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菁:探析转型时代的经济学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2 次 更新时间:2016-12-25 23:47:18

进入专题: 经济学家  

郦菁  

一、我的经济学家研究


   每次在学术会议上,我都会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向同行们解释我的专业和研究方向?一来,我本科和硕士接受了比较系统的经济学训练,但博士转入了理论视野正相反对的社会学,毕业后又阴差阳错地在政治学系谋到了一份教职。在社会科学几个最主要的门派里兜兜转转一大圈之后,学问虽没有长足的长进,在各个场域也始终处于边缘,但对于学术职业本身的逻辑和状态,以及学科如何建构自己的边界、管辖权(jurisdiction)、主导范式和方法话语,倒是有更多反思的机会。这种边缘人的身份和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以及之后有关知识职业和知识建构的研究也许有一种隐秘的联系。

   二来,我的博士论文《驯化职业: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经济学家与国家》也绝不仅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职业研究,而是希望回答一个更为宏观的政治社会学问题,并从另一个侧面来理解中国经济改革。这个也许并不成功的野心,在实证研究的过程中也带我带来了不小的麻烦。碎片化的证据促使我转而使用多种定性研究方法,最后只能像拼图一样,试图依稀描绘经济学家职业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国家的角色。于此同时,我还面临一个如何在方法论原则和实践之间达成妥协和平衡的棘手问题。所有这些左支右绌的尴尬局面、几多纠结转折的关键时刻,也许值得毫无保留地和大家分享。

   概要言之,我的博士论文有两重任务。首先是描述的任务,即经济学家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职业从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在咨政、学术、公共空间和业界这四个场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特别是其权威和管辖权的迅速扩展以及后来面临的质疑、制度基础的变化以及职业内部(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与职业之间(经济学家与其他学术职业)关系的起落偏畸。

   第二是解释的任务,即为何国家,而非市场的力量、或者是以美国市民社会主要职业为理想类型的“职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轨迹”,才是三十年来不断型塑、征用和改造这一学术职业的重要动因,尽管在很多时刻,经济学家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扩展自己的职业边界。在此过程中,国家本身在合法性基础、权力结构、政策范式和国家—社会关系等方面也发生了显见的变化,并最终投射到了职业变迁的路径中。

   我区分了三个时期,或言改革的政治周期来讨论国家如何塑造经济学家职业。从1978年到1989年,经济学在学科和组织层面得以恢复,初步形成一个“改革经济学家”的广泛共同体。由于国家内部的竞争和制衡,这一广义的经济学家群体在政治上倏然上升,突然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空间,成为了部分政治精英的盟友和改革理念提供者。但当时的改革方案尚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所谓“定向的自由化”(directional liberalism),在学术领域仍是政治经济学占优,提供既有体制内部改革的方案。

   而从1992年到2001年,经济学家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职业化过程。全面市场化的方案、国家内部政治精英的统一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改变使得一部分改革经济学家从盟友下降为技术官僚,另一部分则进入了制度化的学院体系,并推动了西方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有意思的是,国家出于合法性等考虑,支持或至少是默许了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携新自由主义话语占领不断生长的公共空间,尽管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大。而新生的资产阶级也远没有如想象中那样把经济学家作为可靠的话语联盟。最后,2002年之后,经济学家经历了改革以来最大的挫折,职业身份转而分裂并多元发展。这主要是由于国家—社会关系的恶化导致话语重新回摆到“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国企整合与社会政策的发展部分取代了市场化与私有化方案。经济学家首先在公共空间遭受激烈批评,某种程度上成为国家政策的替罪羊。在政策参与上进一步受制于逐渐制度化的“三圈层”体系,在学术体系内部则面临学科内外的多重挑战,尽管在业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研究缘起

  

   最初我选择“经济学家”这一议题,更多地是对此前学术训练的逆反心理,因此虽有一腔因愤懑和困惑而生的热情,但不免意气夹存,理念先行。在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开始博士训练之前,我已经在复旦经济学院盘桓了七年。这关键的七年可以说是笃信后萨缪尔森一般均衡体系、并全盘接受新自由主义政策方案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声音最大的时期。彼时,他们(很少有她)仿佛就是那个时代的良心。看到意气风发的经济学教授们在讲坛上指点江山,从容陈论,我幼小的心灵对于所谓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市场和价格机制的万灵药以及最小政府论充满了深深疑惑,虽然当时并没有替代性的理论资源和话语可以在内心做一场假想的辩驳。与其仰慕资本和经济学家不断上升的荣光,我似乎更关心社会另一部分的破碎和下沉。农村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普遍破败、社会主要群体之间的急遽分化、资本主义原始逻辑的野蛮生长,都困扰着一个懵懂又晚熟的青年:这真是经济发展必要的、可以被暂时搁置的代价吗?我们这是赶上一个最好的时代了,还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所幸的是,当读到波兰尼的《大转型》和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时,我为之一振。前者批判了市场通过“虚构商品”和人造的竞争秩序把社会共同体连根拔起,时时抛入危险的境地,并指出经济学作为“形式”而非“实质”理论的内在荒谬;后者则展示了一种有关“结构”的想象力,并引入了权力的视角。凭着这两三本书、一股赌气般但又对象不明的怨念以及对于社会学的各种文艺青年式的单纯恋爱,我跨过了大洋,也跨越了一个学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中国当下的问题,一定首先是经济学本身出了问题。但是一朝进入社会学之后,我幡然领悟到,光做些云山雾罩的理论清谈在美国是根本无法毕业的。问题马上就来了:我到底要研究什么切实的问题呢?并要用什么理论资源来组织叙述,用怎样的实证方案来实现操作?说话间又是彷徨的两三年,在俾夜以昼的修课和资格考中过去了。

   大约在博士第三年结束的时候,我终于回过神来,也有了些许的底气。当时首先想到的是,通过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的路子来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话语、技术和方法神话。但是系里这一块比较弱,没有合适的导师,再说这种路子对英语表达和理论的要求也相对较高,心里不免也有些犯怵。另外,这一类研究在最近十年已日益机巧,很多作品丧失了对于宏观政治经济过程的关注与切入。权衡之后,我暂时放弃了这一路径。当然,专擅科学社会学、组织和文化的Elizabeth popp Berman老师最后进入了我的论文委员会,细致入微地帮我梳理了论文中的诸多逻辑问题,至今我仍感激不尽。

   与此同时,我更被Richard Lachmann老师的历史比较研究和政治社会学的路径所吸引。此前我亦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跟着他阅读了近代西方国家建构的文献。这看似和我的经济学家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此中有关不同群体(包括精英、社会阶级和其他国家内外的行动主体)如何在结构和制度的制约下认知利益、权衡行动、合纵连横并改变权力对比图景的部分,的确使我玩味了良久,并且现在看来,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并且,历史社会学对于重要历史节点“变化”的敏感性以及分析“变化”的手法也深刻型塑了我此后的研究思路,尽管我关心的还是当代问题。所以,正式开题之前,我对博士论文的设想是:考察改革以来经济学家对于经济政策的参与和型塑,特别是市场建构、私有化方案、社会福利网络的改造和国企改革等新自由主义政策。其中,重点可以落在:经济学家通过何种制度基础和政治网络被编织到政策过程当中,他们与国内官僚、政治精英的角力,与国际学术共同体、国际组织与资本之间的关系,理念与政策之间的关系等等。

   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方案很快被论文委员会否定,而原因是操作性(我的其他两位导师是陈澄和Aaron Major)。比如Lachmann教授认为,中国政治过程相对的封闭性是一个很大的限制,访谈并不足以建立足够的证据链,而文献与档案材料也十分缺乏。回头来看,这一批评是相当中肯的,避免了我陷入实证的僵局。我当时还十分欣赏西北大学Monica Prasad教授有关美、英、德、法四国新自由主义政策过程的比较研究,觉得自己也可以依样画瓢,但数年后和她攀谈才知道,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美国档案是保密二十年之后才逐渐公开的,且在她持续给当局写信数年的情况下才得以观览。如果我如法炮制,虽然也并非一无所得,但肯定是为自己挖了一个大坑。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调整方向呢?所幸手头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模板,即Sarah Babb的《管理墨西哥:从民族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Managing Mexico: Economists from Nationalism to Neoliberalism)。与Prasad等关注政策片段(policyepisode)的社会学家不同,Babb转而关注上世纪五十到八十年代墨西哥经济学家本身在理论资源、政策理念和职业制度基础等方面的重大转变,以及这背后历史情境的变迁。

   她当然也用了很多访谈和档案材料,但是核心的证据是对于经济学专业毕业论文的内容分析。我的直觉告诉我,这类研究完全可以在中国语境中展开,且一定更复杂更有趣。从政策过程转向职业轨迹,基本就等于给自己卸了一百斤的担子,现在可以试着挑一挑了。

   与此同时,我还有幸读到了MichaelReay有关美国经济学职业的最新研究。他对我最有启发的一点是:经济学家作为我们时代的神甫,相比其他学术职业的工作领域和权威建构要广泛的多。由此我想到,也许研究的焦点并不必要局限于政策过程,比如公共空间、学术领域和实际经济部门中经济学家的角色同样重要,且发展逻辑很可能不同。这个方案2.0获得了导师的支持,但回想起来,背后仍有一个很强的预设,即中国经济学家毫无疑问变成了Fourcade等所说的“全球性职业”(global profession),而他们也的确深刻影响了政经过程。换言之,他们的政治和话语力量可以匹敌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行动者。

  

三、访谈及其技巧


   在博士第四年结束的时候,我带着这个开题报告回到了国内进入田野。前后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我碰到了很多意料之内和意料之外的问题,并在自己的资源和时间所限的范围内尝试加以解决,虽然很多时候并不成功。尽管如此,在此过程中还是不时有惊喜,也积累了些许操作经验。

   首先,我最初的设想是以访谈作为重建经济学家职业变迁的最主要的实证来源,并且以更了解整个职业的全貌和发展历史、拥有多重社会网络和信息量的精英分子为重点。并且,我计划通过让前期采访对象列举他(她)们认为最重要的经济学家来建立一个访谈对象库,再从中选择。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我不得不往后退了很多步。

才过了一两周我就发现,经济学家,特别是其中的头面人物,哪里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博士候选人可以轻易约见的呢!即使我动用了此前在复旦经济学院建立的部分学术网络,也联系到了不少知名经济学家,但问题却是,这一人群社会活动繁杂,报酬常以小时五位数计算,几乎没有时间应对。于是,在帝都徘徊了月余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经济学家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综合 > 学人风范 > 当代学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2653.html
文章来源: 学术与社会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