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人的自我中心”与“理性”

——兼评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8 次 更新时间:2017-01-11 11: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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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  

   写作这篇论文的直接动因是阅读当代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在这本书中, 鲍曼通过对二战期间犹太人遭到纳粹屠杀的社会原因的分析,严厉地指斥和抨击了现代性尤其是现代理性。

   鲍曼的眼光不是狭窄短浅的, 他反对把大屠杀的意义简化为犹太民族的灾难, 也不赞成将其归咎于人性恶这一古老然而在文化上又难以排除的问题。他认为, 大屠杀既然是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高峰中酝酿和执行, 它就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自身的一个问题。尽管现代性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 但它绝对是必要条件。

   这首先指的是“工具理性的精神以及将它制度化的现代官僚体系形式”, 它使大规模高效率的屠杀成为可能;并且, 由于官僚体系和现代技术能够有效地造成其执行者的道德盲视, 所以它极大地增加了屠杀发生的可能性。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 鲍曼进一步指出, 大屠杀与下述现象有着更为内在的关联, 这就是通过大规模的“社会工程”造就“完美社会”的现代“人为”设计理念, 与具有前现代特征但同时也是现代产物的种族主义在观念和实践上的共鸣。

   他写道, 这种共鸣发生在两个重要的方面, 一是启蒙运动以来成为唯一的正统信仰的“科学”, 尤其是生物学、遗传学对人种的研究, 与种族主义结合形成“科学种族主义”; 二是从启蒙运动发展起来的人类应当也能够有计划地改造和管理社会的思想和实践, 与纳粹们所谓为了欧洲的康复和自我净化就要消灭“犹太病毒”的结合, 使对犹太人的灭绝成为“理性”的社会“管理活动”。

   这一剖析无疑既让人感到深刻又令人心神不安, 因为鲍曼对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关系的揭示, 不是简单地暴露现代性的负面问题, 更非告诉我们人类文明进程中仍然有未被克服的野蛮, 他从根本上反对这种属于启蒙理性的解释, 而将质疑和鞭挞的对象直接指向了启蒙理性及奠基于其上的整个现代管理体制。

   诚然, 对启蒙理性及其进步主义的批判, 对现代科层制的批评, 自卢梭、马克思以来就没有间断过, 在西方社会批判理论和后现代思想家们那里, 更是热门话题。鲍曼似乎也只是为这种批判提供了一个案例, 然而, 当这种案例依然触动着人的神经, 并且, 如果类似案例就是现代性的“永久的潜在可能”, 那么, 对于早已成为人类共同命运的现代性之各种可能性的思考就必须继续下去。笔者难以对鲍曼的观点给予全面的分析和推进, 而只想围绕着“人的自我中心”与“理性”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

   确定这样一个论题, 不仅在于鲍曼特别强调的种族主义( 或种族中心主义) 属于典型的人的自我中心主义, 而大屠杀就是人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极端狂妄的畸形的表现, 而其结局必定是这种自我中心主义及其信奉者的自取灭亡; 并且, 在今天,人的自我中心的各种形式尤其是个人自我中心、国家霸权和人类中心主义依然盛行, 造成个人之间、民族国家之间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持续紧张。

   笔者认为, 理性主义的确是人的自我中心主义重要的现代形式, 它应当被超越; 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超越人的自我中心就要放弃理性? 放弃理性而专任非理性不是同样会走向人的自我中心主义吗? 因此, 我们在今天亟待弄清楚的是, 理性与人的自我中心取向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现代理性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要走出人的自我中心主义需要用什么来指导? 这对于并不想放弃“合理性”追求的人们来说, 当是一个既有理论意义而更有现实紧迫性的任务。

  

  

   无疑, 由启蒙理性所开辟的现代历史是一个高度理性化的过程, 也是人的自我中心主义急剧扩展、全面确立的过程。资本的全球化扩张、西方对东方的不同形式的支配或主导、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拼命榨取乃至向外太空的大举“进军”, 所体现的都是理性的力量。所以断定人的自我中心主义与理性有着相通甚至共谋的关系, 完全顺“理”成章。

   但显然, 我们的这种认识本身同样属于理性的思考, 而把它作为问题加以剖析并给予解决, 固然基于所谓非理性的情感、意志和信念, 但也绝对离不开理性的参与。如果我们不能把理性完全归结为非理性, 那么, 我们就只能用理性克服理性, 亦即用理性的“合理性”战胜理性的“不合理性”。同理, 如果信仰不能完全归结为理性, 那真正能够解决信仰问题的也还是信仰。

   其实, 理性从来不是铁板一块的, 它并非只有一种形式。鲍曼所指斥的理性主要是工具理性即韦伯说的工具合理性。显然, 工具合理性的问题既不能归咎于整个理性, 因为在工具合理性之外还有价值合理性; 而理性又不能不承担起自我反思的责任, 因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是理性的子概念, 也是其现代形式。那就让我们先来考辨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问题, 并从而让理性与人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复杂关系逐渐显露出来。

   我们知道, 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区分来自于韦伯, 韦伯是基于宗教的理性化———即逐渐减少巫术和迷信的成分———和整个现代社会的祛魅,并通过研究基督教与教徒的社会行为特别是经济行为及其后果,提出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概念的。韦伯首先区分了人的行动的合理性与非理性, 合理性行动是指由人自己认定和控制的行动,非理性行动则是指人受神秘的情绪或传统的习惯力量支配的行动。

   韦伯认为, 现代人的行动越来越趋于合理化;而在合理性之中, 他又区分出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工具合理性又叫目的合理性, 指的是“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 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 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 价值合乎理性的, 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 不管是否取得成就”。

   我们在这里不妨作一点哲学分析。韦伯所说的人的行动的合理性或理性, 既然取决于人“自己”的认定和支配———虽然这个“自己”最为复杂、玄奥,最难界说,但人有了关于“自己”的意识即自我意识, 就表明人已逐步走出了物我、人己、主客浑然相处的状态, 活动不再直接仰赖于生命的本能和自发性, 而越来越凭借自觉性和自主性,这其实就是近代哲学确立的“主体性”原则。所以, 合理性是“合”主体性之“理”。从合理性的两种类型看,工具合理性“合”的是人的活动效率之“理”, 价值合理性则是“合”自身之“理”即行为内在的自足的价值, 它是不必外求的, 所以也不必像工具理性那样考虑行为的结果。

   当然, 正如韦伯所说, 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区分属于一种理想类型化,合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分也是相对的。实际上,人们自以为是的价值合理性往往更接近非理性。韦伯虽然认为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成果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 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在理性主义的形式的发展中, 价值合理性、非理性因素也渗透其中。

   他写道: 从目的合理性的立场上看, 价值合理性总是非理性的,“而且它越是把行为以之为取向的价值上升为绝对的价值, 它就越是非理性的, 因为对它来说, 越是无条件地仅仅考虑行为的固有价值( 纯粹的思想意识、美、绝对的善、绝对的义务) , 它就越不顾行为的后果。但是, 行为的绝对的目的合乎理性, 也仅仅是一个基本上是假设出来的边缘情况”。

   属于理想类型的这种理性的二分, 不仅是认识极为复杂的现实的理论需要, 其实, 也表明了它们在实际生活中的张力性关系。然而, 这种张力在推进现代社会的发展中,不仅关系越来越紧张,甚至成为负面的冲突。理论上的理想类型与现实中的极端情况是相通的,提出没有内在价值或固有价值的工具合理性, 与不顾行为后果的价值合理性这两类彼此外在的概念,已然反映出现代人同时也是现代社会合理化趋势中蕴涵的严重问题, 即理性自身的分化超出了张力的范围,逐步走向分裂乃至相互反对。而在这个过程中,拥有“客观”力量的工具合理性似乎越来越把只是“主观”的价值合理性排斥出局。鲍曼所要说明的就是这种强势的工具理性会把人推向什么样的境地。

   那么, 像纳粹屠杀这样的行动, 是否适用于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这样的分析框架? 从纳粹建立的极权的统治体制及其运作来看, 它确实符合工具合理性的规定。

   我们知道, 工具合理性只遵循效率最大化的技术性原则, 它本身无法意识到人的情感、道德和精神世界作为人的根本性所在的价值和意义, 相反, 如果后者与效率发生对立, 它就会尽量将其排除在外。科层制管理以制度化的形式保证了这一点。

   在这个体制中, 除了少数决策者, 每一个成员都被置于接受和执行指令的服从地位, 他们没有自主行动的权力而只须照章办事, 至于所办事情的性质则往往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 即使他们有不同的看法, 也往往无可奈何。何况, 他们不需要为体制和上面的决策承担责任。而且, 如鲍曼所说, 由于他们的行动与结果之间有着很长的链条,人们的道德意识就会模糊从而导致道德盲视。就此而言,说“现代官僚体系形式”充当了纳粹的“帮凶”亦并不为过。

   而名为“帮凶”就不是“元凶”。现代管理体制即使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人的主体性, 它也毕竟没有有机体的生命。尤其是决策者, 尽管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这个体制的人格化身, 但仍然有自己的自主性和判断、选择能力, 并非对这个体制的结构和运行完全无能为力。

   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只能是纳粹。那么, 我们由此能否得出结论说, 现代管理体制及其工具理性本质上与纳粹的取向是一致的? 或者, 它所强化的人的自我中心中的“人”就是纳粹一类人? 笔者认为是不能的。因为这无法解释整个现代管理体制给现代人带来的巨大福利, 也无从说明凭借同样的体制将纳粹消灭的那些人以及更多的处于这个体制中的决策者们的道德观念。

   其实, 现代管理体制是适应现代人的经济活动及其效率要求产生的; 并且, 这些现代人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 也只有非人格因而无“情感”的管理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他们, 而任何人格化的有感情的管理( 如“家长式”管理) 都不能避免亲亲疏疏。就此而言, 现代管理具有一定的道德上的合理性。

   的确, 现代人的经济活动已经获得了自身的发展动力而失去了与“新教伦理”的关联, 管理体制的工具理性化趋势也有越来越严重的“非人化”问题———韦伯甚至对此持悲观态度, 但实践证明, 通过充分的民主、分权自治以及技术的人性化, 通过“生活世界”的扩展而抵御哈贝马斯所说的“技术系统”的“入侵”, 工具合理性的问题是可以大大缓解的。真正需要重视的问题是: 工具合理性赖以产生的根源———现代人的功利化(“经济”) 需要及其对效率的追求, 并不是一种自然客观的运动, 而是一种社会客观的价值取向,这就是它的利己性、排他性!

   人与人之间激烈的生存竞争反映的正是他们利益上的难以相容。

但是, 在韦伯的两种理性中, 这种以个人或群体为本位的功利性“价值”, 实际上却不见了, 工具理性概念并未明确地反映出它背后的这种功利性价值取向。在现代社会, 这虽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并不意味是完全“正当”的。如果现代人的这种功利化价值取向及其激烈的竞争关系得不到改变, 那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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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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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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