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代雄:萨维尼早期法学方法论中的三条基本原则

——以萨维尼的法学方法论讲义为考察对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8 次 更新时间:2012-09-19 21: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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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代雄  

  

  学术成就不仅取决于天赋与勤奋,而且更多地取决于第三种因素,那就是方法。

  ——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

  

  引言:研究意义与研究资料

  

  萨维尼的法学方法论对德国民法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他直接或间接地为19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实践指引了路向,假如没有他的方法论,德国民法理论与民法典可能就不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那种形态。我国的民法理论与德国民法学渊源颇深,自清末民初以降,我们一直都在直接或间接地(经由日本与苏俄)、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进口”德国民法理论与民法制度,直到今日亦是如此。一个国家的经济不能长期完全依靠进口,同样,一个国家的法律也不能长期依赖于移植。我们在移植德国民法的过程中,必须有意识地去认识它、理解它,深入考察它的形成史,尤其需要考察德国人是以什么样的方法构建一个能够自我发展、自我调适的民法学理体系与制度体系。受人之鱼,不如受人之渔。只有掌握“造法”之方法,才能形构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民法理论与制度体系。近年来,我国学者对萨维尼的法学方法论开始有所涉足,但受资料所限,至今对其尚未有准确的、全面的把握。本文拟对萨维尼早期法学方法论中的三条基本原则进行初步解读,这三条原则是萨维尼法学方法论体系的根基所在。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本文尽量使用原始资料,只有在需要佐证或者需要进行背景性考察的时候才适当使用第二手资料。

  本文使用的原始资料主要包括:1、萨维尼1802/1803年法学方法论讲义,授课时间从1802年11月至1803年3月,每周2课时,授课地点是马堡大学,以下简称“1802/1803年讲义”;2、雅各布?格林(《格林童话》编纂者格林兄弟中的哥哥)对于萨维尼1802/1803年法学方法论课程的听课笔记,以下简称“格林笔记”;3、萨维尼1803/1804年法学方法论讲义,这是对1802/1803年讲义的补充,以下简称“1803/1804年讲义”;4、萨维尼1809年的“作为潘得克吞序言的法学方法论讲义”,5月15日开课,总共14课时,授课地点是兰茨胡特(Landshut)大学,该课程的目的是为此后的潘得克吞课程作方法论上的准备,萨维尼将其视为对法学方法论的第二次试验,以下简称“1809年讲义”;5、萨维尼1811年的潘得克吞讲义序言,授课地点是柏林大学,萨维尼将其视为对1809年讲义的补充,以下简称“1811年讲义”。

  以上资料自萨维尼去世后逐渐被人们淡忘,直至上个世纪20年代,康特洛维奇等人重新发现了“格林笔记”并将其公之于众。[1]此后,其余资料陆续被发现,由阿尔多?马扎卡内(Aldo Mazzacane)于1993年汇编出版,并于2004年修订再版。本文所依据的是马扎卡内2004年的修订版。

  

  一、第一条基本原则:法学是一门历史性的科学

  

  萨维尼在“1802/1803年讲义”的序言中列出了一个课程计划,他把整个法学方法论课程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法学的绝对方法(Absolute Methodik),亦即纯粹基于法源本身,不借助于书籍或讲义等便利条件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法学的文献性研究(Litterarisches Studium);第三部分是法学的学院性研究(Academisches Studium),主要涉及如何利用教学来达到法学研究目的。在第一部分,萨维尼提出了三条基本原则:其一,法学是一门历史性的科学(historische Wissenschaft);其二,法学是一门哲学性的科学(philosophische Wissenschaft);其三,法学是历史性与哲学性科学的统一体。[2]

  对于第一条原则,“1802/1803年讲义”本身只是作了一个很简单的提纲式的说明,必须结合“格林笔记”才能窥知其确切含义。按照雅各布?格林的记录,萨维尼对于这条原则的论证理路是这样的:“国家存在的必要性在于把某种东西置于个人之间,使得个人意志的支配力能够相互限制……对于某一个体的自由意志的限制并不取决于他人的意志,而是应该由某个第三人决定这种限制的程度。然而,这种第三人意志具有多样性,因此,最好的方案是:存在某种完全客观、完全独立、排除任何个人意见的东西——法律(Gesetz,制定法)。其原初目的应该是完全的客观性,它应当是如此完备的,以至于仅靠自身就可以适用,无需其他东西的介入。所有关于那些客观产生的东西的知识被人们称为历史知识,由此可见,立法科学(法学)[3]的全部特征在于历史性。”[4]

  萨维尼这段话的主旨在于通过描述法的起源与目的来论证法的历史性:法的产生基于市民生活的客观需要,它是历史地、客观地、不取决于任何个人意志地形成的,历史性在此就等同于客观性,个人意志无法改变法的历史整体、无法左右法的生成与运作过程,即便是作为精英的法学家与法官也是如此。尽管在这个时期萨维尼的法学方法论带有一定的制定法实证主义色彩,与后来的“民族精神说”或“民族的法信念(Rechtsüberzeugung des Volkes)”说有所不同,[5]但在强调法的客观性方面,二者是相同的。

  在此之后,萨维尼接着从两个角度诠释法的历史性。首先,从历史性的本质含义上看,所谓的历史方法是指把立法视为在给定的时间内自我发展的东西。[6]萨维尼区分了两种法律史:外部法律史(?usere Rechtsgeschichte)与内部法律史(innere Rechtsgeschichte)。外部法律史涉及法与国家史、民族史的密切关联,因为立法是一种国家行为,所以法律史是国家史的一部分。一般而言,外部法律史不涉及法的具体规则本身。内部法律史是指具有内在关联性的法律体系的发展演进历程。[7]在“1809年讲义”中,萨维尼把内部法律史界定为同一个民族不同时期法律之间的必然联系,胡果1799年的《罗马法史教科书》就是内部法律史著作。[8]其次,历史性意味着法学具有语文学(philologisch)属性。对此,萨维尼采用从“事物的性质(Natur der Sache)”进行推导的方法:“关于个人自由意志的纠纷,要么由法官在个案中予以裁决,要么(更好地)由外在的不依赖于任何个人意志的法律予以决定。……现在不再由法官进行任意裁判,而是由法律本身加以判定。法官只负责掌握规则并将其适用于个案,这些规则由法学予以阐述。从这个角度看,法官与法学家的职能是相同的。……由于法律排除了所有的任意性,所以,法官唯一的工作就剩下对法律进行纯逻辑的解释。对此可以这么表述:法学是一门语文性的科学。”[9]在萨维尼这段话中,法的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是统一的:任何人都不得基于自己的观念任意地创造法律,法官与法学家亦是如此,这显然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法律观;另一方面,按照萨维尼这个时期的法源理论,所谓的法律就是古罗马流传下来的法律,尤其是优士丁尼的《民法大全》,在他的心灵深处,似乎依然把自己视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子民,[10]受罗马法的约束是理所当然的,法官与法学家的任务是解释罗马法,在他看来,罗马法既是历史文本,也是实证法,对罗马法的研究既是实证主义的研究,也是历史主义的研究。

  “格从笔记”中有一段话对于法的历史性的论述更为直接:“在法学中有很多东西如果不借助于相应的历史基础知识将会无法理解。然而,我们这里所谈论的并不是运用历史知识去认识法学本身的某些东西,而是探索法学必须在多大程度上具备历史性。这种研究是绝对不可欠缺的,尤其是对于优士丁尼的立法,因为每个立法或多或少都是先前立法史的结果。优士丁尼并没有独创一部法典的意图,他只不过是对丰富的现存法律资料进行汇编而已,历史的整体由此转变为法典。”[11]这段论述表明,萨维尼所谓的法的历史性并非指历史知识与法的简单对接,毋宁是指法自身具有内在的历史性,换言之,他似乎更倾向于内部法律史。

  在“1803/1804年讲义”中,萨维尼对历史方法的含义作了进一步阐述:“科学著作有两种任务:处于时间之中,以及不受时间限制的。法处于时间之中。方法论应当提出一个绝对性著作的理念——绝对的而且与某个特定时间相联系。科学任务=绝对知识。在一个限定的时点上,这种绝对知识如何可能?借助于在其特有的限定性中进行认识、理解、阐述。”[12]萨维尼对那个时代的很多法学家的方法提出批评,尤其是蒂堡——他混淆了历史与偶然,研究方法过于任意性。萨维尼认为有必要从晚近的任意性体系转向罗马法体系,同时,有必要把罗马法发展为绝对的法律科学。[13]

  至此,我们可以对萨维尼法学方法论第一条基本原则的内涵作一个总结。这条原则体现了萨维尼的历史主义法律观。其历史主义有三个层面的含义:

  其一,法是历史地、客观地形成的,而不是由任何个人基于其意志任意创造出来的。萨维尼这个观点是有针对性的。在整个18世纪,德国法学界一直处于理性(自然)法学的统治之下,1756年的《巴伐利亚民法典》与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邦法(ALR)》就是理性(自然)法学的产物。[14]直至萨维尼的青年时代,理性(自然)法学依然阴云未散,德国民法学界仍有不少学者受其影响,萨维尼的论敌蒂堡就是其中之一。[15]理性(自然)法学的主要进路是从少数几条伦理学——哲学基本原则推导出整个法律规则体系,由此产生的很多规则背离了罗马法传统规则。萨维尼对此极为反感,认为这种方法是完全任意、专断的,必将导致种种谬误,他试图以追求客观性、绝对性、科学性的历史主义方法取代理性(自然)法学的方法。

  其二,应该回归古罗马法的历史文本。萨维尼把历史主义方法理解为一种绝对方法——直接从法源出发,不借助于二手资料的方法,同时他把法源限定为古罗马法,[16]这意味着用历史主义方法研究法律需要回归罗马法,而不是中世纪后期被改造过的罗马法,尤其是在17、18世纪被“现代运用学派”篡改过的罗马法。在“格林笔记”中,萨维尼在论证法学的语文学属性时,曾经对那种在现有法律(理论)之外另辟蹊径,开创一个实践性法律体系的做法提出批评,[17]其意图即在于捍卫罗马法的正统地位。在这方面,萨维尼表现出强烈的古典主义倾向,这种古典主义的学术旨趣被后世的法史学家称为“第二次人文主义”[18]——相对于16世纪法国的人文主义法学而言。

  其三,法具有历史发展性,应该将其置于时间序列之中进行考察。在萨维尼眼中,法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现象,属于时间范畴。对于罗马法,不能仅仅关注优士丁尼的《民法大全》,应该将其视为罗马法历史整体的结晶,其中很多制度都经历了长期的演进历程,只有在时间的序列中考察其演进历程,才能准确地理解它们。萨维尼认为,在这方面,胡果的《罗马法史教科书》是一部很好的典范。[19]

  

  二、第二条基本原则:法学是一门哲学性(体系性)的科学

  

  在萨维尼早期法学方法论中,哲学性等同于体系性。“所有的体系都根源于哲学,对纯历史性体系的论述溯源于某种统一性(Einheit)、某种理念,这种统一性与理念构成体系化论述的基础,这就是哲学。”[20]“法学的体系化研究……如果想真正发挥作用的话,就必须为一个统一体构造内在关联(innerer Zusammenhang)。为此,它必须为法学、为整个立法提供一般内容与一般任务。如果存在一种与法学直接地紧密相连的哲学,通过完全的演绎(Dedukzion)能够确定一般任务的整个范围,那么法学的体系化研究就是可能的,法学也就可以理解为一门哲学性的科学。”[21]从这两段话可以看出,萨维尼所谓的哲学就是能够为法律(学)提供基本理念、基本元素并使之成为法律(学)体系之基石的知识体系。法学体系化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寻求这种基本理念与基本元素,在此基础上对法律规则与制度进行系统的阐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把体系性等同于哲学性,并且认为法学是一门哲学性的科学。

  为了对萨维尼法学方法论的第二条原则获得更全面、更准确的理解,需要考察他关于哲学与法学之关系的论述。他发现,在很早以前,哲学就已经开始影响法学,但大多数只影响法的形式方面,比如1679年劳特巴赫(Lauterbach)的内、外因理论。所有以这种方式对法学进行哲学式研究的努力不久之后就被遗忘并遭到嘲笑,而历史研究则受到尊重。其原因在于,法学界有很多普通的学者把法的历史性研究而不是哲学性研究视为常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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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德私法研究(2009年总第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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