺少卿。彭端吾登第后在彭大楼村建立彭氏宗祠,并制定家训教育子孙。

   彭端吾的长子彭尧谕,天启辛酉(1621)拔贡,曾任南康通判。彭端吾的三子彭尧泰,荫武英殿中书舍人。

   彭尧谕的生年,正值明末中原大乱之际。其致仕归家后,曾在县城西边筑有军事城堡性质的小邑西园以自保。另外,也是彭尧谕在世时,其本人有较多著述,也喜欢藏书,曾在老家建造藏书楼。由此,其所居村庄庄名也由原来的罗楼改称彭大楼。

   进入清代,彭家仍功名不衰。彭端吾三子彭尧泰之子彭舜龄是清顺治二年(1645)乙酉科举人,顺治六年(1649)乙丑科进士,文林郎,曾任浙江嘉兴与山东登州府推官。彭舜龄的儿子彭溶,曾任贵州知府。彭家屏是彭舜龄之孙。

   顺便提及,彭家屏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举人。与之一同中举的还有彭燕贻。彭燕贻为彭溶第五子,后官至户部福建清吏司员外郎。

   彭家屏(1692—1757)子乐君,号青原。自幼聪慧好学,读史诵经扎实。其康熙五十六年中举人时是顺天乡试经魁。康熙六十年(1721)辛丑科第三甲第四十七名同进士出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雍正八年(1730)考选山西道御史。雍正十二年外授直隶保定府知府。雍正十三年擢直隶清河道道尹、长芦盐使。乾隆三年(1738)十月署理湖南按察使。乾隆六年(1741)八月迁江西布政使。在江西任上九年,乾隆十五年十月改云南布政使。乾隆十九年四月调江苏布政使。乾隆二十年九月,被召入京,接受皇帝面询,以病为由归原籍。

   彭家屏在各地任职忠于职守,为官清廉,注意体察民情,勇于为地方上兴利除弊。雍正乾隆之交,其在河北时间较长。乾隆初年的直隶总督李卫曾在对他的考评中写到:“署清河道彭家屏,河南归德府人,进士出身,系前任长芦盐法道诖误革职,奉旨以紧要知府委任,由保定府递行委署。年力正富,为人明白细致,办事有才,惟举动亦活,若再加老练诚实,可称能员。”[③]

   调任江西布政使之职后,彭家屏为江西办了较多好事。如开办粥厂放赈,打击危害群众的地痞流氓;主持规划修理南昌市道路,清查傍城各店铺所占街道,扩修火巷以方便扑灭火灾;重修或增建城市景点等。南昌的一些景点至今仍有彭家屏遗迹。比如,南昌东湖景点古石碑上的“百花洲”大字即其手书。

   彭家屏在江西期间的政绩,身为江西人的有清代“诗文江右三大家”之一之誉的文学家、戏曲家蒋士铨曾作《乐府九章》颂扬其在赣政绩。

   作为彭家屏上级的历任江西巡抚对彭家屏也是肯定的。比如,江西巡抚开泰在乾隆十三年(1748)对全省官员考成时,在上奏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布政使彭家屏,该司明白老成,在江日久,熟谙情形,一切钱粮出入办理清楚,凡地方事务及各官优劣俱能留心考究。惟待属员间有失之稍宽之处。”[④]乾隆十四年十月阿思哈任江西巡抚时,对彭家屏也比较肯定。称彭家屏“老成练达,颇有见解,且在江年久,于地方民情均极熟悉,察吏亦觉恰当。臣甫任江西,正可资其匡助。”[⑤]

   彭家屏一生喜爱藏书,[⑥]也喜欢著述与刻书。

   已知,彭家屏的著述有《栗山世祀》与《左传经世钞》。《栗山世纪》记述了夏邑彭氏源流,其中收有彭家屏有关的书札。《左传经世钞》是彭家屏在江西布政使任上时,整理增订与刊印的。此书在清代曾被禁,但现还有原书存世。在商丘市负责地方文史工作的友人处,笔者过目过此书的原书。全书共十二册,二十三卷。前题:宁都魏禧冰叔评点,夏邑彭家屏乐君参订。书序落款是乾隆十三年岁在戊辰七月望后,夏邑彭家屏乐君书于西江官署之石翠山房。

   魏禧(1624-1680)江西宁都人,与侯方域、汪琬并称清初散文三大家。明末诸生。明亡后曾隐居江西赣州市宁都县城西北三公里处的翠微峰勺庭,后人因之称其勺庭先生。后出游江南,以文会友,传播其明道理、识时务、重廉耻、畏名义的学说。其的文章中颂扬具有民族气节的人与事。彭家屏任职江西之时,魏禧已去世六十余年。《左传经世钞》中所收评点《左传》的话语,不仅只是魏禧的。

   此外,彭家屏还刊刻过商丘明末清初乡贤郑廉(字介夫、号石廊,1628—1710)的著作《豫变纪略》,并为之作序。[⑦]

   彭家屏生性倔强,认定的事情与道理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此事可以从弘历如下的上谕中看出:“乃前于九卿科道等召对面询伊,朕降旨于巡抚,为恩待汝乎?非恩待汝乎?伊但称皇上大公,非为臣一人,且词色毫不知感。”[⑧]弘历这里讲的是,都到决定其生死的重要关头了,当他讲自己对彭家屏一直是具有爱心的时,彭家屏并未顺水推舟,进而屈膝求饶,反而固执不屈,坚持己见。由此,我们所看到是,彭家屏是个“是什么就说什么”,致死不讲违心话的真正丈夫与男儿。

   二、彭家屏禁书案始末

   这里所讲彭家屏禁书案,包括了与之有某些非人为关联的段昌续等人的案子。

   本文开始时已述及,彭家屏禁书案总体上与后来“山在虚无缥缈间”的系列叫魂事件相似,是无中生有。或者用南宋人秦桧的话讲来,是莫须有的产物。如果具体展开的话可以看到,二者在细部上也是相似。都是因弘历有了自己的感觉或看法之后立案,不是“无罪推定”,而是“有罪推定”,何患无罪无证地把所谓的案件由无犯人办成有犯人,把假的犯人无罪办成有罪,甚至是办成死囚的。

   孔飞力的《叫魂》一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后来被贬为山西布政使的山东巡抚富尼汉,在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上奏折说山东已经破获了几起叫魂案件之事,乃是先得到了其宫中眼线的密报,知道了弘历已对所谓的叫魂之事有了某些信息与看法。亦即,叫魂虚假大案的原点是在乾隆。[⑨]同样,我们后边要讲到,彭家屏案的原点也在于弘历的有了其“有罪推定”的想法与感觉。二者所不同的只是,前者来自于多疑,后者来自于多疑加不喜欢听真话。总之,二者都是照着最高统治者的感觉去办案的产物。

   彭案的直接引火索是弘历第二次南巡,彭家屏前往迎驾时,说了句不该说的实话。

   数千人的朝廷南巡队伍,浩浩荡荡,十分威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正月十一日,弘历奉其母亲离开北京,开始了他帝王生涯中的第二次南巡。其的南巡效法乃祖康熙,是帝王权力的宣示和震慑南中国的一种场域操作。车驾所至,地方官及附近的致仕高级官员都得越境前往接驾,恭聆圣训。是年是月下旬,其的车驾抵达了山东。已经在江苏布政使任上致仕的河南夏邑籍官员彭家屏,也接到通知、奉旨前往山东接驾。[⑩]在面圣之时,皇帝问到河南上年“岁事”、亦即庄稼收成时,性格决定了彭家屏自然直言:“夏邑及邻县永城,上年被水灾独重。”[11]

   此前从未听到过此事,之后,河南巡抚图尔炳阿也赴行辕觐见时,弘历便以“彭家屏语诘之”。但图尔炳阿却称水势不大,“尤言水未为灾”。于是,弘历便命图尔炳阿会同彭家屏一起前往查勘水情。很明显,其如此做法,是在有意挑起彭家屏与图尔炳阿二者之间的矛盾。

   在未收到图尔炳阿的查勘报告之前,弘历实际上已经从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处坐实河南夏邑等县上年秋天以来水灾实情了。[12] 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大灾已经经几人上报后坐实了,“爱民如子”的大清皇帝理应很快有个说法才对。但是弘历并未如此来做。其并未迅速采取有力的救灾措施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弘历此次南巡是二月二十日到的苏州。在嘉兴和石门镇阅兵后二十七日达杭州。三月六日从杭州北返。三月十八日到达江宁(今南京市)祭明太祖陵。四月四日回到徐州阅视河工后,于四月七日(四月戊辰)再北返的。则此时,已距彭家屏斗胆直言豫东夏邑、永城被严重水灾,已两个月有余。

弘历并未给夏邑灾民一个说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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