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现代价值哲学:缘起、问题与解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1 次 更新时间:2019-01-12 22: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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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北师大) (进入专栏)  

  

   摘要:现代价值哲学旨在探究和澄清现代人生活的价值与意义问题,这种哲学被视为关于“善”的古老哲学的现代变体,并且一问世就面临两大挑战:从现实来说,现代人所追求的个人自由直接意味着对既有规定的否定和向所有可能的敞开;从理论上来说,传统哲学形而上学已遭遇危机并广受抨击。那么,现代价值哲学何以可能?本文通过对哲学史的回顾与梳理,通过对上述两大挑战的解析,认为现代价值哲学的证成取决于它能否真正深入到现代人的生活实践中,把捉到蕴含于人的活动中的“人性准则”并从“积极”与“消极”两方面加以理解和运用。

  

   关键词:价值;生活实践;目的;自由;爱;人性

  

   柏拉图在《大希庇阿斯》篇借苏格拉底之口感叹“美是难的”,我们可以进一步说“价值更是难的”。今人所谓“价值”,包括利、善、美、圣、爱、自由、平等、正义、和谐等一切价值形态,还常常与人言言殊的“意义”相互涵盖或相互置换,然而,这些价值形态之间充斥着矛盾,并且分别是由经济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政治学、法学和其他人文学科加以研究的。现代价值哲学依据哲学一向致力于探究和把握事物之“根本”和“总体”的宗旨,试图通过对各种价值形态的探讨,追究和澄清关于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问题,解答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值得”过的,什么样的生活是“坏”的,“不值得”过的这一关乎价值标准的基本问题。然而,这一苏格拉底式的问题本来就是难题,在一个多元化的、变动不居的时代提出,更将增加它的难度。那么,我们能否从哲学上解答这个难题?现代价值哲学何以可能?如可能又具有什么特点?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并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而这种思考和回答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现代人类生活实践的目的及其功能的“人性”内涵,并把握住蕴含于其中的法度或准则。


  

   如果从哲学史的角度看,哲学从古代的本体论哲学,转向近代的知识论哲学,再转变为现代价值论哲学,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任何本体论哲学都离不开两大支柱,一是知识上的追寻始因,二是价值上的终极关怀,单凭任何一方,都不能确立起一个作为思想起点或前提的不证自明的本体。既然知识与价值构成了本体得以成立的前提,那么,对本体的反思自然会使知识与价值凸显出来。我们知道,由于语言和思维的特点,西方古代的本体论哲学在巴门尼德那里走上了概念的形而上学,并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分别在“本质”与“现象”两方面加以推展,从而具有了求真或求知的特点,后来被基督教神学家们用来论证上帝的万能,哲学由此在欧洲中世纪成为“神学的婢女”。而经由笛卡尔,西方哲学转变为知识论哲学,在现代化也是理性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科学知识毕竟不能满足人的情感与信仰的需要,也不可能给出人生社会的方向,并且,随着知识背后的“人类学”前提以及“潜意识”“成见”“权力”和“意识形态”——这些方面直接关乎人的生存欲望、生命意志和生活意义——被人们自己发现,知识论哲学的主导地位也逐渐被价值论哲学所替代。这种价值论哲学当然是广义的价值哲学,它决不可能一蹦而就,而很可能展示为一场充满争论的理论运动。

  

   中国哲学一向推崇天人合一,主张体用不二,道在器中,对“德性之知”的重视高于“见闻之知”,其历史呈现为另一幅景象。但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中国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开展,哲学在中国也先后出现“认识论”主导和转向“价值论”主导的态势。

  

   要理解价值论哲学,首先面临着一个事关价值的哲学问题,即早在古希腊智者们那里就已敞开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相对性和绝对性的问题,因为价值不是自然物理事实,它难以认知及实证,却是感觉、情感和意志的对象。但仅仅诉诸于感觉、情感和意志,又难以摆脱普罗泰戈拉的相对主义,如同有人说风是“凉”的,有人说风是“热”的,因人而异,还因时而变,这样,价值或评价就不可能有任何确定性和公度性(通约性)可言。这既妨害人们追求有序的公共生活,也为人们社会地形成的信念所反对。于是,经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西方哲学以理性的方式寻找判断善恶、美丑的统一标准,在最容易产生各种主观意见的人间世界,确立起由“一般”或“普遍”居于主导地位的价值真理,最后则走上了知识论的道路。直到现代实践论、实用主义、现象学和解释学的出现,事关人类生活的价值与意义的论域,才得到了新的存在论和方法论的支持。然而,事实上,在希腊哲学包括柏拉图的哲学中,就蕴含着生活实践的也是生存论存在论的维度。

  

   按照美国哲学家巴雷特的研究,在古希腊,哲学不是一个专业化的理论性学科,而是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一幅想象中的人与宇宙的完整图景。即使在柏拉图那里,哲学也是一种充满激情的生活方式;献身于哲学生活的苏格拉底所做出的不朽榜样,成为柏拉图人生的指导原则,即哲学是灵魂为得救而进行的探索,是从苦难和邪恶中的解脱。巴雷特引述怀特海的话说,“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不过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然后指证说,后世的哲学家都有对柏拉图的依属关系,甚至力求与柏拉图主义传统决裂的存在主义也不例外。柏拉图主义固然强调永恒的一般的理念远比变化的个别的存在真实,当代存在主义哲学奋起反对的也正是这一点。但是,柏拉图把世人通常认为的感觉的真实改变为超感觉的真实,如此方能满足当时历史的要求,“因为,使人跨进理性动物的历史,必须使人相信,他进行推理的对象,理念,比他个人或构成周围世界的个别物体更为真实。进人理性主义的伟大进步必须要有自己的神话—这可能就是人类进化总是具有的两重性。”尽管在人们心目中,柏拉图的哲学是关于本质而不是关于存在的哲学,“然而,他把对哲学问题的研究看成在根本上是个人获得拯救的手段的思想,仍是存在主义的。”[1]

  

   从人类生活实践的本性及其历史运动来说明柏拉图哲学,其视域的坐标落在人的两重性及其历史向度之间,尤其是从自然中诞生的人对自然的依赖性与超越性,人作为个体的有限性和作为类的生生不息的永恒性之间。当具有自我意识的人能够明确地意识到自己作为生命肉体存在的必死性、相对性、偶然性和客体性,即生存的悲剧性,就会唤起自己的生命意识,振奋自己的精神,向着必然、永恒和绝对挺进,而这在古希腊哲学家特别是巴门尼德之后的哲学家那里,就必定表现为在意识中对绝对真理、绝对价值的追求以及从绝对到相对的价值排序。柏拉图就认为,不仅理念世界绝对高于可见世界,理念世界之中也有高低贵贱之分;人自身及其社会角色同样有着价值的等级:人由可见的肉体与不可见的灵魂两部分构成,灵魂是神圣不朽的,它统摄着必朽的肉体。体现灵魂本性的是理性,因而人的灵魂中的激情和欲望都要服从理性;与灵魂的这三个部分相对应的是智慧、勇敢与节制,分别具备这三种品性的人于是构成国家的三个阶层:统治者、辅助统治者的卫士、从事劳动的农夫和手艺人。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名义认定,只要人自身的每个部分各司其职,国家的这三个阶层的人各安其位,就是社会“正义”的实现。[2]柏拉图由此建构起“价值的金字塔”也是“权力的金字塔”。柏拉图在晚年虽然有了从人治转向法治的思想,但他在西方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仍是其理念论和理想国,是他从神学目的论角度区分人和世界优劣真伪并借以建立一元论统治秩序的思想。后世的柏拉图主义者都认定善、美的本质存在是“是”,也是“应该”,而本质存在就是完满的存在、完满的实体,每个人都从属于这同一个实体,所以便有分了价值和意义。

  

   可见,哲学表面上与人的现实生存和价值信念无关,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哲学起源于人的惊讶,是人的现实生活问题解决之后才有闲暇和能力从事的自由的学问,但这并非说它与人生存的“实情”和“目的”无关。相反,它是要从一种最根本,也最超越的角度来思考、关照人生。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同样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到了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期,古希腊的各种文化知识越来越丰富并且开始分化。在此背景下,亚里士多德不仅把传统的神学目的论转变成人的理性目的论,并且基于不同的目的,把实践与理论、实践与创制区分开来,这有力地推动了思想、知识和人的身心活动的多方面展开,并由此超越苏格拉底的道德知识观和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他说,理性是人的灵魂中能够认识自己和外部对象的因素,知识诉诸于理性,却不诉诸于德性;人的德性或伦理品质是人的自然本性与习惯两方面的产物。人是由于实行正义的行为而成为正义的人,由于实行节制和勇敢的行为而成为节制和勇敢的人。品德的形成要特别注意从小养成的习惯。[3]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本性上就是政治动物,每个公民都能具备过公共生活的基本品德,有权参与审判和行政统治,而无须成为一个哲学家。并且,作为自由人的公民既能统治又能被统治。他赞同民主体制,但考虑到人们天赋的差异,主张辅之以贤人政治;而他心目中最好的政制是体现“理性”统治的法治。[4]尽管有此区别,亚里士多德最后却未能跳出柏拉图的“二元世界一元主宰”的模式,他从具体事物的“实体”最后还是推导出“上帝”这个“最高实体”,以便对世界万物给予有“目的”的“第一推动”,使哲学的“认知”和“价值”、“语言学”和“生存论”两种维度在统一中走向超验的“形而上学”之域。

  

   西方中世纪的神学家正是利用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实体”以及“目的”和“形式”说,来构造和论证居于“天国”的“上帝”及其对“尘世”的创造和统治的。这一神学的话语反过来又刺激着哲学自身双重维度的差异尖锐化和纯粹化,这就是“超验”和“经验”这两种视域的二分及“超验”对“经验”的贬逐:在当时的神学家和哲学学者看来,只有“超验”才是哲学应有的并且是唯一的思考维度,“经验”不过是非哲学的庸常视域罢了。因而,哲学必是“形而上学”。既然神学是纯粹的超验意识,上帝是超验之域的最高本体,那么,从理性上探求形上“本体”的哲学必然从属于神学。人的“本质”性认知和“超验”性信仰,本来基于生命和生活自身的矛盾,其目的在于让人走出动物状态,过一种真正体现人性的高贵和自由的生活,然而这种认知和信仰,却让人的生命的灵与肉和生活的圣与俗完全分裂开来,最终使灵与圣在超验的彼岸建立起“天国”,人的现世生活则成了函待拯救的肉欲和恶俗之地了。

  

从一定意义上说,作为近代哲学创始人的笛卡尔仍然是在对上帝的信仰中展开自己思考的,但他直接诉诸的却是人的思维或思想,是“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这一在他看来是自明的原则。思维或思想(thinking)和意识(consciousness)在他那里也并无明确区分,因为思维是反思性的,不是自然思维,意识也主要指有“自我”在场并统摄的意识,所以,他用“思维”一词涵盖存在于我们内部并能被我们直接意识的任何东西,因而一切意志的、理智的、想象的和感官的活动都属于思维,感觉如“疼痛”由于是人自己意识到的,也就成了思维的样式。由此,“思维”即人内在的“自我意识”涵盖了一切意识和感觉,这为后来所有的“意识哲学”确立起“主体性”原则。思维主体或意识主体在近代哲学中的确立,意味着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根本上成了认识论的主客关系,外部世界以知识的形式被人的认识所把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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