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伟才:物权合同的发现:从尤里安到萨维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8 次 更新时间:2017-02-04 23: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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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伟才  

   【摘要】 注释法学家们在解释尤里安和乌尔比安的矛盾片段以及不当得利返还规则的过程中形成了抽象物权合意的观念,经过评注法学派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在雨果?多诺鲁斯那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抽象交付理论。萨维尼在批判“名义和取得方式”理论的基础之上,借鉴了雨果?多诺鲁斯的理论建立了物权合同理论。物权合同理论的建立不是债法与物法截然区分的结果,而是出于将罗马法体系化的需要。

   【关键词】 物权行为,萨维尼,交付,正当原因

  

   自从梁慧星教授发表《我国民法是否承认物权行为》[1]一文之后,物权行为开始受到我国学界的关注,并逐渐成为我国民法学上最重大的争论之一。学者们很快形成支持和反对两个阵营。反对物权行为的首要理由源自德国学者奥托?冯?吉尔克(Otto von Gierke),其观点经由德国学者茨威格特和克茨为我国学者所熟知。[2]原本吉尔克只是说,把一个交易分成三个部分是虚构出来的,后来被简化成“所谓转移物权的合意实际上是学者虚构的产物”。[3]物权行为的支持者则认为,物权意思表示是客观存在的。[4]

   1998年5月16日,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的物权行为理论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会议综述记录了支持和反对物权行为的各项理由,其中物权行为是否真实存在排在第一位。[5]2000年,杨振山教授去德国期间曾拜访雅科布斯教授,向后者提出了“物权合同[6]存在吗?”的问题。[7]雅科布斯教授随后以一篇长文作为回答。他所提供的答案是,物权合同“当然存在”,它是物法与债法截然区分的结果。[8]在该文当中,他不仅回答了上述问题,还对物权合同的发现史进行了研究,认为物权合同的发现者不是萨维尼,而是古斯塔夫?胡果(Gustav Hugo)。[9]

   雅科布斯教授的答复并没有结束我国关于物权行为是否真实存在的争论,其抽象的论述反而使得物权行为进一步神秘化。争论也没有因为我国《物权法》的颁布而停止,因为支持物权行为的学者认为在我国《物权法》当中可以找到物权行为。[10]最近,有学者提出了新的观点:物权行为是一种法律事实,处于规范层面,与现实存在不在同一意义层面,因此不宜用现实存在来评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11]

   讨论虽然激烈,但物权行为理论的历史基础的研究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十几年前就有学者指出,我们“对物权行为理论起源的研究还很不够,我们对物权行为理论的材料多是从台湾地区学者及其著作的二手、三手材料中来的,一手材料很少……因此对该理论起源及演变需作进一步研究”。[12]然而,直到今天,这种状况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善。虽然出现了很多涉及物权行为的罗马法渊源的文献,但是较为详细地探讨物权行为理论形成史的中文文献,除了雅科布斯教授的上述论文之外,只有陈华彬教授用日文资料进行的相关研究以及乌尔里希?胡贝尔的论文翻译。[13]物权行为理论从罗马法到萨维尼的发展,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对于物权行为的许多问题,只有在其历史基础之上才能进行有益的讨论。比如,“物权行为是否存在?”“它是否是债法和物法截然区分的必然结果?”就是这样的问题。然而,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只是本文的副产品,并非本文的目标。本文的目标就像本文的标题所表示的那样,即查清:(1)物权合同是如何被发现的;(2)物权合同的发现与罗马法源之间的关系。我们先从罗马法源开始。

  

一、物权合同的罗马法渊源


   (一)尤里安与乌尔比安之间的矛盾

   优士丁尼宣称在其汇编当中不存在任何矛盾,[14]但是汇编者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有一个案件在《学说汇纂》当中出现了两次,在包含这个案件的两个片段当中,尤里安[15]和乌尔比安[16]正好分别持有不同的意见。尤里安的意见记录在D.41,1,36当中:

   假如我们就交付之标的物具有合意,但是就交付之原因却存在歧见,在这种情况中,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交付应当无效。比如,我相信我是基于遗嘱而承担将某块土地交付给你的义务,但你却认为我是基于要式口约而承担此项债务。再比如,我基于赠与的意思将一笔钱款交付给你,而你将这笔钱款当作消费借贷金额来接受,那么可以确定的是,所有权仍然已经移转给你,我们就给与和受让之原因不具有合意不会对此构成任何阻碍。[17]

   乌尔比安的意见记录在D.12,1,18 pr.当中:

   如果我基于赠与之目的给你一笔钱,你却把它当作消费借贷金额来接受,那么尤里安认为,在这里并不存在赠与。至于是否成立消费借贷,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我认为,消费借贷同样不成立,而且这笔钱款并不会成为接受方的所有物,因为他基于另外的意图接受了这笔钱款。如果接受方已经消费这笔钱款,他虽然应承担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但却可以主张恶意抗辩,因为这笔钱款是基于给与者的意思而被消费的。[18]

   案件的事实非常简单:甲基于赠与之目的给了乙一笔钱,乙接受这笔钱的时候以为是消费借贷的金额。根据尤里安的观点,这笔钱的所有权已经转移给乙,双方对交付的原因认识有差异并不影响所有权的转移。乌尔比安正好持相反的观点:因为双方对交付这笔钱的原因有不同认识,所以所有权不会转移给乙。双方都不否定交付原因的存在,只是对交付原因的要求有所不同。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乙拿到这笔钱之后,把它跟自己的钱混同或者将其消费,那么他就可以通过原始取得的方式获得这笔钱的所有权。[19]因此,在法律效果上,尤里安和乌尔比安的不同仅限于混同和消费以外的情形。此外,在古典罗马法当中,所有权是否转移决定了乙可以提起的诉讼的类型。如果这笔钱的所有权已经转移给了乙,那么甲只能通过不当得利返还之诉要回这笔钱。如果这笔钱的所有权没有转移给乙,那么甲应该提起返还所有物之诉。

   尤里安的观点看起来很像我们今天的物权行为理论,乌尔比安的观点则正好相反。至于古典罗马法究竟以哪一种观点为主流理论,今天仍然没有定论。

   (二)罗马法当中因交付转移所有权的条件

   在优士丁尼的《民法大全》当中,没有明确说明通过交付转移所有权应当具备哪些条件。不过,可以明确的是,单纯的(裸体的)交付不能转移所有权。显然,使用借贷、寄存也会涉及到标的物的交付,但并不会转移所有权。从来自保罗的片段(D.41,1,31 pr.)当中,我们可以得知,所有权的转移除了交付之外,还需要有正当原因(iusta causa),并且交付是出于这个正当原因而进行的。至于什么是正当原因,保罗没有明确说明,只是举了一个例子——买卖:

   所有权从来不会因为单纯的(裸体的)交付而转移,而是只有在先存在买卖或者其他正当原因并且交付为此而进行的情况下才能转移。[20]

   盖尤斯在其《法学阶梯》当中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示例——赠与,但他仅仅说原因(causa),而没有强调是正当原因(Gai.2,20):

   如果我基于买卖、赠与或者其他任何原因将一件衣服、一块金子或者一块银子交付给你,该物立即就会变成你的,只要我是该物的所有权人。[21]

   结合盖尤斯的上述片段,满足以下几项条件就可以通过交付转移所有权:(1)转让方为所有权人;(2)有(正当)原因;(3)交付基于该(正当)原因而进行。[22]

   关键的问题是,其中的(正当)原因具体需要满足什么要求。尤里安和乌尔比安的争议的关键点并非是否存在交付的原因,而是双方当事人对交付的(正当)原因是否达成合意。

   《学说汇纂》当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规则是关于非债清偿的规则:如果某人因为不知情而进行了非债清偿,那么他应该通过不当得利返还之诉(condictio indebiti),而不是通过返还所有物之诉要求返还。[23]这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权仍然转移给接受清偿之人。

  

二、注释法学家和评注法学家的诠释尝试

  

   注释法学家把优士丁尼的《民法大全》视为适用法,其任务主要是对《民法大全》进行解释,使其更容易理解,并从中发展出一个完整的、无矛盾的法律体系。[24]他们显然相信优士丁尼所宣称的无矛盾性,因而对前述罗马法文本进行了多种诠释尝试,试图调和其中所包含的矛盾。作为注释法学家的继承者,评注法学家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了自己的理论。相比之下,评注法学家的理论更加清晰,体系化的倾向更加明显。

   (一)区分的方法

   注释法学家们很快就发现了上述尤里安和乌尔比安之间的矛盾,一些人试图通过区分(distinctio)的方法来化解这个矛盾。也就是说,认为尤里安和乌尔比安处理的是两个不同的案件。实际上,这种解决方法本身是有问题的,因为从前述片段来看,乌尔比安显然是在评论尤里安的意见,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说的是两个不同的案件。

   注释法学家们的这种区分方法实际上是凭空想象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比如,瓦卡利乌斯(Vacarius)说,在乌尔比安的案件当中不存在先行的原因让“我”负有义务,因此所有权没有被转移,因为单纯的交付不转移所有权;而在后面尤里安的案件中(即D.41,1,36)则有原因先行发生,因此所有权被转移。[25]阿库修斯(Accursius)说得更具体:在尤里安的案件当中,出于消费借贷的原因“我”有义务向“你”支付十(阿斯),[26]然而“我”忘记了这件事,然后出于赠与的原因向“你”支付了这笔钱,而“你”是作为消费借贷接受的,而且“你”也认为“我”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对“你”进行支付;然而在乌尔比安的片段当中,“我”并不是债务人;因此,在尤里安的案件当中我们认为是出于消费借贷的原因。[27]还有一种说法:在尤里安的案件中,“我”之前出于赠与的原因向“你”允诺了十(阿斯),并且随后出于同样的原因向“你”清偿,而“你”把它当作借贷来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把“我”从允诺中解脱,以更重要的原因为准;然而在乌尔比安的案件当中,“我”没有作出过允诺,而是纯粹为了赠与而赠与。[28]

   (二)误想原因理论

   按照这些注释法学家的观点,在尤里安的案件中,所有权的转移都需要先有一项债存在。但是,如果要求这项债必须是真实的或者有效的,那就无法解释非债清偿的规则,因此就有人提出了误想原因(causa putativa)理论。比如,阿库修斯指出,D.41,1,31当中所说的正当原因包括“真实的或者误想的,如果你说出于误想的原因不能转移所有权,那么非债清偿返还之诉的整个标题下的内容都和你的说法有矛盾,因为这个标题下的内容仅仅适用于某物之所有权出于误想的原因被转移的情况”。[29]

误想原因理论是模仿时效取得当中的误想名义(Putativtitel)而来,在后来的共同法理论当中,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错误原因(causa erronea)理论,也就是说,对于所有权的传来取得,错误的原因也足以转移所有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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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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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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