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昌华:清代乾隆年间彭家屏禁书案的历史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36 次 更新时间:2020-10-24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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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乾隆年间彭家屏禁书案的历史考察

万昌华


摘要:政治高压、意识形态全控的清代乾隆朝是个人人不敢讲真话的不正常社会。乾隆二十一年被洪水大灾之后,河南之夏邑、商丘、永城、虞城等县,连岁未登,积欠已久,灾地未涸未种者居多,穷黎景况更有不堪入目者,于彼处收买童男二才用钱数百文,在这样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在籍江苏布政使彭家屏作为当地的名门望族,亦即人们所讲的贵族,与众不同,敢于道出实情,实属难能可贵。其精神可佩可赞。其因之被处死,家产被籍没,甚为人所同情与悲悯。


关键词:爱新觉罗·弘历  彭家屏  禁书案  夏邑  


上个世纪末的最后一年里,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知名美国汉学家孔飞力的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以下简称《叫魂》)。[①]书中显示,清朝最高统治者爱新觉罗·弘历并不是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及有关历史题材文学作品中所标榜的那样,不是什么明君,乾隆时期也是不什么盛世。当时的中国,生民度日甚是不易,艰难竭蹶;官场以讨好上峰为指规,下上相欺,弄虚作假;最高统治者在精神状态上也不正常,敏感而多疑,如有人所已经指出过的,有“统治合法性焦虑综合症”。

孔飞力《叫魂》书中所述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是弘历统治中期之事,那么,其在位前期的状况如何?应该说,弘历在位前期也是生民度日甚是不易,艰难竭蹶;官场弄虚作假,下与上相欺;其本人也已是敏感多疑,已经患有统治合法性焦虑症候。有关此点,发生于“叫魂系列冤案”之前十一年,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的彭家屏禁书案,即具有代表性。

一、彭家屏的家世与生平

在具体述及本案之前,有必要将此案主角彭家屏的家世与生平,作一简单介绍。

虽然彭家屏后来居住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城内西门一带,[②]但其本是今河南省夏邑县王集乡彭大楼村人。如果从该村现存古代彭氏祠堂推算,作为望姓大族的夏邑彭家,到彭家屏时已一个半世纪。如果从当地彭氏家族的家谱史料来看,则该家族到彭家屏时的时间更长,已有250年历史。

2020年中秋时节,笔者慕名从商丘市乘长途汽车至夏邑县城,再乘出租车向北20华里来到彭大楼村,参观该村的明代彭氏祠堂。看到祠堂位于该村的老胡同内,始建于明代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距今已410余年,是夏邑县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该祠堂坐北朝南,长10余米,宽约7米,高在6米以上,青砖、青瓦、高脊,内部大梁为多层重叠梁,房的顶部无脊檩,墙上放梁处有立柱支撑,地面铺有青砖,与本人儿时所记的山东省新泰市宫里镇镇里村明代万氏宗祠相近,是典型的明代晚期北方建筑。另据夏邑彭氏族谱记载,彭大楼村彭家是1505年从南边五里的司道口镇迁来。相对于彭大楼村,司道口是大村,现在亦如此。现司道口有居民6000余人,彭大楼村只有1300余人。

来彭大楼村的第一代人彭悠久,有经营酒铺与做私塾教师的经历。但第二代起,彭家就有“功名”之人不断。彭悠久长子彭中美,嘉靖己酉(1525)乡试第一,曾受业于浙江永康名儒程文德,被程文德称为“北方名儒”。彭中美之子彭好古,弱冠之年举于嘉靖丁酉(1537)乡试,后任直隶新城县知县,再任陕西同官县知县。

彭好古共生八子,次子彭健吾为万历癸未(1583)进士,六子彭端吾为万历辛丑(1601)进士。彭健吾曾任陕西泾阳等县知县。彭端吾则是一代名臣鸿儒,为官之始授予中书舍人,擢为山西道御史,最后官至太常寺少卿。彭端吾登第后在彭大楼村建立彭氏宗祠,并制定家训教育子孙。

彭端吾的长子彭尧谕,天启辛酉(1621)拔贡,曾任南康通判。彭端吾的三子彭尧泰,荫武英殿中书舍人。

彭尧谕的生年,正值明末中原大乱之际。其致仕归家后,曾在县城西边筑有军事城堡性质的小邑西园以自保。另外,也是彭尧谕在世时,其本人有较多著述,也喜欢藏书,曾在老家建造藏书楼。由此,其所居村庄庄名也由原来的罗楼改称彭大楼。

进入清代,彭家仍功名不衰。彭端吾三子彭尧泰之子彭舜龄是清顺治二年(1645)乙酉科举人,顺治六年(1649)乙丑科进士,文林郎,曾任浙江嘉兴与山东登州府推官。彭舜龄的儿子彭溶,曾任贵州知府。彭家屏是彭舜龄之孙。

顺便提及,彭家屏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举人。与之一同中举的还有彭燕贻。彭燕贻为彭溶第五子,后官至户部福建清吏司员外郎。

彭家屏(1692—1757)子乐君,号青原。自幼聪慧好学,读史诵经扎实。其康熙五十六年中举人时是顺天乡试经魁。康熙六十年(1721)辛丑科第三甲第四十七名同进士出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雍正八年(1730)考选山西道御史。雍正十二年外授直隶保定府知府。雍正十三年擢直隶清河道道尹、长芦盐使。乾隆三年(1738)十月署理湖南按察使。乾隆六年(1741)八月迁江西布政使。在江西任上九年,乾隆十五年十月改云南布政使。乾隆十九年四月调江苏布政使。乾隆二十年九月,被召入京,接受皇帝面询,以病为由归原籍。

彭家屏在各地任职忠于职守,为官清廉,注意体察民情,勇于为地方上兴利除弊。雍正乾隆之交,其在河北时间较长。乾隆初年的直隶总督李卫曾在对他的考评中写到:“署清河道彭家屏,河南归德府人,进士出身,系前任长芦盐法道诖误革职,奉旨以紧要知府委任,由保定府递行委署。年力正富,为人明白细致,办事有才,惟举动亦活,若再加老练诚实,可称能员。”[③]

调任江西布政使之职后,彭家屏为江西办了较多好事。如开办粥厂放赈,打击危害群众的地痞流氓;主持规划修理南昌市道路,清查傍城各店铺所占街道,扩修火巷以方便扑灭火灾;重修或增建城市景点等。南昌的一些景点至今仍有彭家屏遗迹。比如,南昌东湖景点古石碑上的“百花洲”大字即其手书。

彭家屏在江西期间的政绩,身为江西人的有清代“诗文江右三大家”之一之誉的文学家、戏曲家蒋士铨曾作《乐府九章》颂扬其在赣政绩。

作为彭家屏上级的历任江西巡抚对彭家屏也是肯定的。比如,江西巡抚开泰在乾隆十三年(1748)对全省官员考成时,在上奏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布政使彭家屏,该司明白老成,在江日久,熟谙情形,一切钱粮出入办理清楚,凡地方事务及各官优劣俱能留心考究。惟待属员间有失之稍宽之处。”[④]乾隆十四年十月阿思哈任江西巡抚时,对彭家屏也比较肯定。称彭家屏“老成练达,颇有见解,且在江年久,于地方民情均极熟悉,察吏亦觉恰当。臣甫任江西,正可资其匡助。”[⑤]

彭家屏一生喜爱藏书,[⑥]也喜欢著述与刻书。

已知,彭家屏的著述有《栗山世祀》与《左传经世钞》。《栗山世纪》记述了夏邑彭氏源流,其中收有彭家屏有关的书札。《左传经世钞》是彭家屏在江西布政使任上时,整理增订与刊印的。此书在清代曾被禁,但现还有原书存世。在商丘市负责地方文史工作的友人处,笔者过目过此书的原书。全书共十二册,二十三卷。前题:宁都魏禧冰叔评点,夏邑彭家屏乐君参订。书序落款是乾隆十三年岁在戊辰七月望后,夏邑彭家屏乐君书于西江官署之石翠山房。

魏禧(1624-1680)江西宁都人,与侯方域、汪琬并称清初散文三大家。明末诸生。明亡后曾隐居江西赣州市宁都县城西北三公里处的翠微峰勺庭,后人因之称其勺庭先生。后出游江南,以文会友,传播其明道理、识时务、重廉耻、畏名义的学说。其的文章中颂扬具有民族气节的人与事。彭家屏任职江西之时,魏禧已去世六十余年。《左传经世钞》中所收评点《左传》的话语,不仅只是魏禧的。

此外,彭家屏还刊刻过商丘明末清初乡贤郑廉(字介夫、号石廊,1628—1710)的著作《豫变纪略》,并为之作序。[⑦]

彭家屏生性倔强,认定的事情与道理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此事可以从弘历如下的上谕中看出:“乃前于九卿科道等召对面询伊,朕降旨于巡抚,为恩待汝乎?非恩待汝乎?伊但称皇上大公,非为臣一人,且词色毫不知感。”[⑧]弘历这里讲的是,都到决定其生死的重要关头了,当他讲自己对彭家屏一直是具有爱心的时,彭家屏并未顺水推舟,进而屈膝求饶,反而固执不屈,坚持己见。由此,我们所看到是,彭家屏是个“是什么就说什么”,致死不讲违心话的真正丈夫与男儿。

二、彭家屏禁书案始末

这里所讲彭家屏禁书案,包括了与之有某些非人为关联的段昌续等人的案子。

本文开始时已述及,彭家屏禁书案总体上与后来“山在虚无缥缈间”的系列叫魂事件相似,是无中生有。或者用南宋人秦桧的话讲来,是莫须有的产物。如果具体展开的话可以看到,二者在细部上也是相似。都是因弘历有了自己的感觉或看法之后立案,不是“无罪推定”,而是“有罪推定”,何患无罪无证地把所谓的案件由无犯人办成有犯人,把假的犯人无罪办成有罪,甚至是办成死囚的。

孔飞力的《叫魂》一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后来被贬为山西布政使的山东巡抚富尼汉,在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上奏折说山东已经破获了几起叫魂案件之事,乃是先得到了其宫中眼线的密报,知道了弘历已对所谓的叫魂之事有了某些信息与看法。亦即,叫魂虚假大案的原点是在乾隆。[⑨]同样,我们后边要讲到,彭家屏案的原点也在于弘历的有了其“有罪推定”的想法与感觉。二者所不同的只是,前者来自于多疑,后者来自于多疑加不喜欢听真话。总之,二者都是照着最高统治者的感觉去办案的产物。

彭案的直接引火索是弘历第二次南巡,彭家屏前往迎驾时,说了句不该说的实话。

数千人的朝廷南巡队伍,浩浩荡荡,十分威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正月十一日,弘历奉其母亲离开北京,开始了他帝王生涯中的第二次南巡。其的南巡效法乃祖康熙,是帝王权力的宣示和震慑南中国的一种场域操作。车驾所至,地方官及附近的致仕高级官员都得越境前往接驾,恭聆圣训。是年是月下旬,其的车驾抵达了山东。已经在江苏布政使任上致仕的河南夏邑籍官员彭家屏,也接到通知、奉旨前往山东接驾。[⑩]在面圣之时,皇帝问到河南上年“岁事”、亦即庄稼收成时,性格决定了彭家屏自然直言:“夏邑及邻县永城,上年被水灾独重。”[11]

此前从未听到过此事,之后,河南巡抚图尔炳阿也赴行辕觐见时,弘历便以“彭家屏语诘之”。但图尔炳阿却称水势不大,“尤言水未为灾”。于是,弘历便命图尔炳阿会同彭家屏一起前往查勘水情。很明显,其如此做法,是在有意挑起彭家屏与图尔炳阿二者之间的矛盾。

在未收到图尔炳阿的查勘报告之前,弘历实际上已经从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处坐实河南夏邑等县上年秋天以来水灾实情了。[12] 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大灾已经经几人上报后坐实了,“爱民如子”的大清皇帝理应很快有个说法才对。但是弘历并未如此来做。其并未迅速采取有力的救灾措施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弘历此次南巡是二月二十日到的苏州。在嘉兴和石门镇阅兵后二十七日达杭州。三月六日从杭州北返。三月十八日到达江宁(今南京市)祭明太祖陵。四月四日回到徐州阅视河工后,于四月七日(四月戊辰)再北返的。则此时,已距彭家屏斗胆直言豫东夏邑、永城被严重水灾,已两个月有余。

弘历并未给夏邑灾民一个说法,因此,在其北返的当日(四月七日),有夏邑民人张钦、爱鹤年遮道陈奏。[13]四月九日,过山东邹县,又有夏邑民人刘元德,以该县散赈不实,前来陈诉。三天之内有两起民人“引类越疆,连日渎诉”,引来了弘历的大发光火。其在刘元德到邹县陈诉的当天,便下谕军机大臣等,二人具是夏邑人,此必有刁徒主使,不可不严加惩究。

但大灾又不能不问。就像有人所言,统治者什么时候都做得正确,也都要你必须把颂歌唱起来。基于此,弘历于彭家屏直言大灾后两个半月之久的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下达了《著将玩视民瘼之河南巡抚图尔炳阿等革职事上谕》。其中主要讲了两点:一、真正的大灾情况是他视察河工时所亲见和他派人调查的结果,未及时救灾的责任全在河南巡抚图尔炳阿,其中暗含着其知道灾情与彭家屏的讲了实话无关之意;二、民人的越级陈奏是挟制官员的刁行,必须惩治。

关于第一点,该上谕中讲:“河南夏邑、商丘、虞城、永城、等四县上年秋被水灾,前于彭家屏接驾召见时询问地方情形,始据奏及。随召图尔炳阿质问,则奏称并不成灾。朕特旨令图尔炳阿带彭家屏同往查勘,如果被灾实重应需赈济,断不可稍存回护。乃该抚覆奏仅称一二低洼地亩积水。余俱有六七分收成,可以不必给赈,酌量借粜兼行,已足接济。经朕降旨,特行加赈,彼时已恐该抚之不免于回护矣。及朕至徐州阅视河工,所见穷黎鸠形鹄面,因忆夏邑等县与江南、山东接壤,其被灾村庄不知若何,为之恻然动念。随遣步军统领衙门员外观音保微服前往,密行访查,则该四邑连岁未登,积歉已久,灾地未涸未种者居多,穷黎景况更有不堪入目者,并于彼处收买童男二人才用钱四五百文耳。持券回奏,不胜悯骇。为吾赤子而使骨肉不相顾至此,尚忍言耶?夫水旱灾伤,为地方第一要务,朕宵旰勤求,时深轸念。现如江南之淮徐等各府属,山东之济宁各州县,虽据各督抚查报照例办理,而凡可以议蠲议赈、加恩抚绥之处,无不曲加体察,破格施恩。乃图尔炳阿初既不据实奏报,及命往查勘,又复有意讳饰,以致四邑灾民流离失所,深负朕复加擢用委任封疆之意。从前彭家屏面奏时,朕犹以彭家屏为本地搢绅,不免有心邀誉乡里,言之过甚。今据观音保所奏,则彭家屏出自目击身亲,而图尔炳阿之玩视民瘼,始终怙过,亦殊不料其竟至于此也。”[14]

关于第二点,该上谕中讲:“现在该四县饥民应如何赈恤,著山东巡抚鹤年由查勘荆山桥河工之便,就近迅即前往,督率刘慥妥速查办,善为抚绥。并传谕各百姓等,俾共晓然于朕惠爱黎元、痌瘝一体之意,各安本分,静候给赈。至巡抚、知县之罢斥,乃朕遣人密加访察,自为整饬官方起见,初不因彭家屏之奏,亦不因一二刁民之遮道呈诉也。若因此遂增致长刁风,挟制官长。扰及赈务,则是自干罪戾,不能承受国家惠养之恩矣。”[15]

中国历来的古语是“人命关天”,或者说是“人命是天大之事”。本来,在前述上谕中,弘历已决定将图尔炳阿革职,发往乌里雅苏台军营,自备资斧,效力赎罪,以为地方官讳灾者之戒的,但随着调查刘元德等人身后主使刁徒之事的进展,而成了“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16] 并进而,通过自己的怀疑与想象,把惩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最先讲出豫东重灾实情的彭家屏。

是这样,刘元德遮道陈诉时被逮捕。被逮捕后由弘历亲自讯问时,刘供出了是夏邑县生员段昌清与武生刘东震主谋指使,因令侍卫成林带刘元德前往河南省城查询。成林到夏邑时令该县县差提段昌绪等,段抗不到案。知县孙默便亲往段昌绪的家中缉拿。在段昌绪的卧室中,搜出了以前吴三桂反清时发布的讨清檄文。并且,檄文上有段的点赞评语。由此,弘历认为,很可能檄文的源头在彭家屏,便发布上谕说:“段昌绪家既有此书,传钞何自?此外必尚有收存,即彭家屏家恐亦不能保其必无,即应委大员前往伊家,严行详查,并著(直隶总督)方观承前往,会同图尔炳阿查办。此所关于人心风俗者甚大,该督抚等务宜逐一根究,按律定拟,以伸宪典,不可草率了事。”[17]

先是凭怀疑,派大员对彭家屏进行了彻底搜查,接着便对彭家屏进行了没有罪证情况下的惩治。其在四月二十七日下的《著将藏匿违禁图书之彭家屏革职拿问事上谕》中写道:“今日召见九卿科道,即彭家屏所自行叙述之处,朕爱养黎元之本心,于彭家屏不惟不疑其过甚,且听从之,保护成全之。朕固无负于此方百姓,更无负于彭家屏也。嗣因复有夏邑民人刘元德遮道陈诉,则又供出生员段昌绪等主谋指使,经该县于段昌绪家搜出逆犯吴三桂伪檄一纸。该处既有此等丧心之徒,忍将伪檄钞录赞赏,则其风俗人心之敝坏已可概见,传钞所及,即彭家屏家亦安能保其必无耶?因命方观承前往查办,而召彭家屏至京面询,亦以彭家屏系久列大员,世受国恩之人,若自首出,尚可开一线之路。乃据称吴三桂伪檄实未寓目,再三诘问,但称有明末野史等类存留未烧,实不曾看等语。既云未看,何以即知其不当存留?天下岂有祇见一书之名目而遂晓然其为何等书者乎?人家藏书固不能遍阅,但既知为不当存留之书,而又故为藏匿,是诚何心?岂必如段昌绪之批阅伪檄,始为上干宪典耶?夫本地缙绅,遇有地方公务,主持教唆已属越俎多事,然其过犹小。若于名义所关稍有干犯,则其罪更大。彭家屏身为大员,非寻常愚民劣衿可比,今在朕前廷质之下,情词闪烁,显系狡饰。彭家屏著革职拿问,俟方观承等查奏到日,审明按律治罪。”[18]

很显然,彭家屏这里所讲的明末野史等类书籍,是弘历诱供和允诺自首可从轻处置的结果。当时彭家屏供出的是《日本乞师》《永历私立》和《潞河纪闻》三书的抄本。据此,弘历曾进一步追索实物罪证,但未得到。

方观承在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的《直隶总督方观承等为遵旨详查彭家屏所藏逆书情形事奏折》中写道:“彭家屏供出《日本乞师》、《永历私立》、《路河纪闻》三项抄本,蒙钦差副都统三泰前来査取,因未査出,三泰旋即回京。臣等随将彭传笏并伊管书家人李湘、赵钦隔别研讯。据供:原有抄本,书一尺多厚,俱于四月十六日烧毁,前项抄本三件在内:又另供有《酌中志》、《南渡录》、《甲乙事案》并《灰录》等项名目。经臣等取具供词,一面恭折奏闻,一面将彭传笏并家人李湘委员押解赴京,以便与彭家屏质讯在案。其余家人俱不经手书籍,而彭传笏烧毁之时,只有李湘在傍,并无赵钦及另有家人同烧,亦经臣等讯明在案。”[19]

在先前许诺过“若自首出,尚可开一线之路”和没有直接物证的情况下,弘历还是在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七日下达了《著将彭家屏斩监候并抄没其家产上谕》。在该上谕中,除彭家屏被处斩监候外,其子彭传笏也被斩监候。段昌绪被斩决。与传抄吴三桂檄文有关的司存存、司淑信被判应斩。

此后不久,因着图尔炳阿上奏折称彭家屏所刻族谱取名《大彭统记》属于狂妄,弘历便于同年七月十三日,下达了处死彭家屏的《著将彭家屏宽免肆市赐令自尽上谕》。在该上谕中,弘历认为彭家屏身为臣庶,而牵引上古得姓之初,自居帝王苗裔,尤属悖谬,理应被处死。

有可能无辜加罪于人并最后处死人心里有愧的原因,彭家屏子彭传笏后来未被处死。有关的商丘地方史著中讲彭家屏之子彭传笏也被处了死刑,有误。[20]

余论

综上所述,政治高压、意识形态全控的清代乾隆朝是个人人不敢讲真话的不正常之社会。如我们前引史料中所言,河南之夏邑、商丘、永城、虞城等县,连岁未登,积欠已久,乾隆二十一年被洪水大灾之后,灾地未涸未种者居多,穷黎景况更有不堪入目者,于彼处收买童男二才用钱数百文,在这样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彭家屏作为当地的名门望族,亦即人们所讲的贵族,与众不同,敢于道出实情,实属难能可贵。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说过大意如下的话:法国旧时代里贵族是社会的胸膛。同样,从彭家屏的表现看来,中国中古时期的贵族也是社会的胸膛。

在不许人们讲出真话的情况下,如果讲出真话了,代价是巨大的。彭家屏即是。就因为此,彭家屏之后被弘历无端猜疑联想,在被当着九卿科道的面,被最高统治者“面询”,逼供诱供,最后被以家有禁书之罪处死,家产被籍没,这样的遭际令人同情悲悯。而彭家屏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敢于讲出真话的精神,永远值得赞颂与敬佩。

为了进一步指出彭家屏禁书案的荒唐本质,通过类比方法使人们更加看清楚弘历及其手下一伙在此事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所谓的高度政治敏锐性,所展现出的“善于”在广泛联系基础上深挖幕后指使,以及“敢于”无中生有地生出他们想要的案犯主角的做法的可笑,在此值得再次提及我们前述的孔飞力《叫魂》一书。《叫魂》其中有这么一个细节:乾隆三十三年六月末,山东济南的官府抓到了个乞丐靳某人,靳被刑讯逼供时没法子,供出了自己的“叫魂”主使人是算命先生张四儒。本来,靳某人口里的张四儒是被逼瞎编的。但是,到同年八月底,安徽宿州的官府竟真的抓到了主犯张四儒。只是这个主犯不是真张四儒,而是一个本来叫张四的乞丐。办案的需要乞丐张四是算命先生张四儒,逼得没有法子,于是张四也就自己承认是算命先生张四儒了。同理,此前的乾隆二十二年之时,弘历认为夏邑地方民风有问题了,需要抓出一个幕后主使的刁徒来,而彭家屏禁书冤案的“主犯”彭家屏,不就是这样造作出来的吗!

河南布政使刘慥在当时上的查抄彭家屏家产奏折中讲到,“臣窃于六月十四日在夏邑县随同侍郎裘日修査勘地方积水情形,于本日戌刻,有钦差侍卫三泰等传奉上谕,将彭家屏地亩赏给该县百姓。臣即饬县各处传知,于十七日众民齐集公所,敬将钦奉恩旨明白晓谕。黄童白叟,跪听宣扬,踊跃叩头,欢声动地,佥称夏邑百姓屡蒙皇上稠叠隆恩,至优极渥,兹更叼荷赏给彭家屏地亩,此诚千古未有之鸿仁,天高地厚,无有比伦,惟有顶祝国祚亿万斯年,还祈代为转奏”。[21]如有人在一篇文章中所言,彭家屏本来是为民请命者,而弘历竟用这种办法对待之,将其家产抄没之后分赏给夏邑贫民,这一招“十分龌龊”[22]

至于上面讲的夏邑人在听了籍没彭家屏家产的弘历“恩旨”之后“踊跃叩头,欢声动地”,按一般常理推去便知是假。但是,和历代的最高统治者一样,弘历就是爱听这个。

在结束此文写作之时还有三点值得提及。一是本人有关弘历不是明君,乾隆朝不是盛世的认识,最先的精神导师是鲁迅而非孔飞力;二是说乾隆朝不是盛世的著作,张宏杰近年出的《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一书值得一读;三是由彭家屏案推开去看,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马俊亚的江南士人高尚、淮北士人人格低劣的论断有误。

本人关于弘历是专制暴君,乾隆朝是搞意识形态高压控制的极不正常社会的认识,不是读了孔飞力的前述著作之后才坚定的,而是比这要早得多。是大学时代,与读鲁迅的文章《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有关。其中有如下的话语:“俞正燮的歌颂清朝功绩,却不能不说是当然的事。他生于乾隆四十年,到他壮年以至晚年的时候,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绩’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但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颂为一代盛事的,但他们不但搞乱了古书的格式,还篡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于内廷,还颂之于文风颇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多很有些骨气的人。”[23]

文史学者张宏杰的《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一书2016年由重庆出版集团出版。本人认为其中对整个乾隆时代的描述大致上正确,即:乾隆时国府充盈,四海臣服,威加海内,但光鲜的外表却掩盖不了内在的腐烂。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培养出来的民众只能做奴隶,自私、麻木、冷漠,对公共事务毫不关心;屈服于皇权淫威的官员们用贪腐侵蚀着帝国的肌体;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字狱打断了士人的脊骨,从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再也没能站起来。

张宏杰的以上所论总的讲来正确,但个人亦有不敢苟同之处。亦即,此后中国知识分子中不是没有再站起来者,只是由于特殊的君主独裁专制制度加郡县性中央集权社会,由于社会环境太过严酷,站起来的不多而已。比如改革思想家龚自珍(1792—1841)及魏源(1794—1857)等,即是他们的代表。面对残酷的专制社会,龚自珍在文章《病梅馆记》中写道,应将病梅“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龚自珍还在在《己亥杂诗》第二百二十中写道,“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人格降人才。”魏源则在著作《海国图志》中对当时欧美进步的君主立宪制、国家领导人选举制等,进行了充分肯定。另外,魏源还对当时不走海路走内陆、劳民伤财的所谓的国家重大战略举措运河漕粮做法,进行过严厉抨击。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马俊亚2014年出版的著作《区域社会发展与社会冲突比较研究:以江南淮北为中心(1680—1949)》,[24]如果按地域和时间讲来的话,彭家屏禁书案正好在其所研究的地区与所研究的时间范围之内。但是该书中却是用大量篇幅贬抑该时间段内的淮北人的。比如,该书第六章题目是《精英的动机人格与国家认同》,其中节目如下:第一节,精英的人格与动机:一、初夜权:淮北精英的追求,二、修身齐家:江南精英的精神境界;第二节,精英的劣化与被劣化:一、淮北乡村精英的领主化,二、江南基层社会中的“刁生劣监”;第三节,精英的国家认同差异:一、淮北豪绅:国家蠹贼,二、江南精英:社会基石。亦即,马俊亚教授该书的整个第六章,都是讲的淮北士绅等社会精英,整个是刁人一群。而江南士人,亦即马书中打了引号的刁生劣监,都是敢于与皇权相抗衡的有担当阶层。但是,马的这种认定与我们前述的包括在籍致仕官员彭家屏,也包括了段昌绪等人的敢于组织民人与无道强权抗争之事,炯然不合。

查彭家屏禁书冤案的有关史料,除前述刘元德被逼无奈供出的生员段昌绪、武生刘东震参与了遮道向弘历反映灾民诉求之事外,此外尚有监生彭型在刘元德的反映豫东灾情行动中“指说情节,并告之状式”,“武生刘纪代写呈词,武生刘凤祥缮写”,“生员李驾龙改定誊清”。[25] 为了反映灾情,除了彭家屏之外,这里就有段昌绪、彭型、李驾龙、刘东震、刘纪、刘凤祥等六位诸生冒险参与,由此看来,他们与马书中所褒扬的江南精英——江南基层社会中的“刁生劣监”,并无二致。

与马书中所述的江南地望问题有关,本书前已提及,弘历曾在《著将玩视民瘼之河南巡抚图尔炳阿等革职事上谕》中,有两处是将淮北也称作江南的。其中有“因忆夏邑与江南、山东接壤”,“现如江南之淮徐等各府属”等语。[26]另外本人家乡至今有称山东省以南的地方为江南的习惯。我有一堂舅,早年去安徽灵璧县谋生过,其村里人就说他下过江南。由此推开去说的话,夏邑一带的地方也可称作江南。总之,一是如前述史实所显示的,这里士人的作派与风格全同江南士绅的作派与风格;二是在地理表述上,从当时的朝廷到近代民间,淮北与长江以南,二者也无明确的分别。淮北与长江以南地区,二者之间并无如马俊亚所述的那样,有着巨大的人文差异。

再者,从前述夏邑生员段昌绪在清前期吴三桂反清檄文上所写的如下话语中也可看出,夏邑等淮北士绅也是有社会担当心与历史责任感的一群:“彼夷君无道,奸邪高张,道义之儒,悉处下僚;斗筲之辈,咸居显职。君昏臣暗,彗星流陨,天怨于上,山岳崩裂,地怒于下。”[27]


注释:



[①]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


[②] 参见《河南布政使刘慥为遵旨详查彭家屏函札并无逆词事奏折》,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初四日,载《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


[③]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数字图书馆收录:朱批奏折,《直隶总督李卫对彭家屏的评语》,乾隆元年,档案号: 04-01-13-037-0824。


[④]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数字图书馆收录:朱批奏折,《江西巡抚开泰呈江西省司道布政使彭家屏等员考语清单》,乾隆十二年,档案号: 04-01-13-0444-018。


[⑤]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数字图书馆收录:朱批奏折,《江西巡抚阿思哈奏为饬令布政使彭家屏赴京陛见并委任李根云署理藩篆事》,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档案号: 04-01-12-0068-003。


[⑥] 彭家屏喜爱藏书可参见《直隶总督方观承等为审讯彭家屏之子及管书家人事奏折》,《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第26页。其中有李湘、赵钦均是彭家屏的专职管书家人的记载。


[⑦] 存世刊刻《豫变纪略》有彭家屏的序,落款是“乾隆八年癸未,青原山人彭家屏题辞。”另参见《河南布政使刘慥为遵旨报明未曾查出彭家屏所供书籍缘由奏折》,《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第27页。其中有“至《豫变纪略》系郑石廊记载明末遭海贼残害中州等事,刻本二卷,惟有彭家屏题词数语,内云:叹当时之丧乱,幸今日之太平,可以动君子之鉴观,缉细民之匪僻,是有功于世道,非仅以此博旧闻。等语。”


[⑧] 《著将彭家屏斩监候并抄没其家产上谕》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第28页。


[⑨] 弘历已对所谓的破坏安定团结的叫魂之事有了自己的主意与想法之事,从其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即富尼汉上奏折后第二天即下达了关于在全国开展打击叫魂的上谕一事上看出。


[⑩] 彭家屏到山东接驾时间,不是商丘地方文史著作中所说的乾隆二十二年二月,而是是年正月三十日之前。比如,《清实录·高宗实录》是年正月三十日(壬戌)的谕军机大臣等上谕中,已有“前据彭家屏面奏”之语。


[11] 《清史稿·彭家屏传》


[12] 《清史稿·彭家屏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弘历“又以问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师载奏如家屏言,上谓师载笃实,语当不诳”之语。并且,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初九日,弘历也发出过后来来看实是应付的《著河南巡抚图尔炳阿速勘夏邑等四县实情并给赈一月事上谕》。其中讲到:“豫省之夏邑、商丘、永城、虞城四县与萧、砀、曹、单灾地犬牙相入。岂独无灾?此中州之民,淳朴风厚,不敢言灾,是以赈恤未及并用嘉悯。著该抚即速勘明积水地亩,给赈一月。其有应行平粜及量借耔种口粮之处,一并率属实心妥协办理”。载《历史档案》,1994年第4期,第18页。


[13] 《清实录·乾隆实录》中有“四月戊辰,谕军机大臣等:今日朕发自徐州,有河南夏邑民张钦遮道奏称”等语。


[14] 载《历史档案》,1994年第4期,第18—19页。


[15] 载《历史档案》,1994年第4期,第19页。


[16] 《著将查出吴三桂伪檄之图尔炳阿等留原任并严查彭家屏家上谕》乾隆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历史档案》1994年第4期,第20页。


[17] 载《历史档案》,1994年第4期,第20页。


[18] 载《历史档案》,1994年第4期,第21页。


[19] 载《历史档案》,1994年第4期,第25页。


[20] 见商丘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商丘地区志》,三联书店,1996年,第1821页。该书原文是:“其子彭传笏被斩首。”


[21] 《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第29页。


[22] 朱言文史:《私藏“反动”书籍,烧了就没事吗?乾隆照样杀人》,《重庆晚报》,2006年2月8日。


[23]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见《且界亭杂文》第一集。


[24] 《区域社会发展与社会冲突比较研究:以江南淮北为中心(1680—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25] 见《直隶总督方观承等为审拟叩阍告赈之夏邑县民刘元德事奏折》,《历史档案》,1994年第1期,第21页


[26] 《著将玩视民瘼之河南巡抚图尔炳阿等革职事上谕》,《历史档案》,1994年第1期,第18页


[27] 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北京:群众出版社,1990年,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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