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菁:历史比较视野中的国家建构

——找回结构、多元性并兼评《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2 次 更新时间:2016-09-28 19: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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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菁  

   【内容提要】赵鼎新的《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接洽了历史比较研究暌违已久的传统,而本文试图评述此书来探讨研究方法和中国国家建构的问题。在方法层面,此书基于“宏观观照下的机制研究”,对于美国社会科学主要关注中层理论和机制研究的局面是一个重要反动,转向历史情境和宏观结构的充分开掘,关注一组而非单个机制的作用,突破了狭隘的“科学”研究方法。在问题层面,此书分析了中国历史中独特的权力结构,避免用西方的历史过程来理解中国,从而为进一步认识中国国家建构的独特路径理清了地基,理论上支持了国家建构的多元性。最后,本文对于此书的批评主要包括:结构决定论和能动性的不足、没有处理结构变迁、没有关注中国国家建构中规范性的面向、缺乏多元传统和异质性,等等。

   【关键词】历史比较研究 宏观观照下的机制研究 国家建构的多元路径


一、引言

   历史-比较研究(historical-comparative studies)在社会科学中遽然中兴,并成为一种独立的方法,培养了数代学者,当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①、《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②、《世界体系理论》③等书措意于蒂利(Charles Tilly)所谓之“大结构、大过程和大比较”,尤为关注国家建构、政体选择、阶级关系等宏观变量。④80年代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等通过《找回国家》一书,更是带来了历史比较研究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虽然用心之处已从结构逐渐转为制度。⑤然而未可预知的是,80年代后期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的“文化转向”兴起,“话语”、“文化”、“意义网络”等很快代替了对于阶级、国家和世界资本主义命运的总体思考。就连作为文化史家的休厄尔(Willam H. Sewell Jr.)在《历史的逻辑》一书中,也着意批评了同行们在智识上对于社会宏观变迁的放弃,因而需要把“结构”找回来。⑥

   在这个意义上讲,赵鼎新的《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以下简称“赵书”)一书正是接续了历史比较研究早期的“结构”路径,也一并继承了那种湮没已久但元气淋漓的气象。全书试图回答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首先,中国历史呈现了怎样的总体模式(overarching patterns)?这些模式是在哪一关键时期形成,其故维何?第二,这些模式在其后又如何型塑了历史的走向,且一再占据主导地位并复制自身?这两个大问题,涉及大过程,暗含着大比较(特别是与西方的比较),是大多数当代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不愿也无力冒险尝试的。

   对于前问,赵鼎新的答案是一个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合二为一、军事权力为政治权力所驾驭、经济权力在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的“儒法国家”(Confucian-Legalist State)。这一模式发韧于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频繁而不具摧毁性的战争(frequent but inconclusive war),战争驱动型理性形成(war-driven rationality),促进一系列权力结构调整和制度实验,直至秦汉不断完善国家制度建设,大体形成儒法国家。⑦有宋一代,文官制度最终完胜,豪强精英衰弱,中国终成“儒教社会”(confucian society)。⑧对于后问,赵鼎新又继续考察了中国历史中的“小传统”,比如草原政权的持续入侵、释道传统和民间宗教的多元遗产、儒家内部的思想变革和市场经济的兴起。这些小传统非但没有挑战儒法国家的主导地位,反而被吸收、控制或消解。⑨

   本文在试图解读《儒法国家》一书的基础上,继续探讨以下问题:第一,本书在方法论上有何重要贡献?如何与既往文献对话?如何与历史学研究对话?第二,在本书的基础上,如何重新探讨国家建构多元性的问题?最后,本书有何疏漏?如何运用历史比较研究的新进展和新路径来进一步打开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局面?


二、“宏观结构观照下的机制研究”

  

   和大多数历史比较研究类似,赵书主要依靠二手文献,特别是历史学家的工作,因而其主要贡献必然不在材料,而在方法和理论。此节先举方法之一端。

   在导言部分,赵书已开宗明义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取向,即一种“宏观结构观照下的机制研究”(macrostructure informed,mechanism based study)。⑩这一说法大约包含了两层意思。首先,赵鼎新显然要批判当下社会科学“机制”泛滥的庸常情状。把“机制”作为研究的重心,和美国五六十年代“中层理论”(middle-ranged theory)的兴起关系莫大。彼时美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已趋稳定,跨阶级的社会共识达成,进入瑞吉(John Ruggie)所说的“嵌入型自由主义”阶段。11在此情境下,默顿(Robert. K. Merton)等提倡从莫知涯际的宏观理论(比如结构功能主义)转入更重实证的“中层理论”。12在操作中,大多数的中层研究关注“美国问题”,受限于美国既定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而对于机制的追索与“发明”,是中层理论的核心内容。

   “机制”实则是一套具体的因果关系。机制与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的差异在于,机制的作用受限于一定的时空和社会结构,但是更易在实证上操作和证明。换言之,大多数机制研究只能在中层理论的层面上展开,所得之结论也为具体背景所限。吊诡的是,在大多数的“机制”研究中,“背景”或者说“结构”,大都被遗忘或刻意隐匿,甚或是当做不经反思的研究起点。此处单举一例,或可足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普特南(Robert Putnam)在其名作《独自打保龄球》中提出了一个看似合理的机制:电视机普及和妇女进入职场的趋势导致了“托克维尔式”的市民社会衰落。13美国民众转而在家独自看电视,而不是一起打保龄球,妇女也不再组织社区活动,从而导致社会组织解体和政治参与的下降。然而,正如鲁斯麦耶(Dietrich Rueschemeyer)指出,同时期的北欧国家同样面临电视和妇女就业的冲击,但由于政党结构和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对于妇女就业的制度性支持,社会组织和政治参与不降反升。14这一例子充分说明,一定的机制只在特定的“背景”或“结构”中起作用,而结构的多元必然导致机制开展的多重路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法国家》在方法上的贡献才得以凸显。赵鼎新的机制研究是在充分研习和观照中国社会独特“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不是普特南式(以及大部分定量和一部分定性社会研究)脱离结构的机制。可以用原书的第一部分为证。以往主流的国家建构理论如蒂利、唐宁(Brian M. Downing)等都强调战争驱动“竞争”和“自然选择”,并促进了一系列中央集权和理性化的制度建设。这无疑是以西欧为主要背景。15赵书固然接受了战争驱动竞争和理性化的总体机制,但着力点却是,在中国特定时空和历史情境中,这一机制展开的不同路径,或在“不同社会结构条件下不同的制度化方式”。16所谓不同路径,大体包括:国家建构过程中强制手段的积累最为重要(而非西欧强制手段积累、资本积累组合形成多种模式);大一统的帝国(而非西欧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政治权力及其载体(国家)的独大(而非西欧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权力抗衡),等等。相比之下,许田波在《战争与国家形成》一书中固然也试图回答类似的问题,但她为了形式比较的任务而忽略了情境,所找到的机制如“自强改革和外交策略”等,不免各种颠倒舛错。17

   “宏观结构观照下的机制研究”的另一个意涵是,不仅要考察单个机制,更要推究一组机制如何起作用,相互间的关系又如何,在特定的结构中如何表现,结晶为何种总体模式(pattern)。按照赵鼎新的说法,寻找单个机制在社会科学高度发达的今日已成为一项趁手易事,而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过度决定性”(over-determination),即很多机制都能解释特定的社会现象,也能找到实证证据,从而使排除替代解释和确定因果关系成为烦难之事。18为了提高理论解释力,毋宁要解释一组相关的机制。因之,建构理论的主要任务就从辨析和排除替代性解释/机制,转为考察不同的机制如何在同一“结构”内部相互作用。如此,对于特定历史现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解释就不再是非此即彼的,而可以在“结构”的统摄下共存。

   行文至此,笔者则需要指出,赵书在机制(mechanism)、结构(structure)、模式等概念的使用和相互关系的论述上仍是模棱两可的。机制固然是因果关系。“结构”在书中很多语境中指涉“权力结构”,即政治权力早熟并统摄军事和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边缘化的“结构”;但在另一些语境中似乎又包括更为广阔的内容,如地理环境和地缘政治格局(特别是关于草原政权的讨论)、儒家文化与国家建制、社会主要群体之间的关系,等等。而对于“模式”,如中国历史呈现的“总体模式”,则显然缺乏解释。此处且试论三者之间的关系:机制嵌入特定的结构中展开因果关系;一组机制在结构中纠缠、互动,共同作用,形成长期稳定的模式。尽管可以这样理解,但赵书仍无法解决以下问题:结构是多元的,还是一元的?在同样的基本机构中,机制作用的组合,是否能产生不同的模式?积累的结果,是否可能导致结构本身的变迁?通过何种途径?对此,笔者将在本文最后一部分讨论。

   最后,通过“宏观结构观照下的机制研究”,《儒法国家》在操作层面也意味着两个转变。一是对于历史情境和宏观结构的充分开掘。这无论对于社会科学还是历史学研究都是一个重要提示。如前所述,社会科学病在忽略情境和结构的孤立机制;而历史学的问题恰是执着于“以史带论”,虽有情境,但缺结构,很多时候耗散在多元的历史叙述和话语中,很难明确因果关系。某种程度上,《儒法国家》提供了一种社会科学与历史相遇的方式。斯考切波和索莫斯(Margaret Somers)曾提出历史比较研究的几个重要目的,即宏观因果分析(macro-causal analysis)、对于一般理论的平行展示(parallel demonstration of theory),以及情境的比较(contrast of context)。总体来说,社会科学更倾向于因果分析和理论展示,而历史学更接近情境比较。19《儒法国家》显然把三者揉粹在一起。

二是所谓“科学”实证方法的局限。比如1994年出版的名作《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勾画了一整套实证设计和检验的标准方法(所谓的KKV方法)。20但这些“方法想象”无法解决赵书所面临的问题,即如何观照与分析结构本身?如何构建机制与结构之间的关系?在无法使用“科学控制”的情况下,如何分析一整套机制的相互作用?赵鼎新也坦言,本书无法验证一个系统理论,而只能提供一个历史叙述的话语;且“由于本书中一些历史的曲折复杂之处无法解释(explain)而只能说明情境(contextualize),我的历史话语也包含很大一部分阐释学(hermeneutics)”。21参看此后的实证章节,春秋战国部分似乎更接近标准的解释工作,而从秦汉以降的章节,似乎更多的是对历史情境的说明,对二手文献的解读和阐释,举出重要的历史实例,以及斯汀奇科姆(Arthur L. Stinchombe)所称之“深度类比”(deep analogy)。22当然,也许把这一套方法含糊地冠以“艺术手法”(art)是不够的。希望赵教授本人或其后的实证研究能提供一个更为清晰和精细的论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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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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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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