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天”之重释与“仁”之重光

——纪念《天演论》与《仁学》发表120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1 次 更新时间:2019-01-12 22: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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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北师大) (进入专栏)  

  

   摘要:严复的《天演论》与谭嗣同的《仁学》,是近代中国历史大转折时期问世的两部重要著作。这两部著作不仅严厉抨击了君主专制,率先表达了自由平等民主的诉求,而且对作为中国思想基本问题的天人关系问题,给出了创造性阐发,促使传统的宇宙观与道德观,向着新的世界观、社会观和价值观转变,为新思想新理论做出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奠基。这两部著作都带有中国传统文化所给予的“前见”,又因其所依据的思想资源、思维坐标与方法路径的差异,在理论上构成一定的对比与互补关系。对它们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并总结出成就与局限,足以为我们在今天的时代条件下“重启天人之思”,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天,人,仁,自然选择,社会选择,目的,信仰,批判

  

   距今120年前的1898年,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正式出版;是年,维新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位维新志士血染北京菜市口,翌年谭著《仁学》由梁启超在日本刊发。在人们的印象中,《天演论》讲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介绍和发挥;而《仁学》则是中国儒家“仁道”思想的新表达,如“揉佛儒”、“重心力”,“通天下”、“致平等”;这两部著作,前者为西学,后者属中学,不仅无内在联系,观点似乎还是对立的。其实,这两部著作在当时所体现的学术旨趣,是高度一致的,这就是为救亡和变法而阐扬西学、创新中学,努力将中西思想融为一体;其致思路向与基本观点,则既有相通相近之处,又有显著的区别,在一定意义上构成比较和对话的关系。

  

   一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对这两部著作的时代背景、写作动机、文字内容、中心思想、社会影响、学术地位等,都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研究,有些己有定论。应当说,这两部著作,特别是《仁学》,本来就存在着枝蔓芜杂的问题,以今天的学术认知及水平来看,它们的许多观点和论述,尤显简单粗疏,有些则明显陈旧了。那么,我们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两部著作所体现的问题意识及思考问题的方式,仍然给我们重要的启示和教益;它们的主旨及其所涉及的变法与革命、富强与文明、演化与进步、科学与道德、自然与人为、事实与价值、自由与平等、现代与传统、西学与中学、国家与世界等论题,更是远未过时,并且实际上成为支配中国现代学术的思考框架;其普世性的思想视野与价值意识,更是与我们今天所要建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脉相通。在这两部著作问世两个“甲子”之际,为了更为深入地理解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自觉地传承并创造性地转换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笔者拟从一个更具涵盖性和哲学意蕴的视域,即“天人关系”的视域对这两部著作的学术范式与思考框架的合理性及相关问题给予再认识,并以此纪念这两部著作及其作者。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思想最崇高的概念是“道”,并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 “天”可指人类头顶上的苍天,主宰一切的至上神,周行不殆的法则与秩序,包罗万象的宇宙。这样的天,似乎与“人”并不构成相对的关系。然而,感知和言说“天”的,却是人,即使天的先在性、恒在性或绝对性,也是由人意识和认定的。人生天地间,“参天地,赞化育”,为自己营造生活的家园,既感受着天地父母般的博大胸怀、威严与神秘[1],顺应天时地利,又体现出人自己的愿望与目的。人谈论天或研究天,就是要弄清天为何物及对人的意义。因而,对于人而言,“天人”关系才是根本性总体性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历史地形成的“家园”,及其“文化”与“政治”,既是天人互动和结合的产物,又构成了“天下”主要的乃至核心的内容。中国人早在原始宗教时期就产生天人之思,经春秋战国的诸子之手,天人关系问题遂成为中国思想学术的基本问题[2]。

  

   历史地看,作为人类家园的主体,最初却不是一个个独立自主的个人,而是由血缘关系维系在一起的家庭和家族。从众多家庭或家族中脱颖而出的最具影响力的家长或家族长,先后成为酋长和部落首领,某些有大功于部落的首领则被后人追封为“帝”“王”。在古人心目中,“帝者,生物之主,兴益之宗”;“因其生育之功谓之帝”[3]。“帝”如同天地之生育万物,能予民众以休养生息;“王”则是贯通天地人三方的贤明的领袖。然而,后来世袭王朝的帝王,尤其是秦始皇自封为“皇帝”之后的帝制时代的帝王们,虽然自诩为“天子”,却不可能再有古圣贤之德和公天下之心;只是由于他们统治着天下,垄断着对“天”的祭祀权和解释权,故而在世人心目中,也如“天”一般地高高在上并有了神圣性。这是政治意义上的天,改朝换代则是“变天”。但即使新王朝替代了旧王朝,政治意义上的“天”变了,只要天下的政治秩序一仍其旧,世人因循着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儒家思想依然引领着文化,那么,就仍然可以说“天不变,道亦不变”。

  

   中国历史的轨道,延展到19世纪中期,却遇到了空前未有的巨大变故,中国人不仅面临西方人的坚船利炮,还逐渐意识到,在中华帝国主导的“天下”之外,有一个过去闻所未闻的“西方世界”,在那里通行的是一整套异样的文化和文明。爆发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已经让以魏源林则徐为代表的那些“睁眼看世界”的士人和官员,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意识,但大多数官员特别是有权势的官员还醉心于“天朝上国”的尊荣,本能地维护着“祖宗之法”,同时也维护着他们对上是“奴才”对下是“老爷”的身份认同与生活方式,至于他们自己以及民众的另类活法,他们既无力想象,也不愿想象。又过了半个世纪,中国经历了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在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竟然败给一向在文化上处于跟随地位,向西方学习时间并不长的日本,朝廷还要与之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这剌激就非同一般了。于是群情激愤,不仅有各省举人的联名上书,还有都察院御史与地方官员的上奏极谏。而对于包括严复谭嗣同在内的许多维新人士来说,事情远非只是中日之间的胜败与战和的问题,而是民族己到了生死存亡之秋,“天”变了“道”也要变,“天下”也不能不变,中国人必须从根本上换一种新思想、新活法。然而,生活在这个老大帝国中的众多官员和百姓,依然处于懵懵懂懂、浑然不知的状态,即使有所忧虑的士人也未必真正懂得危机的严重程度和性质。于是,他们决心以言说乃至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态度。

  

   严复的《天演论》与谭嗣同的《仁学》,就是在中国历史的这一大转折时期,对作为中国思想基本问题的天人关系问题,所给予的新的阐发,涉及宇宙观、世界观、社会观和价值观。前者通过进化论的译述,对“天”与“天道”给予全新阐释,激励当时的中国人团结奋斗,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后者则认为“仁”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宇宙中连通万有的介质与力量,它能贯通一切而臻于平等,因而与之相反的那些造成隔阂与禁锢的各种网罗,就必须加以冲决和消除。

  

   在1885年这一年,严复就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多篇文章。《论世变之亟》开篇即大声疾呼:“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而“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皇权专制政治及尊君贱民之论,“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中国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转穷为富、由弱变强,就要效法西洋,变“国”为“斯民之公产”,使“王侯将相”成为“通国之公仆隶”;同时发起“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运动。这些在当时来说非常大胆的主张,都以进化论的“物竞天择”作为理论根据:“‘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夫如是,则一种之所以强,一群之所以立,本斯而谈,断可识矣。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众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 [4]由此“吹响维新变法思潮的第一波号角”,。而在当时社会上形成重大影响的,当然还数严复译述的《天演论》。

  

   《天演论》是严复对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在牛津大学讲演后修订而成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5]的第一、二部分的意译与节译。除自序外,上卷导言十八篇,下卷论十七篇;自“察变”始,至“进化”终,中间依次排列“广义”“趋异”“人为”“互争”“人择”“善(成)败”等等,系统地论述了包括自然与社会在内的“进化”理论,尤其是人类社会的进化问题与解决方式。内容主要译自赫胥黎,也引述斯宾塞,严复本人亦多有发挥铺陈,文后“案”语则是对他们观点的解释、引申或评论,既有赞扬,也有批评。《天演论》内容丰富,涉及面很广;就观点而论,撮其大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释天演。天演是天运即变化中之不变,天演为体,物竞天择为用。物竞者,物争自存,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其存必有其所以存:既得之于天分,亦离不开己能,与对周遭时空环境之适应,由此形成互济共生之生物界。

  

   二是论人治。天行人治,皆属天演。天行听任万物自竞,而人治则人为干预,去留、增删,全凭人意。人治乃济天工之穷,如园林台榭、电车铁舰,皆出于人的意愿与设计;但人本身属于天,且要借助自然之力,尽物之性。由此言之,人治亦可理解为天假手于人,“故假人力以成务者天,凭天资以建业者人”。人治施之于人类群体,犹如治园林,有害于人群者消除之,有益于人群者维护之,而端在“知治人之人,固赋于治于人者也”,即“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也”。为此就要倡科学、办教育,促成“智仁勇之民兴”,“群策群力之资”厚,“而后其国乃一富而不可贫,一强而不可弱也。”人群之道在于公道,其原则为“人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

  

   三是说文教学术。学术乃格物之学,旨在求真,重在验证。其中,逻辑、数学、化学、力学既精确且管用,而身心、性命、道德、治平之学,则有模糊的问题。赫拉克利特论“变”与“火”的学说是进化论源头,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则囊括物理人性气质生命,由此推断天人关系之原委,与中国儒学最为接近。但学术终究难以解决个人的生老病死和苦乐问题,且人类越是文明进化越会感到倦怠无聊,而又越发敏感,“前愈秾至,后愈不堪。及其终也,但觉吾生幻妄,一切无可控揣,而尚犹恋恋为者,特以死之不可知故耳。呜呼,此释、景、犹、回诸教所由兴也。”释即佛教对宇宙人生似更能彻底洞察。

  

《天演论》对中国传统的天人关系,给出的显然是具有革命性的解释,一方面,“天”的神圣性和人格化被祛除,天的变化即天运被突出,“天”与“天道”由此而自然化,而包括“天行”与“人治”在内的“天演”就是“天道”,这个普遍的道,既支配着生物界,也支配着人类世界。至于遥不可及、无法观察的整个宇宙或宇宙之因,则只能谓“不可思议”;相应地,“人”也被经验性地考察和认识。人无论把自己想象成什么,他事实上是由动物进化而来,且永远具有生物性,因而必定体现自然选择的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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