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向阳:浅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的问题导向及其辩证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67 次 更新时间:2016-12-20 19: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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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向阳  

   内容提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应对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事业现实问题的总体规划,体现出鲜明的问题导向意识。对包括陷阱问题导向、根本问题导向、短板问题导向和利益问题导向在内的要素进行深入解读,不仅将为有针对性地推动改革、完善政策提供参照,而且有助于加深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整体思路的准确把握,进而为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升华创造条件。

   关 键 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问题导向/辩证法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是坚持问题导向的治国理政总方略、总战略。2015年3月29日,习近平在会见博鳌亚洲论坛第四届理事会成员时指出:“两年多来,我们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坚持问题导向,逐步形成并积极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方略,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1]2016年1月2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0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再次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是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总战略。”[2]

   时下,随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进入实施阶段,对其内涵与整体思路的解读也开始引起诸多学界同仁的关注。在此,本文尝试从解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包含的问题导向入手,对其涉及的具体问题进行系统整理,进而提炼出其中蕴含的方法论内容,为深入把握其思想内涵提供依据。具体而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包含的问题意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陷阱问题导向,发现和跨越陷阱

   任何一个战略性布局,其目的就是未雨绸缪地发现战略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陷阱问题并制定出相应对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要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的各种潜在陷阱,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跨越陷阱。

   第一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一词最早出现于世界银行2006年发布的《东亚经济报告》,是指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特别是达到6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增长速度下滑,使人均GDP长期甚至几十年徘徊在6000美元~10000美元,由此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习近平非常重视这一陷阱,他在2013年11月2日会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时谈道:“我们对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抱有信心。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3]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时又强调,我们必须认识到,从发展上看,主导国家发展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只有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4]30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时再次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5]李克强更是关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从2010年以来,他几十次谈及此问题。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明确指出: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今后五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阶段,各种矛盾和风险明显增多,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科学发展,妥善应对挑战,使中国经济这艘巨轮破浪远航。[6]

   第二是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这一陷阱并不是修昔底德本人的发明,而是进入21世纪后一些西方学者面对中国崛起而创造出来的概念,目的是遏制中国。“修昔底德陷阱”的基本含义是:一个崛起中的新兴强国必然对古老的霸主国家发起挑战,从而造成世界范围的战争冲突,就像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和斯巴达。一些西方国际政治学家据此认为,中国就是那个挑战国际秩序、造成麻烦的“雅典”,西方国家应该联手制约中国。这显然是一种基于西方零和博弈思维而引申出来的推论。事实上,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中国的发展和成长都是一不靠霸权手段、二不靠战争方式,而是致力于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模式的双赢式和平发展道路。2014年1月22日,美国《世界邮报》刊发了对习近平的专访,其中习近平专门谈到,在当今世界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时,我们都应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2015年9月习近平在访问美国时也多次谈到这一问题。9月22日,习近平在西雅图欢迎晚宴上表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7]

   第三是跨越“党大还是法大”的政治陷阱。2015年2月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我说过,‘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要明确予以回答。”[8]34我们的回答是: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们的法治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最大的区别;那种试图把共产党排除在法治体系之外的“宪政民主论”是带有强烈政治目的的,是必须予以坚决反对的;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个方面,无论是立法、执法、司法过程,还是监督过程,都要坚持党的领导。当然,我们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伪命题,是把党作为一个执政整体而言的,是针对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而言的,不是指某一个具体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对各级党政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权大还是法大是一个真命题,每一项权力都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行使。

   第四是跨越福利陷阱。2013年10月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和供应体系建设进行第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处理好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市场化的关系、住房发展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关系、需要和可能的关系、住房保障和防止福利陷阱的关系。[9]所谓福利陷阱,就是一旦社会保障水平超过一定界限,就可能产生这样一种局面:个人不用勤奋工作、努力劳动,只要靠社会保障就能够保证相当不错的生活水平,公共服务和公共保障就会蜕变为养懒汉的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既有欧洲一些国家出现的高福利陷阱,也有拉美一些国家出现的中低福利陷阱。一些发展中国家忽视发展的阶段性,搞福利赶超,一些人宁愿吃补贴也不愿劳动,致使好逸恶劳的现象大量滋生,使得社会失去了生机和活力;一旦经济出现下滑、福利水平下降,就会引发社会动荡、示威游行。在中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一定要立足国情,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利用好市场机制的作用。

   第五是跨越“塔西佗陷阱”。2014年5月,习近平在指导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意味深长地提到了著名的“塔西佗陷阱”。他说:“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予负面评价。”[10]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对准焦距,找准穴位,击中要害,推出一批能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突破“中梗阻”,防止不作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通过全面依法治国,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在每一项法律实施过程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切实纠正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把有可能将党和人民群众隔开的无形墙推到,夯实党执政的基础。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之风,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11]124

  

二、坚持根本问题导向,抓住关键环节解决问题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抓住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轴,即经济体制改革。“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确理解这一关系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学理论和历史发展的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的最有效率的形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要求: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凡是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凡是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就是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第三,两者应当有机结合起来,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是相互促进的。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1999年3月28日《纽约时报》发表的题为《世界的宣言》的文章中指出:“如果离开看得见的拳头,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绝不会发生作用的。麦当劳的兴盛离不开麦道(F15战斗机生产商),为硅谷科技开路的看得见的拳头,叫做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12]98对当今美国政治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芝加哥大学教授施特劳斯在1952年撰写的《自然权利与历史》中也明确指出,“看不见的手”如果得不到利维坦①的支持,只能是软弱无力的。[12]98欧洲极负盛名的金融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代成员之一、哈佛大学历史与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艾玛•罗斯柴尔德在2013年11月8日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强调,看不见的手需要国家调控。她说:“不能单纯地把‘看不见的手’和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作为斯密整个经济思想体系的代表。斯密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倡导并非绝对,他相信在一定形式上需要政府调控。”[12]972016年3月5日,习近平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关键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该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该政府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13]这就从根本上、从辩证法的角度很好地回答了如何解决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根本性问题。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抓住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问题,即党和法治的关系。习近平对此非常重视并多次强调。2014年10月20日,习近平在向十八届四中全会作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他还指出:“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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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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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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